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帝国主义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主要地区是“欧亚大陆结合部”。即欧洲和亚洲交界的地方。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和西欧接壤，南面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东部与中国为邻。也就是说，这个结合部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交通要道，古代的“丝绸之路”和今天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这彰显出欧亚大陆结合部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里海和中亚地区是世界能源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是当今世界“能源三角”之一角( “能源三角”指海湾、里海和西伯利亚, 也可称之为“能源椭圆形地区”, 这个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占全世界的70% )。此突显了欧亚大陆结合部在地缘经济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就是说, 欧亚大陆结合部是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或者是美国人所称的“战略岛”。“战略岛”是指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些“岛屿”，包括波兰、迪戈加西亚、关岛、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等。其中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就是欧亚大陆的结合部地区。企图继续维护自己霸权的美国自然不会置这个具有举足轻重战略地位的结合部于不顾【1】。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第一，影响中亚国家, 使中亚国家和美国进行合作, 可以北遏制俄罗斯, 东遏制中国, 南抵御伊朗伊斯兰势力。第二，要控制中亚的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这就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结合部国家不惜血本，鼓动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派搞“颜色革命” 的真实意图, 亦即布热津斯基所布的“大棋局”。

不容置喙，“颜色革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良好愿望，在发起“颜色革命”的队伍中，也存在想要“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使这场运动变了味，已不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质，而完全衍化为本土势力与西方代理人之间的斗争夺权运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不仅没有因此走上西方所鼓吹的“欣欣向荣”的愿景，反而灾难频仍，以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让我们先从 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在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 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 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 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 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 5%的支持率，在 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 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 30%支持“民主”，比 1991年时低了整整 42个百分点【2】。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家管仲曾经说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亦即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革新是否成功，有三个可供衡量的标准，一是民生是否得到改善，二是经济是否持续发展，三是政治上是否建立健全了“去庸留贤”的机制，使得人尽其用，局势稳定。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拔贤才，而是忙于“排斥异己”，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稳定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正如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先生所言：“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 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 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 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 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 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 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 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其首都比什凯克的破败衰颓，直追我国的四线城市。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 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在电视上看过萨卡什维利英文演讲的人想必知道，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 2008年 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学者的感受。可是眼下单单明晰其危害，毕竟只能“鉴览前古”，若欲“贻厥孙谋”，还需中国政府自身增强“战略定力”。在此，笔者仅就如何“抵御颜色革命”陈说七点，谨供读者指教。

一，坚决抵制西方输出的“精神毒药”，打破美国对“概念设计权”的垄断。

“性自由学、廉价成功学、极端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近年来为意识形态与其不一致的国家精心炮制出的四枚炮弹。这四枚炮弹以“放纵人欲”为风帽，以“弱肉强食”为引信，以“蔑视一切”为火药，杀伤力足令万死千伤!

但在发射这四枚炮弹之前，西方还有所顾虑。他们顾虑的是五千年以来我国固有的“中华道统”，顾虑的是“遣词高妙”的诸子百家，顾虑的是“玄理幽微”的《内业》、《白心》，顾虑的是一切教人智慧、给人定力的至理明哲!这些似繁实简的文化精髓，直如一排排参天古树、破风韧草，委实难以攻破。

因此，若不在我们广袤的精神沃野上预先撒下毒药，腐蚀中华道统的根基，他们的图谋便要落空。为此，他们开始不遗余力的推动“泛娱乐化思潮”。 具体体现是，但凡和娱乐相关的八卦、绯闻、轶事、休闲等等无关痛痒的东西，经常被推到各大传媒的头条甚至是各地电台之上!如果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严肃正经的话，那就不择手段的先恶搞一下，再推上去。

那些真正忧怀时弊、痛述现实、反映民意的激扬文字，却又被各大门户网站有选择性的删除!

主流媒体所做的一切，仿佛给人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人生不过是玩闹而已!

这种心理暗示一旦长期贯穿人的精神，并且渗入骨髓，人就很难再有什么信仰!甚至就连思考能力也会随之慢慢退化!久而久之，随波盲从又岂在话下?!

