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豪族的普遍存在，是东汉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1】。我们甚至可以说，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族社会基础之上的。由于刘秀出身豪族，人们常说东汉王朝是豪族利益的代表。其实，刘秀所依靠的主要是南阳豪族集团。在他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豪族势力附和者少，反抗者多。故其统一天下的战争，主要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而战争结束后，如何管理这些豪族，仍是一大难题。刘秀的许多政治措施与此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东汉王朝用严刑峻法规范豪族的行为，收到了恢复并维持社会安定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吏治苛刻问题日益严重。这是东汉政治的一大顽疾。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东汉一系列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理解。

一、两汉之际的豪族势力

所谓“豪族”，大约是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2】，到汉武帝时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西汉用酷吏，设刺史，直接打击不法豪族，收到一定效果，但抑制豪族势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徙陵”制度。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及“燕、赵、韩、魏之后”于长安附近的长陵，致使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3】。其后，西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4】，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5】。

但徙陵制度自汉元帝以后便废止了。永光四年（前40）十月，汉元帝下令“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并废除徙陵之制，其辞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6】汉成帝最初“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似亦无徙陵之事。数年后，他看上了霸陵、新丰一带的环境，想在这里营建自己的陵墓。陈汤欲乘此机会“得赐田宅”，遂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疆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成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并“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新陵原计划三年完工，但由于当地地势低平，须“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工程浩大，数万人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而“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群臣纷纷上书，要求“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于是，汉成帝下令：“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已迁至昌陵的人家也被遣回原籍。汉哀帝即位后，“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7】。汉平帝建陵事，《汉书》不载，肯定也未徙陵。

汉元帝时，“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是沿袭祖宗行之有效的旧制。陈汤建议徙陵，虽有自私动机，所言徙陵制度的废除导致关东豪族势力抬头则是事实。汉哀帝时提出“限田”之议，王莽时发布“王田令”，也是企图抑制兼并，打击豪族。在这一背景下，元、成、哀、平诸帝和当时的大臣们普遍反对徙陵，以避免豪族产生“动摇之心”、“不安之意”，说明豪族势力已相当强大，以致朝廷宁愿尝试限制他们占有土地，也不敢不尊重其“安土重迁”之性和“骨肉相附”之情。汉元帝以来对豪族势力的妥协退让，虽然缓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却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新朝末年战乱爆发后，各地农民军及豪强武装大肆掳掠。豪族首当其冲，于是纷纷聚众自保。如冯鲂，“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第五伦，“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疆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8】。一时间，“豪右往往屯聚”，“大姓各拥兵众”【9】，营堑保壁，遍布各地。刘秀在渔阳追击“五校”时，还利用了当地的保壁，派陈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10】。在战乱环境中，大姓豪族自发地率领宗族、闾里、宾客及附近百姓，龟缩在一个个据点中，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这种豪族社会固有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乱的破坏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豪族的实力和凝聚力。

刘縯起兵，意味着反新复汉运动已经开始。但豪族起初多不敢参与，因为他们目标太大，容易遭到官府的报复。舂陵宗室大多不赞成刘縯起兵，甚至“亡逃自匿”。就是一个例子。李通兄弟参与了刘縯起兵，王莽尽杀在朝中做官的李通父李守及其家人“在长安者”，“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邓晨配合刘縯起兵新野，“新野宰乃汗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人汤镬中？’”【11】邓晨宗族的这种想法，在当时豪族中应有一定代表性。但更始政权建立后，形势为之一变，“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12】。当时所谓“豪杰”多是豪族领袖。如隗嚣，天水成纪人，“少仕州郡”，无疑是当地豪族，起兵时与诸将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13】这显然是个以当地豪族为主体的军事集团。更始将王宪只率数百人西攻长安，“大姓栎阳申砀、下邦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犛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故王宪攻打长安时，各路人马多至“数十万”，豪族武装是其中的主力【14】。

