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举，也是毛泽东这时不得不为之事。

一、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

自从共产国际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那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几乎全军覆没？在他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的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依据这一观点于事变后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明确地指出，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项英“对统一战线的了解，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

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还在1月15日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讲过，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已经在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善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顾虑不是多余的。自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些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而让毛泽东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当中留苏学生不占多数，但对于一个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生命的党来说，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对于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王明等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确实有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式，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理论成就的党的领袖，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可能不去涉足他们的“专业领地”。

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国门也没有跨出去过，这显然是一个弱点。正因为如此，当大批留苏学生开始在江西苏区指手划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痛感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了。因此，正如后来人们从回忆录所看到的，在江西时的他已是“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

问题是，发愤读书，乃至发愤写书，也并不能让那些留苏学生从内心改变唯书唯上的思考习惯。这里讲的“书”，指的是俄国版的理论著作；“上”，指的是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至于毛泽东的书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在其中的。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但并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已蔚然成风。皖南事变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在这个时候的延安，谁会“言必称希腊”？什么人会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希腊”，无疑是指苏联;而能够成为对党指手划脚的“钦差大臣”的，自然也只有来自莫斯科的人。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一贯重视实践、轻视教条的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考虑问题，一味地照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去做。外国人如此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部一些人也这样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如此认识，毛泽东当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但是，在与共产国际关系还相当好的时候，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还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得莫斯科胡思乱想。而皖南事变之后，在与莫斯科发生明显争执以后，考虑到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国党已经相当壮大的现实，依照毛泽东的性格，继续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1941年5月14日给周恩來的一封批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电报，很能够反映出他那时的心态。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要周恩來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同时告诫周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几天后，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睡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刹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很明显，毛择东是有备而发的。

二、毛泽东成功“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认定

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后一个月，还在担心是否存在莫斯科干预中国党内部事务的时候，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准备不足，苏联的形势一时间十分严峻。

战争刚刚爆发，苏军情报机关就侦察到在华日军有向外蒙古边界集结的迹象。由于德日结盟，莫斯科急忙致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对此，毛泽东明确地实事求是地表示，我军之配合只能限于情报和破路两个方面，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在以往苏联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以“保卫苏联”，甚至是“武装保卫苏联”为号召。如今，当苏联急切需要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时候，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在俄国人看来低调的、令他们谔然的反应。他们显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与过去中共领导人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与莫斯科的关系迟早要走到这一步。

既然事至于此，改造那些“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甚至“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拿着教条来唬人的领导人，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心理，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有过江西时期挨整的痛苦教训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江西挨整的经历，毛泽东始终记忆犹新。江西的红军和根据地是他和大批当地干部千辛万苦地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除了几乎所有原来的领导人；再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左”政策，又把红军和根据地弄得精光。还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24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

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博古已经下台。在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毛没有能够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皖南事变之前，他再度试图提出总结和清算博古等人在江西时期所犯错误的问题。为此，他在1940年下半年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这一问题，得到了包括王明在内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响应。因此，博古11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王明很快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不愿意坦率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促使博古不能不正视自己过去错误的严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和讨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待。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博古坦然表示愿意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够作出检讨。与会者大都赞同毛的说法，并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当然，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张闻天就表示说：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知，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问题，仅仅批评一个博古显然是不够的。

1941年春，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开始批评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5月1日他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的公开讲演，尖刻批评当时延安的宣传和教育“理论和实际分离”，“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其矛头所向，显而易见。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措辞尖刻，态度激烈，不可避免地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了震动。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因此，不难想象张闻天听了报告之后，会如何坐卧不安。