然而，让我们的国民全部变成“白痴”，却绝非西方蒙昧主义的终极目标。正如华裔民运人士、旅英作家ALexander Mc Sun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中华道统’这片有机农田上撒下自己研制的‘化肥’，其目的绝非仅仅只是要将他们的作物全部弄得枯萎糜烂。死亡，只是开始而已!我们还要竭力促使‘化肥’中的药素迅速渗入地表，滋养出适合西方作物茁壮成长的新土壤!这样一来，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之花就可以开遍山野了!”

把我们的“土地”弄得荒芜破败，再种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西方列强的大致思路。诚然，他们算计的很准，对常人的心理变化把握得也十分到位。一个人长期浸淫在声色犬马之中，随着思考能力的消退以及现实需要，就自然而然的想要“求知”。这就跟饿了想要吃饭，渴了想要喝水一个样。

譬如一个孤独无助、茫然失措的流浪汉在黑夜的沙漠中行走，这个时候哪怕面前闪现一丝灯火，哪怕是鬼火，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迎上前去，怎么还会有心怀疑这个举着灯笼的人是否在精心设计另一个更大的陷阱呢?!

此时此刻，不管这个掌灯者拿出什么样的“食物”，有多大的副作用，我们也只能以感恩者的心态来接受，并且甘之如饴。

于是，我们便饥不择食的将“Authoritarian regime(泼污传统国家的代名词)”、“States of Concern(污指发展中国家为‘流氓’的代名词)”、“Failed States Index”(指责他国社会、经济、内政等等状况不合己意的代名词)等等概念，一一狼吞虎咽下去。继而，全都异变成了“外社内资”的怪胎!

为了匡时救弊，当下的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舆论喉舌）须从现在开始就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1，以“爱国主义情结、民族主义情结、英雄崇敬情结、大一统情结”这四把利刃对抗“性自由学、廉价成功学、极端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2，以“上承炎黄，下启唐宋”的中华道统克制“泛娱乐化思潮”。

3，敢于推陈出新的使用“中国式概念”。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有学术理论底蕴的国家，譬如《韩非子》就提出了“亡征”这一概念，极为详尽的论述了国家可能存在的七十多种隐患；《管子》提出的“内业”概念，为大众反省自进提供了十二种学习和修炼的良方；《吕氏春秋》提出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列举了察人观物的十四种办法，切实有效，堪称品鉴学范本；《墨子》提出的概念就更多：“兼爱”、“非攻”、“尚贤”、“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刘邵所提的“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等等，都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圭臬。时至近代，更有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五史》中提纯淬化的“实践论”、“矛盾论”、“阶级斗争论”等等名词。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备受西方学术殖民，总是打心眼里产生自卑怯懦的情绪，从不敢在公开的期刊论文和官方媒体上对这些概念加以使用，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合群”、“很丢人”的事情，（教育机构也不给力，规定论文中西化名词的使用数量如果不够，就无法评定职称，涨不了工资）遂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迟迟不能完成“攻防转换”，一直被动挨打。

二，坚持“打击新五蠹，共奔富裕路”的原则，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孙子兵法•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话虽然说得浅白鄙陋，但也大抵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心理，那就是：在中国要想发生大面积动乱，除非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才有可能!

所以你要想让老百姓不跟着境外势力瞎折腾，你就得让他们都有钱花!或者至少，给他们一份相对稳定和合理的收入。从“驻哈萨克经商参处” 2013年9月25日发布的《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来看，中国排名第94位，几乎与毗邻阿富汗的土库曼斯坦并列，显然不怎么太理想。究竟如何才能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笔者觉得高连奎先生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所提的三条建议颇为务实，可以一听：

首先，在宏观方面，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防范新自由主义冲击。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如何将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起来, 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不能只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而应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到头来只能落得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惨下场。

其次，在微观方面，要做好两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彻底铲除“新五蠹”，二是要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一）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人均PDP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但由于在改开过程中部分方针政策的失误，譬如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等等，间接导致了资源的非正常流动，让五种为祸甚大的“害虫”趁机做大。

