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鎏金龙凤纹黄钟) 【摘要 :管乐器发音受温度影响,因此,确定律高的季节造成的音高差异性问题是考证古代黄钟标准音高的重要细节。翻检先秦两汉月令文献,发现古人多以“黄钟之宫”应“中”应“君”,唯有《淮南子》别设一律“百钟”应之,原因何在?比对异文可知,古人对冬夏黄钟的性质定义有所区别,强调“黄钟之宫” (百钟)是季夏戊己日“迎中”所奏之黄钟声,设为“中声”如君王治四方时空 ;“黄钟之律”是冬至灵台候气授时的黄钟声,象一年之始。伴随候气和五郊迎气制度的延续,形成了黄钟于冬夏两次定律的规律。声学研究证明冬夏黄钟发音相差近一律,古人立均调律有系统科学的方法。对冬夏黄钟定律时间与律差的认识,提供了在时间维度上认知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的新视角。】 确定黄钟标准是历代王朝制度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所谓“律,所以立均出度也”[1] , 一方面黄钟是音乐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标准音高,另一方面黄钟律管的长度、容积及管内容黍之重被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单位,关乎国家经济稳定。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 21世纪初,黄钟标准的问题一直是音乐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王光祈、杨荫浏、吴南熏、隗芾、夏季等学者对历代黄钟律高的历时性研究,亦有陈奇猷、丘琼荪、李幼平、刘勇、胡企平、陈万鼐、郑荣达 等对汉、宋、明、清黄钟律高的断代考证。研究方法包括从文献着手,推算尺长,计算音高频率,以及制管测音,兼证之以乐器考古测音结果和传统音乐实践但对于古代确定黄钟律高的时间,以及在不同季节定律造成的音高差异性问题,研究者们却从未有过讨论。 《后汉书》对二至灵台候气的记载提示了冬夏乐均的差异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夏至阴气应, 则乐均浊。”[2]此外,还强调候气仪式上“大予具乐器,夏赤冬黑”[3]在色彩上对冬夏两套乐器予以区别。这透露出古人认知中,冬夏二季乐均音高有清浊之分,并不一样,这是否表明候气定律使用了两套律高并不相同的乐器呢?翻检历代典籍,我们发现古代文献中的确有关于在冬夏二季分别定律的记载,这些细节是重新审视黄钟律高的关键,通过制管验声的声学实验可验证冬夏吹律的差异,解答古代关于定律时间的问题。 一、黄钟之宫与黄钟之律的性质差异 关于冬夏二季黄钟性质的差异,在先秦两汉的月令文献中曾多次提及,后世经学家亦有所讨论,只是并未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国语·周语》云:“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4] 清代皇家乐律重典《律吕正义》总结:“大哉!黄钟, 万事之本也。自黄帝制为黄钟之管,以定中声。而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此。”[5] 中声是古代律官据以推算律吕,调定钟石乐均,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古人对中声的考定有特定的技术和时间规定:把冬至“候气”的黄钟称为黄钟之律,把季夏的黄钟称为黄钟之宫,二者并非一声。 (一)《淮南子》 设律“ 百钟 ”代称季夏黄钟之宫 古代社会“以时系事”,顺应自然变化安排祭祀与生产生活,这体现在依月令“依时行政”的记载中。陈美东总结 :“月令的历法系统是一种12月太阳历,它以立春等12节气为月首,并给出了每月……星象标志, 以昭明各月起始或月中的来临,又在各月内设定 90 种物候现象,以诏示特定时日的推移,是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天文、物候合历。……其叙述结构反映了战国以来顺时行政、依时兴作的社会思潮。”[6]这种思潮在秦汉时期大行其道,在这一时期的月令文献中,《吕氏春秋·十二纪》 每纪之首章,《礼记 ·月令》和《淮南子 · 时则训》 除个别语句及文字,三者大体相同。学界对其先后关系虽有争议[7] ,但均承认三者关系密切。