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帝国主义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主要地区是“欧亚大陆结合部”。即欧洲和亚洲交界的地方。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和西欧接壤，南面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东部与中国为邻。也就是说，这个结合部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交通要道，古代的“丝绸之路”和今天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这彰显出欧亚大陆结合部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里海和中亚地区是世界能源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是当今世界“能源三角”之一角( “能源三角”指海湾、里海和西伯利亚, 也可称之为“能源椭圆形地区”, 这个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占全世界的70% )。此突显了欧亚大陆结合部在地缘经济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就是说, 欧亚大陆结合部是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或者是美国人所称的“战略岛”。“战略岛”是指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些“岛屿”，包括波兰、迪戈加西亚、关岛、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等。其中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就是欧亚大陆的结合部地区。企图继续维护自己霸权的美国自然不会置这个具有举足轻重战略地位的结合部于不顾【1】。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第一，影响中亚国家, 使中亚国家和美国进行合作, 可以北遏制俄罗斯, 东遏制中国, 南抵御伊朗伊斯兰势力。第二，要控制中亚的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这就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结合部国家不惜血本，鼓动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派搞“颜色革命” 的真实意图, 亦即布热津斯基所布的“大棋局”。

不容置喙，“颜色革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良好愿望，在发起“颜色革命”的队伍中，也存在想要“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使这场运动变了味，已不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质，而完全衍化为本土势力与西方代理人之间的斗争夺权运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不仅没有因此走上西方所鼓吹的“欣欣向荣”的愿景，反而灾难频仍，以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让我们先从 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在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 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 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 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 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 5%的支持率，在 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 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 30%支持“民主”，比 1991年时低了整整 42个百分点【2】。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家管仲曾经说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亦即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革新是否成功，有三个可供衡量的标准，一是民生是否得到改善，二是经济是否持续发展，三是政治上是否建立健全了“去庸留贤”的机制，使得人尽其用，局势稳定。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拔贤才，而是忙于“排斥异己”，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稳定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正如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先生所言：“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 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 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 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 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 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 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 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其首都比什凯克的破败衰颓，直追我国的四线城市。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 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在电视上看过萨卡什维利英文演讲的人想必知道，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 2008年 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学者的感受。可是眼下单单明晰其危害，毕竟只能“鉴览前古”，若欲“贻厥孙谋”，还需中国政府自身增强“战略定力”。在此，笔者仅就如何“抵御颜色革命”陈说七点，谨供读者指教。

一，坚决抵制西方输出的“精神毒药”，打破美国对“概念设计权”的垄断。

“性自由学、廉价成功学、极端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近年来为意识形态与其不一致的国家精心炮制出的四枚炮弹。这四枚炮弹以“放纵人欲”为风帽，以“弱肉强食”为引信，以“蔑视一切”为火药，杀伤力足令万死千伤!

但在发射这四枚炮弹之前，西方还有所顾虑。他们顾虑的是五千年以来我国固有的“中华道统”，顾虑的是“遣词高妙”的诸子百家，顾虑的是“玄理幽微”的《内业》、《白心》，顾虑的是一切教人智慧、给人定力的至理明哲!这些似繁实简的文化精髓，直如一排排参天古树、破风韧草，委实难以攻破。

因此，若不在我们广袤的精神沃野上预先撒下毒药，腐蚀中华道统的根基，他们的图谋便要落空。为此，他们开始不遗余力的推动“泛娱乐化思潮”。 具体体现是，但凡和娱乐相关的八卦、绯闻、轶事、休闲等等无关痛痒的东西，经常被推到各大传媒的头条甚至是各地电台之上!如果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严肃正经的话，那就不择手段的先恶搞一下，再推上去。

那些真正忧怀时弊、痛述现实、反映民意的激扬文字，却又被各大门户网站有选择性的删除!

主流媒体所做的一切，仿佛给人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人生不过是玩闹而已!

这种心理暗示一旦长期贯穿人的精神，并且渗入骨髓，人就很难再有什么信仰!甚至就连思考能力也会随之慢慢退化!久而久之，随波盲从又岂在话下?!