1.职业投机客。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手段，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给那些依靠工薪阶层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除了少数早期投入者赚，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用以及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都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完全不完善导致这些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当然这些行为也导致了巨大的财富转移。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关于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4、黑社会及色情业。我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数百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过度城市化造成的恶果，致令农村人口进城之后生计无着，被迫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一是盗窃文物的越来越多。这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三峡成了黑社会盗卖文物的热点。德国媒体披露说，“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

二是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这种黑社会集团由境内外不法分子组成。盘踞在美国纽约的华裔“福青帮”是最大的“总舵”，负责帮他们搞定“出境”问题。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大陆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像欧美那样的黑手党，敢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但这些邪恶势力组织之严密、气焰之嚣张也不可小觑。“唱红打黑”之举措不绝不可轻易废置!

三是黑社会扶持下的“色情行业”门庭若市。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2年职业妓女已经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 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这五类人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3】。

（二）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1、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区别对待，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实行国家补贴;加强对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并用这两方面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我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整体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的价格的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而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比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较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则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 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须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4】。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居民每个月增加1200-2000元的工资，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剂十分不错的强心针。

三、加快立法步伐，为各类NGO的活动方向和献策质量定下两项硬性衡量指标。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的确，作为一个英明的政府，决不能闭目塞听，讳疾忌医。但是，包容并举、虚心纳谏也应该是有一定尺度的，如果盲目的“广开言路”而丢弃最起码的原则，所听到的策论大都有以下四种：一是巧舌如簧，不切实际的理论;二是牵强附会，荒诞不经的怪谈;三是哗众取宠，语出惊人的言论;四是让惠于敌，自掘坟墓的主张。

有史为证：

1.虞庆造屋

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2.郢书燕说

郢地有个给燕相写信的人，晚上正在写着，烛火不亮，就对拿烛的人说：“举烛。”嘴里说着“举烛”，信中也误写上了“举烛”。举烛，并不是信的本意。燕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 ，也就是祟尚光明;所谓崇尚光明，也就是要选拔贤人加以任用。”燕相告诉燕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了。治理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信的本意。当代被提拔的学者大多都像这类人。

3.棘刺刻猴

卫国有个请求给燕王把棘刺的尖端雕刻成母猴的人，燕王很喜欢他，就用五乘之地的税收作为俸禄养着他。燕王说：“我想看看你在棘刺的尖端上雕刻的母猴。”这个外来的卫国人说：“君主想要看它，必须半年不进入到后宫里面，不喝酒吃肉，在那雨停云散太阳出来的时候，趁那在半晴半阴的时候来观看它，这样棘刺尖端上的母猴才可以看到。”燕王于是就收养了那个卫国人，却又不能观看他雕刻的母猴。郑国有一个在朝廷直属官署中工作的的冶炼工人对燕王说：“我是做刻刀的，各种微小的东西都要用刻刀来雕刻它，而被雕刻的东西必须比刻刀大。现在荆棘的尖端容不下刻刀的锋刃，所以他很难用刻刀来雕刻棘刺的尖端。燕王不妨去看看他的刻刀，那么能不能在棘刺尖刻母猴就可以知道了。”燕王说：“好。”于是对那个卫国人说：“你雕刻棘刺，是用刻刀来刻它的吗?”那个卫国人说：“用刻刀刻的。”燕王说：“我想看看这刻刀。”那卫国人说：“请允许让我到住处去拿它。”他于是便趁机逃跑了。