史学家杨宽认为 :《礼记 ·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 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 ;《吕氏春秋 ·十二纪》 之首章及《吕氏春秋 ·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与《月令》相同的底本改编而成,其与《礼记·月令》 一样,皆出于抄袭 ;《淮南子 · 时则训》据《月令》而来。[8] 陈梦家提出:战国楚帛书与古代月令类文献存在密切关系。[9]对此,李零认为 :“此种形式的文献很可能就是月令类文献的取材所自”,并指出这反映了古人的时间安排 :“古代人类随日月出没而作息,观草木枯荣而移徙,采猎耕牧,各有周期, 中国古代的时令,从先秦的《玄宫》《夏小正》《月令》《十二纪》到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以至晚近仍在颁用的各种农历,线索从未中断。”[10]薛梦潇考证:先秦不同版本的月令文献,在秦汉时期经《吕纪》《礼记 ·月令》的整合,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月令一类文献本属于阴阳家,至刘向《别录》时已属于“礼家”。在收入《礼记》之前,《月令》礼制, 已经影响着两汉制度构建。并指出 :五音配置的定型是其趋于独尊的表现之一。[11]今将其中有关“黄钟之律”“黄钟之宫”确定时间的异文比对如下 : 表 1 涉乐月令文献异文对照表 
在以上先秦“月令”涉乐文献中,一致的是:(1)十二月随月应律,冬至律中黄钟,对应羽音。 (2)涉及音乐的安排主要是在夏季, 如修调乐器在仲夏,宫音对应的时间在季夏。而三者的差异在于:(1)《淮南子》仲夏修调的乐器较前者少了鼓、笙、 簧、柷、敔几个字,但总体上仲夏修调乐器的意思是一致的。(2)《礼记》《吕纪》中季夏戊己日“律中黄钟之宫”,而《淮南子》则将对应宫音之律称为“百钟”,从三者在此处相同的物候对应关系来看,“百钟”就是“黄钟之宫”的代称。这个不属于十二律中任何一律的命名,显然是在有意区别于仲冬11月所对应的黄钟律,难道冬夏二季的黄钟律管发出的音并不一致?季夏黄钟之宫——“百钟”有何特别之处? ( 二 )文人的共识 :黄钟之宫非冬至候气之律 在对《礼记 ·月令》的注疏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文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 《礼记 · 月令》曰 :“季夏之月,其日丙丁,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中央土,其日戊己[15], 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 [15]其音宫。 (郑玄注):“声始于宫,宫数八十一 ,属土者,以其最浊,君之象也。季夏之气和则宫声调。《乐记》 曰 :‘宫乱则荒,其君骄。’” (孔颖达)疏 :“《正义》曰 :按《律历志》五声始于宫,阳数极于九,九九相乘,故数八十一, 以五声中最尊,故云 :以其最浊,君之象也。” [16]律中黄钟之宫。 (郑玄注):“黄钟之宫最长也,十二律转相生五声具终于六十焉,季夏之气至则黄钟之宫应。”“土生数五,成数十,但言五者,土以生为本。” (孔颖达)疏 :“《正义》曰 :‘黄钟之宫于诸宫为长,季夏土王其声最重’,谓土之声气,应此黄钟之宫声,非黄钟一声也。故特云律中者,黄钟之宫也。黄钟候气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黄钟宫声与中央土声相应,但土无候气之法,取黄钟宫声以应土耳,非候气也。 故贺瑒云:‘黄钟是十一月管,何缘复应此月?正以土义居中,故虚设律于其月,实不用候气也。十二律互相为宫,据律主言之也。’ 崔灵恩云:‘凡阴阳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为一调, 迭相为宫而生,五声合而作乐,黄钟宫最长,为声调之始,十二宫之主。宫音者是五音之长,故与黄钟之调宫声相应,此论宫声相应,非论候此月气之相应,是以注云:“季夏气至,则黄钟之宫应”,不直云黄钟之律应也。然则直言律应,不言宫者,明主为所候之气应也;直言律中黄钟之宫,不言律应者,明谓中央土声与黄钟为宫音相应,非为气应也。……土无候气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从四时之管而不别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为土之气也。’ 