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京语言大学的路文彬教授公开宣布：停招博士生。原话不长，但字字扎心——“鉴于学术生态愈发恶劣，且难以毕业和就业，本人决定就此关门大吉，不再招收博士生。也奉劝各位硕士不必再读博士，远离伪学术。”一个培养了几十年研究生的博导，最后用“关门”来表达态度。我认识路老师，但这并非给他点赞的理由：学道沦丧，教职已经成为良心的刑场。

    最近一段时间，自然学科那边很是热闹。耿同学在网上把几个杰青、长江、院长从神坛上拽了下来。同济那位王院长的数据造假造得也委实太懒——一列小数点的末位全是5，小鼠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进过实验室的人都知道，小鼠踩秤上乱动，能读出个大概就谢天谢地了。耿同学没有三头六臂，他只是瞪大眼睛看，然后说出来。就这一点点“说出来”，就让学术圈地震了。同济一个月内免职降级，南开、中山迅速跟进。理工科终究是有标准的，假的在统计学检验面前藏不住。

    可全世界为耿同学叫好的时候，我坐在书桌前，翻着那几本权威的人文期刊，心里一阵空虚：理工科的假有对错，那咱们文科呢？灌水、套模板、换关键词、写八股废话——这种“合法的造假”谁来管？更可怕的是，我们连“求真”的欲望都在退化。

    一个博士生，花了三年在西部县乡跑田野，跑坏了三双鞋。毕业关头，导师把数据一拦：“太负面，不够正能量重写访谈记录。”她导师刚凭这个课题评上了XX学者。三年田野，最后换成一堆漂亮废话。

    类似的事儿多了，就成了一种“学术新常态”。打开知网，随便搜个热门词，满屏都是“换汤不换药”。把“留守儿童”改成“乡村未成年人”，把“社会冲突”改成“非结构化的利益调适”，查重率立刻降下来，又是一篇崭新的“成果”。一位正教授N年内在同一本C刊上发表解读同一本经典的N多篇论文，美其名曰“深耕”——其实就是用学术黑话翻来覆去地炒冷饭。C刊主编、编辑之间互换资源，某刊因为关系稿发得太猖狂，最后被踢出核心目录，网友骂成一片，说它“跌成普刊是应得的报应”。但全国上千种C刊里，还有多少“应得此报应”而尚未报应的？

    这就要说到当前人文学术最隐蔽的毒瘤：打着“实证主义”的旗号，干着逃避思想的事。钻进故纸堆考据一个毫无意义的事实——某篇宋词里某个字的异体写法，某位民国文人的某次饭局吃了什么菜。研究不可谓不“扎实”，参考文献比砖头厚，脚注比正文长。可你要问：so what？他想说明什么大问题？他追问了哪条本质？他关心这个时代的人怎么活吗？——统统没有。他只是把一个毫无疑义的细节，用学术化的刀工切得整整齐齐，端上来说：“看，我多专业。”

    这让我想起大清乾嘉考据学。满人入关，文字狱森严，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不敢论思想，全体躲进故纸堆研究“某字当训某”。那叫一个繁荣，著作等身。可繁荣的背后是什么？思想的集体阉割，对现实问题的彻底逃避。今天的人文学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是被文字狱吓的，是被核心期刊、被考核、被圈子规训得服服帖帖。你不去考据一个毫无意义的字，一个常识性的所谓的事实，你怎么发C刊？你怎么评职称？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实证”：跑数据、建语料库、做文献计量、弄花里胡哨的图表。看上去比清朝更“科学”了，骨子里一模一样——用技术细节的繁复，掩盖思想的贫瘠。

    这种“实证主义”的本质，就是丧失追问问题本质的勇气。 不敢问“为什么今天的社会信任这么低”，因为那需要直面权力与资本；不敢问“教育内卷如何根治”，因为可能触及既得利益；不敢问“什么是正义”，因为会暴露自己的怯懦。于是安全地转向：去问“某方言的语气词分布”，去问“某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演变”。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做，但当一个学科的主流全在做这些，那就不叫学问，叫逃避。

    而比逃避更恶心的，是权威期刊所营造的“奴隶制”生态。你大概听过某个传闻：某主编，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包养女性作者，以发表论文为交换。这不是孤例，只是冰山一角。更普遍的情况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们走到哪里都被点头哈腰、赔笑敬酒。青年学者想发一篇C刊，得先拜码头、认师兄、请客送礼，文章本身最不重要。亲耳听一位博士说：“我那篇论文被某编辑直接拿去给他学生署名了，我连屁都不敢放，因为明年还要靠他发。”

    这就是权威期刊的“封建领主制”。编辑不是学术守门人，而是地主；学者是佃农，交租（版面费、关系稿、人情稿）才能耕种。明码标价，一篇C刊三到五万。你辛辛苦苦做三年研究，不如别人一个电话。这种环境下，谁还会去追问本质问题？大家只关心一件事：如何让编辑满意。李伯重教授多年前就痛批过“学术内循环”——圈内人互相评价、互相引用、互相抬轿子，评职称看帽子、发论文看师门。杰青、长江、万人、院士，一顶顶帽子带来资源和话语权。至于研究有没有真价值，没人关心了。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套“学术腐败”与社会的权力结构高度同构。C刊评审靠师门推荐（所谓大佬，不是学术与人品的高尚，而是指其弟子爪牙遍布学术期刊、荣誉奖项评委会、人事行政等多个相关领域），课题立项靠圈子表态，毕业答辩看导师脸色——这与官场上的靠山、派系、裙带关系如出一辙。都不信任个体理性，都抗拒程序正义。整个文科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前近代的权力共同体”。它不奖励说真话的人，只奖励手上资源多的人。

    那结果呢？大量科研成果困在“自嗨式循环”中：结题即归档，专著无人翻阅，论文只有作者自己下载过。社科基金花掉巨额经费，最后换回一堆没人看的报告。一位正教授五年发14篇同题C刊，编辑、主编之间互换资源。这哪是学术？这是学术化的封建采邑制。

    复旦已经主动把文科招生占比从40%降到20%，算是体面地断臂求生。但更多高校还在争抢大额项目，产出学术泡沫，用纳税人的钱滋养封闭的内循环。路文彬教授说得直白：工作重于学位，好好看书过日子才是正道。当一个正教授开始劝学生“不要读博”，这条生产线已经彻底扭曲了。

    我说这些，不是要全盘否定文科。社会学里那些真正深入基层的治理调研、经济学里扎实的政策分析、文学里对灵魂的深切关怀，仍然值得尊敬。但这些东西，在今天的评价体系里，远不如一篇所谓权威核心来得实惠。我们需要的不是取消文科，而是彻底祛魅——把权威期刊从权力的王座上、把核心期刊编辑从“领主”的位置上拉下来，把评价标准从“实证主义”的假象中拽出来，重新追问：什么样的研究，才配得上“求真”二字？

    写到这儿，想起王小波讲的那个花剌子模故事：国王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信使，杀掉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久而久之，花剌子模再也没有坏消息了，当然离灭亡也不远了。今天的学术圈，是不是也弥漫着同样的花剌子模氛围？“正能量”成了唯一标准，谁说出负面真实谁就被边缘化；谁揭露数据造假、C刊腐败，谁就是“不安定因素”。耿同学能冒风险站出来，靠的就是“我偏要说”的反叛。他要做的只是打破信息茧房，让学者们重新学会“说人话”。

    路老师关门了，耿同学还在打假。而我，作为人文学术的从业者，只希望自己做到：没有用学术奴役自己，也没有用知识遮蔽世界。我没有在这锅前近代的大酱缸里，继续做一件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