现在有些NGO中的专家所提的意见就和“在棘刺的尖端雕刻母猴”一样虚无缥缈、难验其效，却长期被政府供养，不是很奇怪吗？！

4.靳尚助敌

楚怀王扣押了张仪，准备杀了他。这时怀王的佞臣靳尚接受了张仪的贿赂，就对怀王说：“君王把张仪拘禁下狱，秦王必定愤怒。天下诸侯一看楚国失去了盟邦秦国，楚国的地位就会低落。”接着靳尚又对怀王的宠妃郑袖说：“你可知道你马上要在君王面前失宠了吧!”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张仪是秦王有功的忠臣，现在楚国把他拘留下狱了，秦国肯定要楚国释放张仪。秦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同时又选择美貌善玩且懂音乐的宫女作陪嫁，为了使她高兴，此外秦王还陪嫁了各种金玉宝器，用上庸六县送给她作为享乐的费用，这次正想让张仪献给楚王为妻。君王必定很爱秦国公主，而秦国公主也仰仗强秦来抬高自己身价，同时更以珠宝土地为资本，四处活动，她势必会立为君王的妻子，到那时秦国公主就等于君临楚国，而君王每天都沉迷于享乐，必然忘记你，你被忘掉以后，那你失宠的日子就不远了。”郑袖说：“一切拜托您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靳尚说：“您为什么不赶快建议君王释放张仪。张仪如果能够获得释放，必然对您感激不尽，秦国的公主也就不会来了，那秦国必定会尊重你。您在国内有楚国的崇高地位，在国外结交秦国，并且留张仪供您驱使。你的子孙必然成为楚国太子，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利益。”郑袖立刻就去说服楚怀王放了张仪【5】。

而日后，恰恰是这个侥幸得脱的张仪，用“连横”的策略将五国一一孤立，甚至间接令怀王客死异乡。

从以上四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经验：

（一），对于民间非政府组织，要“因能授任，督名责实”。既然现在某些NGO桀骜不驯，以谩骂党和人民政府为己任，摆出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那我们就要验一验它的成色。现在有那么多农场效益低下，有那么多工人濒临下岗，有那么多乡民难以为继，只要那些NGO能够出个主意，哪怕是拯救了万分之一的穷苦大众，我们就算它是“直言鲠议”！不仅不能打压，还要大力褒奖。如果只会扯着嗓子瞎叫唤，一到动真格的时候啥也不行了，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只能将其取缔了。

（二），要看看这些NGO的建议对谁最有利。一项建议转化为政策加以落实，必有其受益群体。如果其落脚点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就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正义的NGO；相反，假使其建议只着眼于个别群体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不惜损人利己的，则是一个反动的NGO。究竟是“正义”还是“反动”，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如此一来，有望最大限度的对民间智库去芜存菁，劝善止邪，逐步粉碎西方企图利用非政府组织绑架民意的不轨图谋!

四，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新型政教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6】

可以说，美国的这一步棋，仅在中国的范围内来看，还没有达到它所期待的理想效果，但假若我们听之任之，前景便不乐观。

国家宗教事务局2012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近年，“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2016年8月份，仅在天津一地就发生了多起“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其中众所瞩目的、较为典型的是勾洪国事件与胡石根事件。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笔者觉得王作安同志在零九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当代政教关系》仍不失其借鉴意义，特将其“去芜存菁”，归为三点：

首先，我们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新型政教关系。“这种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在政教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并不把政教分离作为处理政教关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政教分离基础上努力追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任何形态的“神权政治”只会导致无止境的宗教冲突、政教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而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是我国当代新型政教关系的精髓。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历史都启示人们，“无自立则无以外交”，宗教也不例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爱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提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一原则得到党和政府大力的支持而确定下来。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们要纠正一些人在宗教方面存在的法制观念的缺位和错位，任何宗教都不享有可以超出我国（任何主权完整国家）法律、法规的特权，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上位法。中国再也不应该和不会出现建立在“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7】

第三，建立长效的宗教突发事件危机处理机制。当今世界，美国主导的“新人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极力推动“宗教政治化”、“政治运动化”，宗教因素与因特网、手机和软件平台结合，成为兰德公司推崇的“蜂拥战术”的理想载体之一；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依托于“蜂拥战术”，用精心选择的某个时段的“突发”事件将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成果引爆，顷刻推翻现政权。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意味深长地预言，“当今的中国不太稳定，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出现宗教领袖执政。”“局部宗教抗议扩大到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很可能会导致现有国家政权被暴力推翻。也许有人希望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是，“预言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在社会主义中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仅是我国政教和谐、政治稳定的根本解决之道，而且是克服被“文明冲突”魔咒困扰的国际宗教、政治危机的“他山之石”。