菜氏及熊氏以为,黄钟之宫谓黄钟少宫也,半黄钟九寸之数, 管长四寸五分,六月用为候气。按: ‘六月林钟之律长六寸;七月夷则长五寸三分有余,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六月候之乎?又土声最浊,何得以黄钟半声相应乎?菜、熊之说非也。” 《正义》曰:“……至《礼运》更具详之,云:‘季夏气至则黄钟之宫应者,谓季夏土声与黄钟之宫声相应。以其非实候气,故不云黄钟之律应。或本云律应者,误也。’”[16] 在以上围绕着季夏“律中黄钟之宫”的讨论中, 诸家都有共识的是:(1)黄钟之宫与黄钟之律具有时间差异:黄钟之宫应六月季夏戊己日之声 ;黄钟之律应十一月冬至灵台候气。(2)黄钟之宫声与黄钟之律不是同一声。(3)黄钟之宫象君、应土、位中,应季夏之气,非候月气。早期主流的观点是 :黄钟律管最长,其声最浊;同一支黄钟律管,在季夏为黄钟之宫,在冬至为黄钟之律,二者同律不同音。即所谓“黄钟之宫最长……季夏之气至则黄钟之宫 应”,从东汉郑玄,南朝贺瑒、崔灵恩,再到孔颖达,显示出从汉到唐对这种认知的连续性。孔颖达还引用了贺瑒、崔灵恩的观点来强调黄钟之律与黄钟之宫的差异—— “中央土声与黄钟为宫音相应,非为气应也”,并指出这个季夏宫音与冬至黄钟律 是两个音——“非黄钟一声也”。也有学者(蔡氏、熊氏)[17]将黄钟之宫理解为高八度的“少宫”,即清黄钟。 这段文献提供了三个极为关键的信息:一是对 “黄钟之律”与“黄钟之宫”的性质区别;二是对黄钟之宫最长的辨析与确认;三是对于黄钟之宫定律时间的认识。争议的部分在于“黄钟之宫”是否换用了一支更短的“少宫”律管? (三)季夏应两律 :“黄钟之宫 ”应“ 中 ”不应月 自先秦以来的月令制度中,古人将十二律对应十二辰,随月用律,黄钟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礼记》云 :“仲冬之月,其日壬癸,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注曰:“黄钟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18]《淮南子 ·天文训》: “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19]依照月建[20] ,斗柄指向正北方的子位,黄钟代表农历 11 月的仲冬,标 志着一年之始,阳气孳生,冬至候气的应气之管为 “黄钟之律”。同样的,郑玄也解释过“季夏气至, 则林钟之律应”。候气理论是随月用律的逻辑基础,十二月气对应十二律,十一月冬至应黄钟,到六月应气的自然是林钟。但在同一个月份,竟然还出现了“律中黄钟之宫”(或说“律中百钟”)。一月应两律,这似乎与随月用律的理论相悖,显得极为突兀。自然就出现了这样的理解:不应月气的黄钟之宫是十二律外的另一个音,因此《淮南子》就干脆将其改称为“百钟”。 也有蔡邕、熊安生提出黄钟之宫是四寸五分的少宫之音。显然,孔颖达对此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批驳这与最低最浊的“土声”并不相应,对此,朱熹也批评:“土声最浊,何得以黄钟半声相应乎?蔡熊之说非也。”[21] 对此两种观点,清代学者的认识有所转变,朱彬《礼记训纂》及孙希旦《礼记集解》都进行过评价,总体上,两家都认同“黄钟之宫为少宫”的说法,原因是 :黄钟九寸主十一月气,不应复应于季夏。但二人区别在于,朱彬认同蔡、熊对于黄钟之宫是四寸五分的说法,解释说“宫之言中也,半也。”黄钟之宫就是“黄钟之中”“黄钟之半”[22]。 而孙希旦则认为《月令》为吕氏之书,应该按照 《吕氏春秋 ·古乐篇》伶伦截管造律的说法,“黄钟之宫”为三寸九分的含少。而且他认为《史记》也说“自黄钟八寸一分至应钟四寸二分,其中长短取用之数,不过三寸九分而已。此乃黄钟中所含之少声,故谓之含少”,他还否定了蔡、熊二人“黄钟之宫, 六月用于候气”的观点,认为“黄钟之少宫, 在十二律之外,而十二律长短取用之数含于此,犹土于十二月无专位,而无四行无不包也。故黄钟之宫,以应中央土位也”[23] 。即黄钟之宫区别于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也不应六月之气。黄钟之宫与每月候气之律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表 2 展示了这种差异。
表 2 定律时间与定律性质对应表