然而，让我们的国民全部变成“白痴”，却绝非西方蒙昧主义的终极目标。正如华裔民运人士、旅英作家ALexander Mc Sun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中华道统’这片有机农田上撒下自己研制的‘化肥’，其目的绝非仅仅只是要将他们的作物全部弄得枯萎糜烂。死亡，只是开始而已!我们还要竭力促使‘化肥’中的药素迅速渗入地表，滋养出适合西方作物茁壮成长的新土壤!这样一来，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之花就可以开遍山野了!”

把我们的“土地”弄得荒芜破败，再种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西方列强的大致思路。诚然，他们算计的很准，对常人的心理变化把握得也十分到位。一个人长期浸淫在声色犬马之中，随着思考能力的消退以及现实需要，就自然而然的想要“求知”。这就跟饿了想要吃饭，渴了想要喝水一个样。

譬如一个孤独无助、茫然失措的流浪汉在黑夜的沙漠中行走，这个时候哪怕面前闪现一丝灯火，哪怕是鬼火，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迎上前去，怎么还会有心怀疑这个举着灯笼的人是否在精心设计另一个更大的陷阱呢?!

此时此刻，不管这个掌灯者拿出什么样的“食物”，有多大的副作用，我们也只能以感恩者的心态来接受，并且甘之如饴。

于是，我们便饥不择食的将“Authoritarian regime(泼污传统国家的代名词)”、“States of Concern(污指发展中国家为‘流氓’的代名词)”、“Failed States Index”(指责他国社会、经济、内政等等状况不合己意的代名词)等等概念，一一狼吞虎咽下去。继而，全都异变成了“外社内资”的怪胎!

为了匡时救弊，当下的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舆论喉舌）须从现在开始就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1，以“爱国主义情结、民族主义情结、英雄崇敬情结、大一统情结”这四把利刃对抗“性自由学、廉价成功学、极端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2，以“上承炎黄，下启唐宋”的中华道统克制“泛娱乐化思潮”。

3，敢于推陈出新的使用“中国式概念”。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有学术理论底蕴的国家，譬如《韩非子》就提出了“亡征”这一概念，极为详尽的论述了国家可能存在的七十多种隐患；《管子》提出的“内业”概念，为大众反省自进提供了十二种学习和修炼的良方；《吕氏春秋》提出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列举了察人观物的十四种办法，切实有效，堪称品鉴学范本；《墨子》提出的概念就更多：“兼爱”、“非攻”、“尚贤”、“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刘邵所提的“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等等，都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圭臬。时至近代，更有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五史》中提纯淬化的“实践论”、“矛盾论”、“阶级斗争论”等等名词。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备受西方学术殖民，总是打心眼里产生自卑怯懦的情绪，从不敢在公开的期刊论文和官方媒体上对这些概念加以使用，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合群”、“很丢人”的事情，（教育机构也不给力，规定论文中西化名词的使用数量如果不够，就无法评定职称，涨不了工资）遂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迟迟不能完成“攻防转换”，一直被动挨打。

二，坚持“打击新五蠹，共奔富裕路”的原则，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孙子兵法•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话虽然说得浅白鄙陋，但也大抵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心理，那就是：在中国要想发生大面积动乱，除非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才有可能!

所以你要想让老百姓不跟着境外势力瞎折腾，你就得让他们都有钱花!或者至少，给他们一份相对稳定和合理的收入。从“驻哈萨克经商参处” 2013年9月25日发布的《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来看，中国排名第94位，几乎与毗邻阿富汗的土库曼斯坦并列，显然不怎么太理想。究竟如何才能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笔者觉得高连奎先生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所提的三条建议颇为务实，可以一听：

首先，在宏观方面，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防范新自由主义冲击。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如何将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起来, 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不能只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而应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到头来只能落得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惨下场。

其次，在微观方面，要做好两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彻底铲除“新五蠹”，二是要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一）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人均PDP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但由于在改开过程中部分方针政策的失误，譬如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等等，间接导致了资源的非正常流动，让五种为祸甚大的“害虫”趁机做大。

1.职业投机客。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手段，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给那些依靠工薪阶层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