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西方文化中那样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吗？

答曰：有，就是中国古典经济学之“经”——中国轻重之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经；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其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能经受时间的风雨，历久而弥新。

除了代表周代文化元典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存在着经，比如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数学中的《九章算术》等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经，这就是轻重之术，其核心经典保存在《管子》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之中。

《管子》是先秦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管子》一书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黄老学代表作。

什么叫“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东周时期，百家争鸣，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百家又被重新整合了起来，这就是黄老学，时人也称为道家。请注意，这里说的道家与后来的道教十分不同。

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年）曾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学识渊博，熟悉当时的学术生态。他在《论六家要旨》用简明地语言阐述了黄老之学是如何集成百家的。他指出道家的特点是能够让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从而使万物丰足。道家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因此，作为公认的黄老学经典，中国古典经济学之“经”——轻重之术保存在《管子》中也就不令人奇怪了；黄老学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如果在其中没有政治经济学，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以势不可挡地涌入中国以来，中国学界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学术切割中国本土学术，结果中国本土学术都成了死的历史文物，从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礼义之学到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都是这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方朝晖教授多次指出，忽视东西学术思维方法和内在理路上的根本差异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不仅不能引入西学，还会糟蹋掉中学，使中国本土学术成为与现实无关的“空中楼阁”。他比较了中西学术的重要不同之处后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有‘以学治天下’的传统，而西方社会科学没有此一传统，忽视这一事实是一系列错误产生的重要根源。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是一种‘求知’（knowing）的学术，中国古代学术则是一种‘做’（doing）的学问；前者是一种理论的兴趣（theoretical interest），后者则是一种实践的兴趣（practical interest），前者超越于实用的关怀之外（beyond pragmatic concerns），后者则以‘以学治己’、‘以学治人’及‘以学治天下’为宗旨，即一切都以实用的关怀为出发点和核心……正是这些思维方式和内在理路上的根本区别，必然地决定了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完整自足的分类体系，无论用西学分类体系来分割和整理中学还是用中学分类体系来统摄和权衡西学，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1】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学与西学可以都可以相互借鉴，但绝对不能将两种学术体系以一方为参照系，宰割另一方，那样做的结果不是保存发扬学术，而会导致有机的学术体系被连根拔起——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整理国故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训！

试看今日之中国大学：

有中文系，有多少人还能写生意盎然的古体诗；

有历史系，怎么我们连给上个时代写史的传统都继承不下来；

有伦理学，然而适合中国人心智特点的伦理体系又在何方；

有经济学，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更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

这里，我们所作的，不是用西方学理“研究”轻重之术，而是按轻重之术的内在理路，将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和盘托出。读者将会发现，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完全能够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相媲美，在有些方面，其理论甚至达到了西方这些政治经济学元典无法企及的理论高度。

注释：

【1】方朝晖：《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