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 :《吕氏春秋 ·季夏纪》中,紧跟在“季夏月令”末尾“律中黄钟之宫”后的一篇就是《音律篇》,备述自黄钟上下相生得十二律,这显示出先定宫、再定律的乐律推算逻辑。这样看来,将《音律篇》安排在《季夏纪》,是有意为之,与季夏定宫有关。尽管先秦文献中曾出现过徵声最低的证据,如《管子 · 地员篇》中徵数108 大于宫数 81,[24]但律中林钟是在季夏“丙丁”日,所以戊己日的宫音(百钟)绝非林钟。同时,占经学主流的“郑注”“孔疏”,也不认为黄钟之宫是“少 宫”。因为不论四寸五分也好,三寸九分也罢,“少宫” 的音高是不符合对“宫声最浊,君之象,黄钟之宫最长”的主流定位的。“黄钟之宫”的意思,就是九寸的黄钟律管在炎热的季夏六月所发之声,只有此时的黄钟律声才能为“宫音”,为“中央土声”,才能代表无上尊贵的君王,作为五声十二律之始。 二、定律的时间与功能 :季夏黄钟“迎中”, 冬至黄钟候气 李零先生认为:“月令”一类时令书是从择日之说派生。择日,是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25] 。 在先秦两汉月令文献中对随月应十二律,季夏应黄钟之宫的时间选择是一致的。细读《礼记 ·月令》, 会发现为了处理一月应二律(林钟、黄钟)的矛盾, 《礼记》择不同“日”来进行二者的时间区分 :季夏丙丁日, 对应徵音,律中林钟;而对应“黄钟之宫” (百钟)的时间则设在戊己日,这是基于阴阳五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 一 )择季夏戊己日黄钟为宫、为中声隐喻君权 在古人以阴阳五行同构万物的时空观念中,作为五音之本,清浊之中的“黄钟之宫”,地位非凡。《淮南子 · 天文训》以“宫”象征黄帝“执绳而治四方”[26] 。班固《白虎通》云:“宫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时者也。”注曰:《律志》云:“宫,中也。 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时纲也。”[27]清代梁章钜《称谓录·天子古称》:“《李沁外传》有术士, 称帝为黄中君。”《乐府诗集 ·唐五郊乐章》:“黄中正位,含章居贞。”[28]传统在用天干地支表示空间方位时,戊己被视为“中”(图 1),用数字表述就是 “土生数五,成数十”。不管是对天文、地理的空间 认知还是时间认知、音高认知,易数逻辑,古人对“中”的定位是在阴阳五行异质同构系统下的认识(图 2)。 
图 1 [清]江永《河洛精蕴》:河图含八干四维十二支二十四向图

图 2 四时五行同构图(自制) 古人择季夏戊己之日所奏的黄钟律高为“中声”——“黄钟之宫”,隐喻着“王权”。在秦汉月令文献中,以四方、四季配四声,商、角、徵、羽各含三律犹如每季各有三月 ;随月应律是以 12 律象征一年 12 月的时间变化,12律分配四声犹如12月下四季变化,居中的黄钟之宫是不属于十二“月律”中的任何一个的,这便是为何要将季夏戊己日的黄钟律高别立为一律以应宫的文化内因,也是《淮南子》将其别称为“百钟”的原因。从性质上看,宫声居中统领四声十二律,正如君王统管四方及臣、民、事、物,依时行政,这个音是独一无二的。 ( 二 )礼乐制度中的“迎中 ”与候气具有不同看见你的时间、地点与目的 《后汉书 ·礼仪中》明确指出了季夏戊己日定 “黄钟之宫”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先立秋十八日, 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 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29] 《后汉书 ·祭祀中》“迎气”亦称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 祭黄帝后土。”[30] 以“乐奏黄钟之宫” 迎接中气的时间是立秋前 18 天,就是季夏大暑前 2 日到立秋这段时间[31] , 地点在黄郊。研究者考证:“汉代的五郊迎气是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这一祭祀是表现国家顺应时气的礼仪活动, 具有完备仪式规定,五郊迎气源于先秦祭祀的传统,受《月令》《礼谶》的影响。”[32] “五方祭祀中黄帝祭祀是出现在战国五行观念诞生之后。 ……汉高祖二年(前 205)入关, 即增补以黑帝,如此,形成与《月令》记载相似的依五行、五德、符运相对应的雍五帝系统。”[33]西汉末年经王莽篡国之乱,这一传统一度中断,完全恢复是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按照西汉元帝时的规矩重设了五郊迎气活动。 