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打开《尚书》，可以在此谛听“舜庭赓歌（赓歌， gēng gē，酬唱和诗——编者注）”，窥探“雅诰奥义”，其中的珍藏，据说“历代宝之，以为大训”，迎面可见的乃中国人对大道的信仰，对历史的虔诚，延续着绵绵不绝的文明根性。在古人看来，历史自有不朽的生命，经之为经，在于“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用今天的话说，包含了文明之真谛、社会之规律。尽管“与时俱进”，具体治理形态“虽设教不论”，内在价值超越时空，“其归一揆”。《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类无论走的再远，也走不出天赋的性灵。诚然，孟子早就告诫：“尽信书不如无书”，提示对历史保持中正的态度，但前提是对自身文化根柢的“温情与敬意”。否则，悍然“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参天大树，我想史是根柢，经是主干，子是分枝，集是繁花：文明总是扎根于历史土壤，所谓“六经皆史”，经典的不朽来自历史筛选而非一时玄想。诸子百家在不同维度伸展，让大树枝干参天，一代代人开枝散叶，而后生机盎然。六经之中，《庄子》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构成相互补充的整体。先民整理文明精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人世出发到人世中来，发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因为“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来自历代史官对重大国事活动的记载，保存着历史记忆，提炼着历史经验。难怪中国自古有发达的史学传统，甚至被称为“历史民族”，而又突出“存史资政”的色彩。

汉孔安国《尚书序》云，自上古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文籍生焉”，开始了有文字的记载。历经三皇时代的“三坟”，五帝时代的“五典”，产生了探索八卦奥义的“八索”，汇聚九州风物的“九丘”，历经漫长积累，文化成果蔚为大观，为《尚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主题，恒在传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道：“坟，大也，”又说“典者，常也”。比起今人的困顿，先民的富足在于虔诚的信仰。三皇“其道至大”，而“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难怪钱穆先生感慨，比较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偏好在于“常”。

春秋之世，大乱方起，孔子“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整理历代文化遗产而集大成，力图将天下挽回常轨。从总结尧舜之道开始，“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删繁就简，达到“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的意图，整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从而有了这部《尚书》。历经战国大乱，到了“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的时代，为重开太平奠定了文化基础。汉景时代，济南人伏胜以九十高龄传授《尚书》，奠定今文经学。此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意在凝聚共同价值，避免“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无以持一统”，陷入思想分裂。汉代的成功，《资治通鉴·唐纪》指出在于文化支撑：“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太宗开拓大唐盛世，其理念是“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中华元典始终居于文化传统的中心，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维系着学术人心。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强大科技力量支撑下涤荡全球，几乎将中国人的信仰连根拔起，掀起了“打到孔家店”的狂澜。文明的现代转型，势必与学术思想的变迁相表里，其间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五帝信仰，否则“就使得科学的民族史无法研究”，意在挣脱旧学束缚，重构现代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到了疑古末流，几乎无经不伪，祖先也沦为幻影，不啻自戕文化根柢。梁启超先生告诫：“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民族性关乎民族生命，“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故“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历史不幸言中。如今度尽百年洪波，文运复兴势必与民族复兴相伴，“两创方针”与“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迎来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我们亟需重读经典，激活其新时代的生命。

所谓“大道之行”，历经无数日出日落，中国人依然坚信“道者，万世无弊”，从来是人类社会“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先民追随先圣一路开天辟地，留下所谓“道统”，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镌刻在中华元典中。《汉书·艺文志》云：儒家之为儒家，在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从历山到尼山，文脉连绵千载，我们走进历山恰是为了走出历山，延续文脉，回到当下。《尚书》的追述从《虞书》开始，垂下一条祖训，叫做“天下为公”。

《尚书》对华夏文明的记载，从古帝唐尧开始，然而把记录唐尧的“尧典”，纳入了虞舜时代的“虞书”。其中缘故，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为：“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因为是虞舜史官追记前朝，故纳入虞书。

遍览《尚书》，惟有对尧舜的记载称为“典”。中文所谓“经典”，从词义上看，“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本来都是“皆可为后代常法”的意思。区别在于“经”是中华元典的总称，“典”意味着“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难怪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说最高理想，就是“尧舜之道”。所谓“帝”，本来是对天道自然的一种称谓，取其“言天荡然无心，忘于无我，言公平通远”的精神，由此实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可见五帝的历史，始终寄托着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

（胡春雨，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天桥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