五，政府高层要懂得“鬼谷”才辩，灵活外交以创造有利的外部空间。

2005年12月4日，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二届总统选举。此次选举是在其周边“已效尤于接踵，实堪虑于目前”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中亚地区的大国，哈萨克斯坦会否成为下一个“颜色革命”的牺牲品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前，其国内的反对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企图效法乌克兰，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与纳扎尔巴耶夫一决雌雄。

但结果却令某些西方国家大失所望。纳扎尔巴耶夫宛若擎天巨松，架海金梁，任凭风吹雨打，巍然不动。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的国情与哈萨克斯坦不相一致，可是其元首为了遏制“颜色革命”所制订的“纳式”外交战略实堪赏鉴。

纳扎尔巴耶夫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深知取得俄罗斯与美国的支持对于其赢得连任的重要性。因此，在处理同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上，纳扎尔巴耶夫利用哈萨克斯坦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奉行积极的、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周旋于俄美之间，既加固与俄罗斯的“传统友情”，又谋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支持。2005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在独联体峰会上，立场鲜明地支持俄罗斯提出的建立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的想法。与此同时，他还呼吁中亚各国大力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以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

颇有雄心智计的他还对美国玩起了“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的把戏。首先，哈萨克斯坦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抵消美国对中亚政治的影响，继而稳定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局。例如，哈萨克斯坦支持在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中的如下观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全人类的财富;在信息技术和交通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多样性应促进相互了解和宽容、避免极端态度、发展对话;应充分保障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各成员国应共同努力，有效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威胁;上海合作组织应制定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事态联合做出反应的有效措施和机制，并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的有效机制，建议居民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舆论的企图。作为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策动的政治骚乱的有力回击，《元首宣言》提出：“元首宣言提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即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8】这就是说，要求美国从中亚撤军。这一举动是美国在中亚民主改造计划受挫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美国在被这巴掌打疼以后，只能口蜜腹剑般的调整对哈外交政策。纳扎尔巴耶夫也很懂得照顾情绪，放弃了先前的强硬立场，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外交政策。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哈萨克斯坦除了加强同俄罗斯及其盟国的合作，还多次表示可以同美国进一步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2005年9月，在美国的“志愿者同盟”逐渐松散的情况下，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不从伊拉克撤军。这被视为美对伊行动所给予的最为积极的政治支持。这个举措虽然对伊拉克“有失厚道”，但作为政要来讲，首先要考虑的肯定必须是自己国家的发展，其既能圆转自如，“御敌于国门之外”，也足见高明。

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在大选前夕，有效的利用了本国的石油资源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换取政治献金。纳扎尔巴耶夫深知美国主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对于激活美国的中亚政策的重要意义，因此与美国就加入该管道协议问题不断进行政治周旋，最终在顺利当选总统后的2006年6月，同意向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供油。纳扎尔巴耶夫身体力行，告诉了想要从自己这边套取好处的西方国家一个定理：想要好处可以，但必须先为我办事儿。好处不能白给，更不能倒贴!

这跟某些东南亚国家寡廉鲜耻、不顾原则的为西方输送利益，是有本质区别的。

总的来看，在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前，虽然哈萨克斯坦当权者和反对派都曾经认为，本国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然而，纳扎尔巴耶夫政权及亲总统党对“颜色革命”旗帜鲜明的防范立场，以及强硬而果断的反制措施和适度调整的内外政策发挥了有效作用，最终避免了大选期间的社会动荡。

通过此例，我们可以得出教义：在今后的外交工作中，尤其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能单纯的以“仁义至诚”为原则，因为这从长期来讲是有害的。而应在不违背国际道义和本国利益的前提下“诈信兼用，恩威并重”。同时，不妨参照《鬼谷子-权篇-第九》中所录：“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 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亦即与不同的人物谈话应该运用不同的作战方式，不能千篇一律，给人以呆板僵滞、俎上鱼肉之感。

六，切实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既要严惩“虎狼之徒”，又须清理“蛇鼠”之将。

无论是“丝绒”、“玫瑰”、“栗子”，还是“紫色”、“雪松”、“茉莉”，颠覆者们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大逞其志，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政府指挥失灵，士兵倒戈相向。因此，“如何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已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