二年春正月辛末,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 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 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时令,来群后。 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 [34](《后汉书 · 明帝纪》)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35] 这一仪式被东汉人认同,说明这并非逆臣王莽的凭空杜撰,而是在复古周礼的政治诉求下对西汉礼仪的继承与完善。班固《白虎通》曰 :“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为一时,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 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清代陈立解释说:“《传》曰:‘配以五成。’案水数一,得土而成六;火数二,得土而成七;木数三,得土而成八 ;金数四,得土而成九。故《月令》四时皆言成数,言金木水火皆须土成也。”[36]崔灵恩释“律中黄钟之宫”亦云 :“土无候气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从四时之管而不别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为土之气。”[37] 因而,黄钟之宫的确定时间要放在四季正中的立秋前 18 天,这是历代相承的文化认知和祭祀制度决定的。此时,乐队依据黄钟律的音高进行统一调音与排练,以保证音律的准确和协。古人相信,在这一天祭祀黄帝的仪式上,必须以“乐奏黄钟之宫”以象“土”,象“中”,象“君”,如此,方能保证仪式上乐通阴阳,迎神送神,实现祈愿。 《隋书》记载 :“《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旂,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隋五时迎气……黄郊以季夏土王日。”[38] “今以五引为五声, 迎气所用者是也。余曲悉用宫声……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39]《旧唐书》记载,唐代礼乐制度也规定每年“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40] ,宋代也规定了五郊迎气用五调,以黄钟之宫祭祀黄帝[41] ,连金代也有这样的礼制[42] 。这显示在先秦以来依照《周礼》五郊迎气的制度规定下,在季夏确定黄钟律高为宫音是稳定延续的传统。 文献中对候气的正式记载初见于汉,终于清康熙八年(1669),历代候气之法基本上是在汉代制度上的微调。[43]每当全年日影最短之时,灵台上以黄钟律管的音高来调五音、辨乐均的这套仪程便开始了 :“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 或撞黄钟之钟 ;或度晷景 ;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 ;或击黄钟之磬 ;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 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 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44]尽管自古以来对律管以葭灰候气的可行性向有争议,但昭示新一年开始的授时仪式是历代王朝不可或缺的。 历史文献记载的月令和礼乐祭祀制度,基本是按照同一逻辑来叙述。尽管许多内容是附会阴阳五行,但其中的关键信息提供了黄钟之宫和黄钟之律的定律时间。历代五郊迎气制度规定在立秋前 18 天的戊己日需奏黄钟之宫“迎中”,在冬至灵台祭祀中以黄钟之律“应气”宣誓授时的权威性、合法性。古人称前者“律中黄钟之宫”,后者“应黄钟之律”,很可能已经感知到虽同吹一管,但冬夏音高不同,因而强调“非黄钟一声也”。那么冬夏两季的黄钟律高变化有多大呢?让我们来通过声学实验找出答案。 三、声学实验证明冬夏黄钟音高相差近一律 从音乐声学的角度来看,季夏确定黄钟之宫为“中声”是非常科学的。