一、理论简述

   目前，在对世界各地区前国家复杂社会的研究中，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leadership strategy）备受关注，而建立远距离交流网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精辟地指出，表达身份与等级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种“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从物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大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现身份地位的形式，有效强化了社会上层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

   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活动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还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们的亲身长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她指出，社会上层们亲身做实际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她还特别指出，神秘知识远距离交流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是两地器物形态有差别，但反映的理念相同。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笔者曾对此进行过简单讨论。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交流网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二、主要物证

1、红山和凌家滩

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最生动例证。两地玉器特殊的相似性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归纳起来，意见比较一致的相似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和石钺。此外，笔者曾提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枭形勾云形器”很可能是同类器物。最近有学者提出，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玉凤”实际为同类器物，此说颇令人信服。

左：凌家滩玉人  右：红山文化玉人

左：凌家滩玉龙形器  右：红山文化玉猪龙

凌家滩玉鹰

红山文化玉枭面勾云形器

左：凌家滩玉双联璧  右：红山文化玉双联璧

上述玉器多具有特殊的内涵，是当时的宇宙观的载体，很难想象，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相隔千里的两地会形成如此相似的宇宙观并均用玉器这种特殊材质来表现。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可见社会上层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当时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关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神秘知识。

2、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筒形器

黄翠梅和郭大顺详细论证了红山文化和凌家滩共有的斜口筒形器为龟甲的抽象表现形式，并敏锐地指出大汶口墓葬中常见的象牙和骨制筒形器是具有同样内涵和功能的器物。

认定此类器物是龟的抽象形式有以下证据：1）一些筒形器的形态明显模仿龟甲。2）大汶口筒形器内经常放置骨签，这与凌家滩玉筒内放置玉签的情况相似。3）大汶口文化的筒形器均放置在墓主人头上或腰部附近，与红山和凌家滩墓葬内玉筒形器的摆放位置相同。

左：凌家滩玉筒形器  中：红山文化玉筒形器  右：大汶口文化骨筒形器及骨签

大汶口文化随葬骨牙雕筒的墓葬多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很明显，自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开始，筒形器就已经成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的重要仪式用品。

此类筒形器的使用者不仅限于大汶口、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上层。

西坡墓地大型墓葬M17中随葬1件象牙筒形器，虽然已经残破，但仍然保持了一端粗、一端细的基本形态。该墓被近代墓打破，未见墓主骨骼，由出土位置看，此筒形器应是放置在墓主腰部的，与上述其他地区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一致。在筒形器边，出土骨簪形器两件，有可能是与之配套的骨签。

大溪文化的大溪遗址也出有象牙筒形器，一端粗，一端细，与其他地区的筒形器非常相似。M81则随葬有龟甲。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中至今未发现此类筒形器，但嘉兴南河浜遗址M27中出土两件陶龟。

筒形器的分布

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和与龟灵崇拜有关的器物在不同地区大型墓葬中的出现，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各地筒形器的材质和形制各有特点，应是本地制作，社会上层交流的是与龟灵崇拜理念和仪式有关的各种高级知识。

3、大口缸

大口缸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广泛流行是交流网形成的另一重要物证。

属于此阶段的大汶口、刘林、大墩子等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大墓中常见大口缸。其中刘林M185有随葬品25件，包括獐牙、绿松石坠等特殊器物。大墩子M44随葬品53件，大口缸放置在墓主左足下，其他随葬品包括獐牙器、两副内放骨签的穿孔龟甲和石钺等，并有殉狗一只。

崧泽文化中，崧泽、南河浜等遗址均出土有大口缸。东山村遗址随葬1件大口缸的M91有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少卿山M2随葬大口缸1件，该墓受过破坏，随葬品仅余4件，但周围有红烧土痕迹，底部有“朱红色粉末铺地”，应是等级较高的墓葬。毘山、福泉山、张陵山等遗址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过渡期的墓葬中也随葬大口缸。福泉山M151和M139各随葬1件大口缸。M139有随葬品47件，为墓地最富有的墓葬之一，其墓圹东北角放置一年轻女性，“状似跪着倒下的样子”，被推测为人牲，大口缸就放置在其身边。

左：西坡墓地大口缸  右：东山村墓地大口缸

左：河南临汝阎村庙底沟时期大口缸上的鹳鱼玉钺图  右：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崧泽文化陶质钺模型

凌家滩遗址87M14墓主脚下有大口缸1件，该墓随葬品53件，包括玉器23件。该遗址最大墓葬07M23随葬品共计330件，墓主脚下棺外也放置1件大口缸。

薛家岗M44墓主脚下放置大口缸1件，有随葬品45件（组），包括13孔、11孔、5孔和3孔石刀、朱绘石钺等特殊器物，为墓地中最高等级墓葬之一。

西坡墓地规模最大的两座墓葬M8和M27均在脚坑中随葬一对大口缸。M27大口缸唇部有残留的朱砂痕迹，缸内发现了有涂朱砂麻布印迹的泥块。推测此缸下葬时曾用涂有朱砂的麻布封闭。

