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方面，同西方经济学一样，《管子》的作者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是形成价格的机制。但同时认为，市场有自组织功能，却不具有自动实现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以实现其动态平衡（不以增长为直接目标）。也就是说，市场中除了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还要有“看得见的手”起作用。至于如何调节市场，《管子》的作者多采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方法，比较现代西方货币主义仅仅用货币调控市场（今天美国政府甚至通过极端不负责任的印刷美元的野蛮掠夺方式），显然要先进得多。

那么如何实现市场的宏观调控呢？关键是政府通过大量储备，牢牢控制住农业时代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和货币。《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几乎以相同的语言写道：“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

市场双向调节的具体方法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讲“据有余而制不足”，就是当市场上物资不足时，在储备的东西卖出去，当市场上物资过剩时，把市场上的商品收购起来储备。物资有余人们就肯低价卖出，政府则以低价收购；物资不足人们就肯高价买进，政府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这样政府不仅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还使得市场得以稳定，防止了商人过度投机，可谓国与民、公与私两利。这是中国理财之术的关键，也是西方经济学所欠缺的。现代西方只能看着大资本垄断整个社会，将整个人类推向资源枯竭，生态崩溃的深渊。《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上说：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原文：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西方文化中缺乏上述这种阴阳（轻重）辩证的思维方式，缺乏从为国理财的整体看问题的角度。他们习惯于以线性、局部的方式思考问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中，常常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计划，商品与货币截然对立起来讨论，这当是他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没有产生轻重之术的原因之一。

当然，国人自己也有可悲之处，就是守着这样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知！而不用！国人已经习惯于向西方市场经济看齐，甚至不惜以“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愚昧方式学习西方。对于不断上涨的油价房价他们只是咒骂，对于跟不一通货膨胀的工资涨幅他们只是抱怨，对于贫富不均他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是中国所有人的悲哀……

读到这里，受西方线性进化思想长期影响的读者脑海中会自然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出于著者浅薄的妄自尊大或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国两千多年前何以能够出现这样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只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吗？难道西方不再代表先进和现代，中国不再代表传统和落后了吗？

要知道，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成就了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