依据乐器的物理属性,不同种类的乐器发音受到温度的影响并不一致,其中管乐器最为明显,据笔者对多位笛箫演奏员的口头访谈,均表示音高会随着吹奏时管内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升高,这种情况在冬季尤为突出,音高升高小二度左右。这是由于不同气温下声音速度有变化。笛箫演奏家赵松庭认为 :“温度±10℃,将使一定管长的频率升高或降低 1/6—1/7 个音(笔者注 :约30 音分),对于有训练的耳朵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忍受的误差。”[45] 周林生、陈正生实验后均认为气温每 ±1℃,笛箫的音高随之 ±3 音分。黄涌国则认为温度对管音高的影响是 ±2 音 分 /℃。 [46] 新的声学研究成果提供了新依据 :2007 年,新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团队用超声波发生器测量空气中声速与环境温度关系 :“在室温下,干燥空气中的声速公式为 其中 v0表示 0 ℃ 时音速 331450mm/s,t 为环境温度。”[47]一般认为开口管的频率公式为 (k 为管口校正数,l 为管长,d 为内径,v 为声速)。因此,对于同一支律管来说,假设冬至和夏至的气温分别为 6℃和 36℃,则温度变化 30℃的差为 C=3986.313×1g =3986.313×1g =3986.313×1g =88 音分。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下,同一支律管夏季比冬季的发音高近一个小二度。气温每升高 1℃,律管音高升高 2.93 音分。这个推算值与我们在三种温度环境下对 18 支黄钟律管开管测音实验的表现是一致的 : 表 3 三种温度下黄钟律管实测音高对比表 
三次实验分别于2020 年10 月15 日(18 ℃, 吹律人:史凯敏、赵越 ;录音及监控 :罗时欢;录音地点:中国音乐学院半消声声学实验室;采样率/ 采样精度:48kHz/24bit,样本导出精度:44.1kHz/16bit ;测音操作:程馨瑶,测音软件: GMAS2.0)、2021 年 1 月 16 日(8℃,吹律人:史凯敏)、 2021 年 1 月17 日(23℃, 吹律人:史凯敏)进行, 采用“音高区间”的统计方式,即从每次实验样本中,分别选取吹律音高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构成吹律区间进行比对。[48] 从三次对同一套律管的测音实验结果来看,温度与同一支律管的音高成“不精确的”正比关系。依据测音值,每±1℃,音高 ±1~3.3 音分,平均后最大为 ±2.91 音分 /℃,和赵松庭、周林生、陈正生的判断基本一致,这说明冬夏黄钟律音高相差近一律可得到实践的证明。 冬夏吹律的音高差是律管定音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农历六月是一年中平均气温最接近人体温度的时间,此时,管律发音受温度影响最小,最稳定, 最适于定律正音。尽管古代没有现代声学的测量技术,但冬季管乐器难吹、不稳定的现象并不难被演奏家发现,因而古人将确定“中声”的时间定在夏季, 这符合乐器发音原理,也体现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智慧把握。 四、仲夏修调乐器也体现了古人对发音规律的把握 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对乐器修调时间的设计上。从月令类文献的记载来看,每年对乐器大规模整体检修也是在夏季,时间是农历五月(见表 1)。 仲夏之月,其日丙丁,其音徵,律中蕤宾 … …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 饬钟、磬、 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 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礼记正义 · 月令》)[49] “《正义》曰:修者,修理旧物。均者,均平其声。执者,操持营为。调者,调和音曲。饬者,整顿器物。”郑玄解释这次大规模对宫廷乐器进行修饬、调准音律,并进行排练的目的是为了一年中极为重要的雩祭:“为将大雩帝,习乐也。修、均、执、调、饬者, 治其器物,习其事之言。”高诱注曰:“师, 乐官之长也。鞀、鞞,所以节乐,故修之。琴瑟管箫,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求雨仪式,是一年中规模宏大的“雩帝”之祭,需用“盛乐”。