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家的缘起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从历史上看，法家可以说是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国家治理、政治探索及社会实践的一种政治治理意义乃至文化传承意义上的血脉的延续与流动。

 东汉班固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1】

中华民族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特点，这就是从她产生的那一天起，她的身上就烙有鲜明的政治担当、政治忧患、为天下谋正途、解民于倒悬的深刻“救世”情怀和印记。中国早期政治文化十分丰富、内容博大精深，大多来自早期政治家自己执政时期的政治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对于国家大事而言，最重大的事项是祭祀和战争。而能够把祭祀和战争结合起来的正是以战争为核心的祭祀活动。毫无疑问，祭祀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战争是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通过这种祭祀过程，一些军事行为规范产生了，这就是最早的军令、军纪。它们规定对何种行为进行赏赐，又对何种行为进行惩罚。通过赏罚、表彰和推崇英雄勇士，处罚和谴责胆小的逃兵。有了军令、军纪，就必然要有监督军令、军纪执行和解决有关纠纷的专职人员，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法官的由来。这些法官长期掌管军令、军纪，熟悉断案的方法，拥有权力以及专门的业务知识。这种专门业务知识或经过口耳相传，或经过书之简册，不断地传递下去。久而久之，早期的国家政权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忠于法律规范、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和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家学说源于远古战争的军纪需要和信赏必罚传统，源于对古代社会秩序的制定和维护，源于古老的王官之学。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政治无序的混乱局面，法家以重建国家政治秩序为己任，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主张通过变法革新，摒弃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尚贤使能，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力量重新建立统一国家的新的政治秩序。因此，尽管法家是后起之秀，尽管法家的思想元素大都可以从其他诸家那里找到出处，但是，法家重视国家治理、制定法律的传统精神与重建国家秩序的决心与开拓创新的实践能力远非同时代其他各家所能比拟。在那个“救世”时代，各家都拿出来自己的政治方案：儒家选择了礼乐，墨家选择了兼爱，名家选择了逻辑，兵家选择了权谋，而法家则选择了法治。事实证明，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只有法家的政治主张最切中时弊，最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因而也最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以管仲、商鞅、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理论为核心，秦国进行了长时期的政治实践，最终利用周秦之变的历史发展潮流，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在大秦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治国的政治与文化新模式。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马平安，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马平安《先秦法家与中国政治》，该书由团结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