各地区的资料显示，大口缸很可能是与社会上层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各地大口缸应为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大小相近、摆放位置相似，应是相互交流的结果，交流的内容不是大口缸的成品，而是与之相关的社会上层葬仪和祭祀礼仪。

4、钺

以斧、钺随葬的习俗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即已流行。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墓葬用钺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首先是钺的“仪仗性”加强。装饰钺柄成为流传颇广的风尚就，此外，玉这种珍贵材料更多地被用于制钺。东山村、凌家滩、薛家岗和西坡的大型墓葬中均流行随葬玉钺。大溪文化桂花树遗址出土有玉钺，应该来自墓葬。精美的装饰和珍贵的材质都是突出钺的“仪仗性”的重要手段。

其次，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多件钺。东山村M90随葬5件大型石钺，凌家滩87M4随葬玉钺8件、石钺19件，87M6随葬石钺32件，07M23随葬玉钺11件、石钺近50件。薛家岗M44随葬玉钺1件，石钺8件，西坡M17随葬石钺1件，玉钺2件。

仪仗性的加强和随葬数量的增多均表明，钺已经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制度。各地区对钺的重视固然有本地传统的影响，但社会上层的交流无疑也是钺在很大范围内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权力符号的重要原因。

5、象牙器

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在社会上层墓葬中的流行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色，其中象牙器颇引人注目。

象牙这种珍贵原料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被用来制作精美的用品。在我们讨论的时期，除了上面谈到的筒形器和镦外，象牙还被用以制作其它饰品。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象牙制品最丰富，除流行牙雕筒形器，还有梳形头饰和“琮形器”等。三星村墓葬除牙镦外，还出土有柱形器25件和簪5件。M39墓主头骨下出土1对象牙簪。大溪遗址M189随葬与大汶口象牙“琮形器”相似的双环形耳饰和残象牙饰，该墓随葬品48件，其中仅玉锥形器就有35件。该遗址有的墓主头枕大象牙。

象牙镯则在多个地区流行。福泉山崧泽文化M11墓主右臂套象牙镯4件。西坡墓地儿童与成人合葬墓M11中，儿童右臂套象牙镯1件。大溪遗址墓葬中出土有象牙镯5件。

全新世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华南和长江流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第一期地层中出土亚洲象第三臼齿1件，可能标示了亚洲象自然分布的北界。黄河流域象牙器的原料、甚至成品很可能通过远距离交流从南方获得。

上述考古资料清楚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在这一网络中交流的可能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最神秘、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各地的社会上层积极参与到交流中，以获得本地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想象，考古资料所能揭示的只是交流的部分内容，当时发生的交流一定更加深入和广泛。

三、交流方式、特征和意义

上述远距离交流的具体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学者非常重视社会上层亲身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最神秘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游学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也是必须的英雄经历，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直接交流。红山和凌家滩玉器表现出的特殊相似性，就是直接交流的有力证据。有学者提出大汶口文化在红山和凌家滩之间扮演了“击鼓传花”的中介角色。但大汶口文化中未见玉人、鸟猪合体器、玉猪龙、回首“凤鸟”等红山和凌家滩共有的重要器物；筒形器均为骨制或牙制，形态与红山和凌家滩玉筒形器有差别；玉器在随葬品中的比例很小，与红山“唯玉为葬”和凌家滩以玉器和石器为主要随葬品的风尚迥然有别；缺乏宗教气息浓厚的遗物和遗迹。因此，大汶口文化虽然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但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上层只有发生直接的交流，才能达到如此高的相似度。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N16M4随葬的玉人、玉筒形器、“玉凤”和玉环均为与凌家滩有密切联系的器物，尤其引人注目。有理由相信，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很可能进行过互访。

这一交流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各地区的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虽然交流形成了很多传播广泛的“时代风尚”，但各地区仍然走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

第二，各地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没有明确的中心。有些地区在某些知识的传播中可能占据了中心和主导地位，如大汶口文化可能是与龟灵崇拜有关知识和仪式的传播中心，但总体而言，各地区间的交流是自愿和平等的。

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并强调其形成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因为资料的限制，他列举的考古证据主要是各地区陶器形态的相似性。新的考古资料显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或“最初的中国”初步形成，这一以各地区因密切文化交流导致的文化精粹共享形成“最初的中国”接近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 “最初的中国”

      这是中国史前时代的重要事件。从此“最初的中国”形成的角度，而非“在现代中国疆域内出现符合西方学者制定的标准的‘国家’”的角度观察，可以认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事实。

（全文刊于：《文物》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此处经删减，全文阅读请点击：http://www.kaogu.cn/cn/xueshuyanjiu/yanjiuxinlun/qita/2015/0430/50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