郑玄注曰:“雩帝,谓为坛南郊之,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乐’;凡它雩,用歌舞而已。”[50] 蔡邕曾在《明堂月令》中提出 :天子应该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以祈求神祇保佑四时气候变化正常,风调雨顺。古人有天圆地方的认知观念,圜丘祭天,方丘祭地。孔颖达认为,这是一场在圜丘举行的为祈求顺利进行农业生产而举办的祀典 :“雩以求雨者, 盖是时百谷待雨而长,于四时之中需雨为最函,此雩之所以必于夏行之也。……雩帝,雩祀昊天上帝 于南郊之圜丘也。”[51]对此,王小盾考证 :“古法乃以夏正四月、周正六月行此礼。故《月令·仲夏之月》 郑注云 :‘雩之正常以四月。’孔疏云 :‘凡正雩在周之六月。’”[52]这种行为和古朱襄氏为了缓解旱情, 命士达制瑟作乐“以来阴气,以定群生”[53]是相似的,也是古人将包括音乐的万事万物同构在阴阳五行文化体系中的表现。大规模在仲夏修调乐器的一大目的,是为了保证六月的“大雩”之祭上奏出的律高和乐调准确,以调和阴阳,取悦神灵,实现祈愿。这些认知与行为并非仅是附会阴阳,正如今天许多高档乐器都保存在 26℃左右的环境下,仲夏修调乐器也来自古人对乐器性能和自然规律的体验和把握。 五、定音之法——先管后弦,以耳齐声 冬夏二季的音高有别,那么该如何定音调律呢?古代的定律器有律管和弦准(或“均钟”)两类, 一方面,正如京房、荀勖所言“竹声不可以度调 ”—— 按照三分损益长度制作的律管吹奏出的音高,由于口风、温度、管口校正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三分损益律的律高要求,也不够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54] ,同一根琴弦,利用泛音可以在相对音高上准确地取音,如古琴的仙翁调弦法就是利用四、五徽(或九、十徽)泛音调弦。但由于弦张力受到天气影响较大,温度越高音越低,会产生“冬至乐均清,夏至乐均浊”的问题, 这就需要靠黄钟律管维持相对统一的音高标准。因而科学的方法就是先用黄钟管确定标准音——“以管定音”(即“立均”),据此调好弦准的黄钟散声, 再用准(或均钟)来确定其余各律音高(即“以弦定律”),最后“以耳齐声”进行乐器校音。正所谓“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55]。 《后汉书 ·律历志》记载京房“准”外形与瑟相似,依据黄钟管音高调节六十律,并将“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56]。弦律的发音原理是相同的,在实践中瑟、琴也可起到“弦准”“均钟”的作用, 如候气仪程中和“黄钟之律”配合的是“轸间九尺” 的“黄钟之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 ;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 ;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 ;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 ;或击黄钟之鼓。”[57]黄钟之瑟弦长九尺呼应黄钟管长“九寸”,在功能上,承担了“立均”的任务。朱熹认为“均”就是弦式定音器——律准,并对先管后弦的立均方法、过程有清晰的解说 :“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 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钟, 只是散声。又自黄钟起至应钟有十二弦,要取甚声, 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取定声。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58] 六、用乐钟固定黄钟律高,钟音调则君道得 《新唐书》记载 :“凡乐八音,自汉以来,惟金以钟定律吕,故其制度最详,其余七者,史官不记。”[59] 编钟声音洪亮,性质稳定,坚固华美,经久耐用。 这应该就是古人将黄钟之宫所生之律,用编钟作为固定律高的载体,进而施之于乐队,并将传统乐律制度称为“钟律”的一个物理原因。但板振动的编钟,也受到温度的影响,韩宝强认为 :“编钟音高易受温度变化的影响。由于编钟是青铜制品,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超过 5 度的温变就会改变编钟的音高,一般规律是温度越低,声音越高。