豪族势力曾普遍支持更始政权，但更始败亡后，天下瓦解，群雄逐鹿，他们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如王郎称帝，是赵缪王子刘林和“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共同策划的；刘永起兵时，“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张步割据齐地，“太山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卢芳称帝则是“三水豪杰共计议”的结果，且得到“各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豪杰的支持【15】；公孙述起兵临邛时，得到“县中豪杰”的支持，称帝成都后，手下大将和谋士如李熊、任贵、侯丹、任满、李育、程乌、程凡、冯骏、王政、常少、张隆等多是蜀中大姓【16】，“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也“多往归述”。在这种形势下，刘秀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

刘秀以更始大将的身份平定河北时，当地豪族普遍不与之同心。耿纯是支持刘秀的少数河北豪族中的一个，而其所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竟“半有不同心者”。为了“绝其反顾之望”，耿纯只好派人“归烧其庐舍”，断其后路【17】。在刘秀已经占领的地区，豪族反叛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刘秀离开信都后，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捕了刘秀任命的信都太守宗广以及李忠、邳彤等人的家属。刘秀“使任光将兵救信都”，任光所将信都兵又“于道散降王郎”。刘秀收复信都后进行了报复，命李忠“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18】。在鄗城，刘秀“止传舍,鄗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幸亏耿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19】。刘秀夺取魏郡后，“魏郡大姓数反复”。其中，更始将卓京与魏郡大姓联合，“谋欲相率反邺城”，是个较大的阴谋。刘秀以铫期为魏郡太守，发兵消灭了卓京的队伍，阻止了这次反叛。其后，“邺中之豪”李陆又“谋欲反城迎檀乡”，铫期召问李陆之兄督盗贼李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不杀李熊母子，反放他们出城“往就陆”，遂使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20】，从而瓦解了魏郡豪族的又一次反叛。

刘秀收复关中，也是同当地豪族的一场较量。《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载：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其中“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邦，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盩厔，任良据鄂，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局面十分混乱。刘秀派冯异前往讨之，临行嘱咐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冯异受命人关，先击败势力最大的延岑，“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又“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后又“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从而基本控制了关中地区。这种以“平定安集”为主的政策，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

刘秀占领州郡后，通常会“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21】，迅速恢复统治秩序。但若地方官吏抚循不力，甚至欺压当地豪族，反抗事件仍会发生。《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载：建武四年（28），“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众将皆欲攻之，吴汉不许，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遂“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李贤注曰：“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胡三省注：“守长者，守鬲县长，非正官也。”吴汉所说的“守长罪”，当指守鬲县长有违法侵犯豪族利益之事，故而激起豪族反抗。此事没有造成大的震动，但颇为典型，反映出豪族在地方上仍有相当力量，东汉政府对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建武八年（32），刘秀西征隗嚣时，背后的颍川、河东、东郡、济阴等地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八年”条：“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刘秀“晨夜东驰”，“自征颍川盗贼”。同书卷二十一《耿纯传》：“（建武）八年，东郡、济阴盗贼群起。”其中只有颍川和东郡的情形见于记载。同书卷三十三《冯鲂传》载颍川郏县的叛乱说：“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占县城，赶走县令冯鲂，县中各聚落也都起兵响应，及刘秀至颍川，延褒等又“皆自髡剔，负斧锧，将其众请罪”，冯鲂“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延褒等人的队伍应是豪族武装，起而响应的“诸聚落”恐多是乡间保壁中的豪族武装。引起这次叛乱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地方官的统治过于严酷。冯鲂“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延褒等起兵就是要赶走他。冯鲂为人“矜严公正”，故被官修史书记录下来。不见于记载的颍川其他各县的令长们，恐多有类于“守鬲县长”者。刘秀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命曾任颍川太守、在当地颇有威信的寇恂同他一道往平颍川之乱。事后，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刘秀乃留寇恂于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22】。东郡的情形比颍川更典型。前引《后汉书·耿纯传》说：刘秀派李通、王常率军前往镇压，又以耿纯“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人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刘秀遂命耿纯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东郡人显然也希望朝廷撤换当地长官。

不过，颍川、东郡等地的豪族在刘秀率军西征、朝廷兵力空虚之时发动叛乱，又说明他们有推翻东汉统治、重建割据政权的意图。《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载寇恂分析颍川叛乱形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