想要让我们的部队在关键时刻“奉命于危难之间”，首先要对我们军队中的将官类型加以了解，然后“因人施治，择机除弊”。纵观华夏历史，“卫士武卒”的形象虽然千姿百态，莫拘一式，但若以“受调听用”的政治量化标准来区分，不外乎五大类。

第一类：“宁甘杀身 ，不附凶逆”。南霁云就是其中的典范。据《张中丞传后叙》记载，南霁云青少年时代勤劳能干，喜爱学习，平时收工后总要习文练武。传说他会七十二路枪法，善骑马射箭，能左右开弓，百步之内箭无虚发。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弃家外出谋生，后投奔张巡部下被委以重任。

公元757年，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后，派汴州刺史尹子奇统兵30万攻睢阳。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南引兵自宁陵向睢阳进发，攻破叛军防线与睢阳守军会合。后尹子奇披挂上阵，被南一箭射中左眼。为守住睢阳，张遣南先向屯兵彭城的御使大夫许叔冀求援，但许无动于衷，南置骂而归。随即率精骑三十突围至临淮向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求救。南见其不肯出兵，便进前一步说：“睢阳与临淮近在咫尺，两地相依为存，若睢阳失守，临淮危在旦日，请大夫三思。”贺兰见南是难得将才，便想留于身边，于是设宴款待。

南含泪凝噎道：“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说着，竟拔出佩刀自断中指。

但是贺兰仍旧不打算出师勤王，南有鉴及此，掩面长叹：“主帅之命不能完成，叛兵不能扫平，国家不得安宁，请留此指以明心志!在下这就归报主帅，与城池共存亡。”言毕，上马而辞。

是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南霁云被虏。叛军尹子奇劝南投降，南禀禀正气，大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可向不义者屈服。宁掉头颅垂青史，不留骂名在人间。”昂首挺胸、英勇就义。

后人曾有诗云：洒血睢阳谁笑痴?故乡粗豆靡穷期;李唐社稷今何在?不及将军尚有祠!

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无忌的当下，“南霁云”之类的人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也是屈指可数，门可罗雀。尤其值得执政当局珍而重之!

当然，“帅不在多，贵乎能战”!这样的人物本也不用太多，只要有三、五个就足可以“解民倒悬”，关键是要将他们摆对位置!

这就需要国家领导具备一双慧眼，在平时就大力开展“退奸进贤”的专项工作，对此类将官“不求全备、不看门第、不计仇怨”的加以提拔。倘若天下有变之际，仍是“贺兰进明”大权在握，“南霁云”不过位居小卒，国家危矣！

第二类：“恃功骄恣，偏霸地方”。自古以来，行伍之中的首脑人物就不免“飞扬跋扈，唯我独尊”之气，战绩彪炳者尤甚!国家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是出身草莽，又贡献卓著，于是采取“观其大体，不拘细谨”的原则，对一些细小过错也就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本来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宽容和放纵是有底线的，如果对方所犯之罪已经到了“动摇民心，影响治理”的高度，就必须杀一儆百了!

愚以为，洪武年间的“朱亮祖”案堪为励精图治者之镜鉴!

据实而论，朱亮祖这个人在某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在征战方面，他披坚执锐，敢为人先，在与敌军李伯升血战时，史载其“乘胜燔其营落数十，获同佥元帅等六百余人、军士三千、马八百匹，辎重铠甲无算”，堪称勇烈!

难能可贵的是，此人还十分赤胆忠心。在对抗方国珍一役中，事态胶着，仗很难打，他几次险死还生，但从未临阵退缩、媾和言降、叛主求荣。

所以说，他对朱元璋乃至整个大明来讲，还是很够意思的!但是，看一个将领的好坏，你不能光看他对朝廷如何，对一把手如何，你还得看看他对老百姓怎么样!