由于编钟属于固音乐器,一旦出厂音高就无法调整,所以在乐队合奏中,永远要以编钟的音高为定音的标准。”[60] 。这 与汉代人“冬至乐均清”“夏至乐均浊”的说法是一 致的。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61] 总之,编钟相对于管乐器和弦乐器,铸调工艺要复杂得多,铸造时钟壁的厚度决定了基础音高,如果过薄偏低,后期很难调整,只能毁弃重铸。冬季律管内外温差大,音高游移不稳,因而调钟最好是选择受温度影响最小的夏季进行调校。另一方面,钟在礼乐中还有特定的文化含义。 《月令章句》曰 :“律,率也,声之管也。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于是始铸金作钟,以主十二月之声,然后以效升降之气。钟难分别,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律长短为制。”[62] 由此可见,古人铸钟定律的不只是音乐听觉审美的需要,编钟作为祭祀礼器还有“效阴阳升降之气”的功能意义。“金”在时间上对应秋季,代表阴气升腾。《白虎通》云:“钟之为言动也。阴气用事,万物动成。钟为气,用金为声也。”注曰 :“《御览》引《风俗通》云 :‘钟者,动也。’《说文· 金部》:‘钟,乐钟也。秋分之音,万物动成,故谓之钟。’”[63]《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律居阴而治阳, 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64]承载 律高的金石之器每次的演奏,都是一次对历法阴阳的调和,天人之际的交流。汉代纬书《乐叶图徵》 曰 :“钟音调,则君道得,君道得,则黄钟、蕤宾之律应。君道不得,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钟、 蕤宾之律不应。”[65]钟音与君道相通,古人吹律听声,以钟律调校的效果占卜、干预政治,兹事体大。因而,古人将确定黄 钟标准的过程称为“候钟律”,也蕴含着在特定时间用发音稳定的金石之声来承载、固定律高,彰显天道和皇权的潜台词。 结语 综上可知,在古代长期律学实践中,古人已发现冬夏乐均清浊有别。先秦“月令”涉乐文献显示,季夏戊己日黄钟律管所发之声方为“中声”——“黄钟之宫”;冬至候气的黄钟之声则为“黄钟之律”。 冬夏黄钟反映了古代依时行政的礼乐制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仪式上以准确的乐均、乐调配合乐舞,以沟通阴阳,诉诸神灵,以乐占政。功能上看,历代五郊迎气祭祀制度中,四时分配五行,被《淮南子》特称为“百钟”的季夏黄钟之宫,用以祭祀中兆、黄帝, 象“中”、象君,以至尊之姿统领象征十二月、十二辰的十二律,时间坐标在立秋前18 天 ;而冬至灵台候气的“黄钟之律”,对应十一月仲冬之气, 一年中晷影最短,象计时之始,体现了律历同构下, “律”的时间标识功能。 “冬至候气”与“季夏迎中”的礼乐制度固定了确定律高的时间坐标,古人对“黄钟之律”和“黄钟之宫”的区分,既是阴阳五行同构认知下的人为文化选择,也是对时间、气候变化下乐器发音实践规律的感性总结。古人考中声立乐均包含两个阶段,首先确定黄钟形制标准,其次进行乐器调校,在特定时间通过“黄钟定音、弦准定律、以耳齐声”完成立均调律、金钟和鸣的过程,展示了古代定律方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在夏季校定律高、修调乐器的优点是乐器发音稳定。音乐声学实验证明冬夏黄钟音高相差近一律。因此,对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的 确定应考虑测音时间、温度造成音高差异性的影响, 统一在相同温度条件下进行比较,这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是一直被忽略的。可以说,冬夏黄钟定律规 律的发现提供了在时间维度上认知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的新视角。 (附言 :本文系 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传统律学中的‘定黄钟术’研究” 项目(22VJXG0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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