张闻天为此几度私下里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有些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了。经过其他人的劝说，张闻天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第一次谈话事先没有约好，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态度平常，几乎没有对张展开批评。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等就张闻天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后，他约好这几位领导人一同找张闻天谈话。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在政治上的不坚定、态度摇摆的情况，进而严厉批评张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极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的批评相当尖锐，但这是以信任的态度当面把意见讲清楚，仍旧让一直感到委屈的张闻天受到了感动。因此，除了对毛泽东所说的个别与事实有出人的地方稍加辩解以外，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的批评。事后，张在行动上也确有改进。这种情况显然也使毛泽东对根本上“打通”党内这几位“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领导人的思想，开始有了相当的信心。

三、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转而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与此同时，毛泽东为系统考察江西时期错误路线的根源，开始收集中共“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从已经搜集到的大批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文件中，他更加认定这批留苏学生的错误是有系统的，是盲目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向题，既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据此，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于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这次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一定要补课。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年到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来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唯一让人有点儿不可理解的是王明。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犯有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竟无动于衷。相反，他自信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沾边儿，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在六中全会上也承认，他对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毛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自信也与他无涉。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因此，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当天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这次会议接连开了三天，直到12日告一段落。本来，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讨论内容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毛的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会后，毛泽东准备在延安召开一个全党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表态讲话，在全党造成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空气。

想不到，因为没人把矛头指向王明，王明自我感觉太好，9月12日下午，他忽然一时兴起，竟揭发批判起他自己的那些同学来了。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來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

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

四、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1941年9月29日，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但多数发言者显然对王明前次的表现颇多不满。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就连当时同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在九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的确没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边区工作；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译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等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每周开会两次。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毛当时对王明并无打击排斥之心。包括对张闻天和博古，毛泽东的态度也很明白，那就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8月27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责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的办法，彻底打破目前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显示出这时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尚无惩罚个人的想法。

王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因此一直小心冀冀，甚至在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开作了“学习毛译东”的演讲。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如今王明又在12日会议上作如此表演.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的信任。然而众怒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最主要的张闻天和博古等人都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唯一没有认错的就利下王明了。

9月中旬至10月初，毛泽东两度找王明谈话。第一次谈话是王明9月12日的发言引起的，毛泽东很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纂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

第二次谈话是在9月29日会议之后，毛泽东约了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拒绝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问题；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问题。虽然毛泽东两次谈话的态度仍是商讨的口气，但过去在莫斯科整惯了人的王明却神经高度紧张，深感谈话的背后有什么文章。还在九月会议之前，王明就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泽东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肯定是要借机会和他算总帐了。恰在这时，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摸态度而发的。在电报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得知这封电报之后，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按捺不住地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断言，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

据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按：指共产国际）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在次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毛泽东介绍了头天晚上谈话的情况后，王明底气十足地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最近共产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共产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而且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它也反对日本，即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与他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毕竟，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能够执行统战政策的，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而我们现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得过分了，对地主的政策搞得太“左”了，并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还把中国革命的民族革命任务，即反帝任务与反封建任务相提并论，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只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无疑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要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他坚持认为：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缺点错误罢了。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的发言多少表现了有恃无恐。但这回他再度错误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五、任弼时、王稼样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撅不振

王明的说法当即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时，不时有人插话。讲话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懵了。

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來、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

毛泽东显然已经和书记处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他对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公开表露其反对自己的态度，表现得很冷静。他简单地说明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强调王明在武汉时期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他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目前双方面分歧的症结就在于：“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主张，鉴于王明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目前不能不迅速改变前此的计划，暂时停止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的讨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

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不信任态度，使王明如堕深渊，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使王明心脏病突发。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10月13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8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曾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的情况，同时由毛泽东宣布停止关于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错误的日程安排，并对前一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问题作一小结。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他再度强调，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中国问题的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务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前此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长约两万字。它在肯定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明确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的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太少，“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

这条路线的组织特点则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1931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的选举，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且故意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表现在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一切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实行“钦差大臣制度”；表现在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其所作所为，是过去任何路线错误时期所从未见过的。鉴于政治局多数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准备速战速决，于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结束有关苏维埃后期历史问题的讨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结尾处，当时曾特别注明，“l941年11月X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仍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

（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