开国之后，朱亮祖奉命坐镇广州。期间，他不仅私下经商，强抢民女，敲诈商户。更有甚者，竟公然扶植流氓地痞，干预行政，鱼肉乡里，其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尤为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番禺知县道同本着“为民请命”和“规谏劝诫”之心，出言让他有所收敛，因为这样做既能善养人众，赢得官箴，也可以自我保全，免遭兔死狗烹之祸。

岂料朱亮祖不但不听，更作伪寻衅，诬陷道同大逆不道，意图谋反!

一个清如明镜、刚正不阿的县长，就这样人头落地!

试问，如果每个戍边勋旧都像朱亮祖这样，怎么会不引起下属怨怼、四方哗变？!

现今既称“继往开来，开明治世”，要有别于前代，那么对这类人的处置也大可不必非要“鞭笞斧钺”，如斯残忍。但是移交司法，投送入监，令其洗心革面，了此残生，则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许多的网友和知名时评人对这个建议很是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自秦汉至今数千年以来，皇帝能把文官攥出尿来，却很少对身边能够弹压一方的武将轻易下手，即便大开杀戒，针对的也只是那些对自己不够俯首帖耳的!

在此种论调甚嚣尘上、弥漫肆虐的环境下，我们的领导人有必要拿出勇气与魄力来对此澄清和回击——只要触及红线，无论文官还是武将，不管“异己”还是“同盟”，概不姑息!

第三类：“贪渎淫乱，行若硕鼠”。这类军人永远把金钱和女人放在第一位，与第二类不同的是，他们毫无政治忠诚度和人伦道德可言。西晋的石崇便属此列。

石崇，字季伦，小名齐奴，与其父世受魏恩，却随司马氏篡夺神器。元康初年，出任大晋的中郎将、荆州刺史。在任职荆州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也就是说他靠当官时巧取豪夺沿途客商而致暴富，可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贪官。他生活奢侈，为了与人争豪，命令自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还在自家门前的大路两旁，用贵重的彩缎铺设夹道五十里的屏障。史传他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晋武帝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石崇看了便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王恺气极，石崇说：“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每株都大于王恺的珊瑚树。他还为解自己的宠妾梁绿珠的思乡之情，建“金谷园”，筑“百丈高楼”，可“极目南天”。【9】

可他也恰恰死在美女和财富上。赵王司马伦亲信孙秀垂涎绿珠美色，石崇不给。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专权，石崇因参与反对赵王伦，金谷园被孙秀大军包围，石崇见大势已去，对绿珠说：“我因你获罪，奈何？”绿珠流泪道：“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遂坠楼而亡。孙秀大怒，将石崇和潘岳等人斩首。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任由石崇这样的军官镇守腹地，一旦某些西方国家对其“资以皮币玩好”，他的枪口会朝向哪边？！

第四类：“见风使舵，心如蛇蝎”。“暴嬴国此尝图霸，霸业后仁先以诈”——应该可以作为这类人的格言。在他们看来，民族是否灭亡，百姓是否安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价值能否实现!让他们前进的动力不是什么“人心”、“时望”等等正义的因素，而是“裂土封疆”，是对芸芸众生颐指气使的尊贵地位。谁能给他们这种地位，他们就帮谁!祖约就是这样的人。

太兴三年，“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那个祖逖病死了。祖约接替了其兄长祖逖的职位，担任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接管他的部众。一开始这个祖约是很想跟自己的兄长学习一下的，也去扫荡匈奴、抵御五胡。可是打着打着他就发现：敌人太凶残了，根本不是对手，而且跟着这个晋明帝干太不实惠了。凭什么自己的名气和资历并不在郗鉴和卞壸之下(他的两个同事)，却连个“伯爵”都没弄上?!

权衡之下，他干脆率宗族及亲信数百人投降后赵天王石勒。然而，石勒十分鄙薄祖约，久久不愿接见他。

咸和五年，程遐向石勒进言道：“天下粗定，当褒忠除奸，当初汉高祖斩杀丁公(不忠于项羽)，即是此意。如今忠于事君者莫不擢拔贵显，背叛不臣者尽加诛夷，这正是大王您广受拥戴的原因。祖约叛晋来投，主上您对他却不加处理，让臣实为困惑。况且祖约竟还大会宾客，与宗族宾客夺人土地，为患乡里。如此之人，留着也是祸害。”

石勒从其所言，祖约终得一死。

显而易见，如果不把军队中的“祖约”开除净尽，或限制性使用，一旦“颜色革命”迫在眉睫，他们必定又会在本国政府和境外势力之间首鼠两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第五类：“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如果说前四类可以借喻某些特定人群，第五类则是军队中抽象的大多数。他们多居于体制内的中下层，间或怀有一腔热血，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养料顷刻间升华为“南霁云”。当然，他们也没有资格和条件像朱亮祖、石崇那样骄奢淫逸，思想并不复杂的他们，更不会效法见风使舵的祖约。

他们的原则或许很简单，那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只好如是以报。

对待这样的军士将官，领导者们只需要做到两条，其一：令他们“食有粮，居有所，功有赏，罪有罚”;其二，与他们“同甘苦，共生死”。

这些道理听似浅显，然而却总是知易行难!

七，做实人大，让广大工农阶级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主导性力量。

自古至今，中国社会就有“问道于贤”的历史渊源。

古有训：“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任群豪。后世亦知独理之不能久，故与人共理之；知独守之不能固，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兼并路塞，逆节不生也。”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而况以华夏之大，疆域之阔，人民之众，事务之繁，一人岂能据守?!如果做一把手的领导自不量力，非要事无巨细，定必躬亲，那么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分身乏术。而且领导如果用眼睛看，下属就修饰外表，让你不知所措;如果领导用耳朵听，下属就修饰言辞，让你远离真相;领导如果用脑子想，下属就夸夸其谈，把你带入误区。先王认为眼、耳、脑这三种器官不能尽信，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大家，并严明赏罚。

同理，黄帝等先王圣人正是由于知道自己一个人治理国家不能使之长久，所以和六位贤才一起治理;知道一个人守护天下不能使之牢固，所以和百姓一起守护。他们亲疏并用，异同共进。使权轻与权重的人互相抑制，亲近与疏远的互相关照。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以保证国家不发生叛乱。

正是因为“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毛泽东同志在立国之后才着力推动建设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

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可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需要动大手术，只要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名副其实并加以完善就完全可以，就一定能够消除覆盖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百姓肆无忌惮地欺压掠夺，并不是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上述政治制度并未做实!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代表超过80%，绝大部分是与公有制经济生死相连的工农代表，并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办事能力。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些敢于为民请命的“大老粗”被“知识化、专业化”的口号赶出了人大，人民代表大会逐渐沦为了某些商人、伪儒、明星、洋买办的舞台，很难想像，以他们的韬略目光和阶级立场能做出什么对基层老百姓有益处的事情来。

在1975年以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划分主要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相应地，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也被划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例如，杭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为：党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35.22%，群众代表占28.07 %，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占36.71%， 工人代表占 18.18%，农民代表占 6.57%，党政干部占 15.53%。可以说这还比较容易让我们接受。

但是在2000年以后，某市非公经济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竟然占代表总体的32%，党政领导干部占30%，国企高管占12%。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农民群体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来地保障其权益？! 【10】

《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如果为政者继续打压工农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本就不强的话语权，等于是在间接孕育社会不安定因素，也是在为“颜色革命”的爆发提供契机。

好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以后，就明确指出：“要提高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这是对人大制度实际运作的一种纠偏，也是理论上向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回归。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既要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也要兼顾传统的民众基础，达到社会各阶层在代表权上的平衡。”

笔者希望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李四林：《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 张维为：《中国超越》(第五章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日。

【3】高连奎：《六问民生困境之三》，每经智库，2014年4月24日。

【4】 高连奎：《中国大时局2014》，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281-285页。

【5】 丁柏传：《从韩非子看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3年02期。

【6】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7】王作安：《关于中国当代政教关系》，《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3日

【8】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新华网，2005年7月5日。

【9】 梅毅：《华丽血时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0】黄冬娅：《组织化利益表达：理论假设与经验争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78页。

（作者简介： 赵丹阳 九零后新锐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