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融危机过后被捕入狱的银行家这么少？这是过去几年让许多老百姓都很纳闷的一个问题。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甚至连今年2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侵扰。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被授予了讲述此次金融危机的《监守自盗》(Inside Job)。该片导演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领奖辞几乎和科林•弗思(Colin Firth)的一样让人难忘（尽管不是那么有趣）。“请原谅，但首先我必须指出，这场由金融欺诈引发的可怕金融危机过去已经三年了，却没有一名金融业高管因此锒铛入狱，”他郑重表示，“这是不对的！”台下传来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这样的人在蹲监狱，而那些鼓捣出次级贷款或高风险债务抵押债券(CDO)的、不知姓名的男男女女却可以逍遥法外呢？这是不是什么阴谋，值得进行“监守自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些愤愤不平的非银行界人士无疑认为这是一场阴谋。他们的论点是：银行家的权势非常强大，因此即便犯下的罪行等同于金融界的谋杀罪，也能逃过惩罚。弗格森在他的纪录片中指出，银行家、学者和政客们朋比为奸，共同导致了危机，并在危机爆发后继续袒护银行家，直至今日。
 
    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不够全面（为确保信息得到充分披露，我应该承认自己也在《监守自盗》中出镜，和我一起出镜的还有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诚然，金融业的权势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同时我也认为，一些银行家的行为已严重违背道德标准。但说到银行家们是否真的犯了法，答案却并不那么一目了然。

    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那些凭空鼓捣出的巧妙金融产品——债务抵押债券、次级贷款等等——就会发现它们具备一个共同的决定性特点：即它们设计之初就意在利用司法漏洞，而且往往是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利用。因此，金融体系中发展出的“创新”，实际就是在法律、规定与评级的边缘起舞——但并不真正越线。事实上，大型银行通常会雇用大量律师，以确保法律的字面条文得到遵守——尽管法律的精神正受到日益新颖和有违道德的歪曲。

    这意味着，要在法庭上给那些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定罪会相当困难。换句话说，华尔街或许实际上并不需要什么“监守自盗”的阴谋来保护自己。在当前的法律体制之下，很难就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给资深银行家定罪，除非法庭能够追溯性地重写法律。

    对于一些银行家来说，这或许是个好消息，但对于社会与政治的长期稳定而言却是个坏消息。毕竟，就像人类学家常说的那样，在每一种文化中，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个人生活而言，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同样如此。进行公审的一个重大好处是，它会创造出一种完结感与正义感。如果（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公众怒火就有继续溃烂化脓的风险。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更广阔的政治格局都受到了毒害。

    如果我们将之与美国更早些时候上演的一些金融闹剧进行一下比较，便能获得一些启发。例如，在安然(Enron)丑闻曝光后的几年里，就有一些高管锒铛入狱。如果你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末导致数十家美国银行倒闭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也会想起曾有数千名金融业高管被起诉。
 
    1929年股市崩盘过后，恶有恶报的意味更加强烈：不仅银行家们锒铛入狱，大众文化中还到处流传着金融高管豪宅被收、穷困潦倒、或者更为悲惨的故事。

    “说到上世纪30年代，你会想到高管们从摩天大楼上跳下的画面，”美国学者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最近表示。但现在的状况却截然不同。“正如（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最近指出的那样，据他所知，没有一名资深银行家宣告个人破产或是在本次危机中失去住所，”弗里德曼补充道。换言之，这次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一丝有难同当的意味。此外，埃曼努埃尔•赛斯(Emmanuel Saez)、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阿里尔•雷谢夫(Ariell Reshef)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区别。1929年股市崩盘过后，美国收入差距收窄，金融业（之前极高）的收入水平相对于非金融业也有所降低。但这次并没有出现这种收入“拉平”现象——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或许反映出一种时间上的滞后；毕竟，上一次，收入差距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缩小。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中间便存在一个问题：银行家不但躲过牢狱之灾，而且还继续享受比其他人更为优厚的薪酬，只要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许多美国人就依然会像弗格森所说的那样，感觉情况非常“不对”。因此，也难怪最近政坛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刺耳的声音。
 
    要刺破这个已经溃烂的公怒之疖，光靠一尊奥斯卡金像——或是愤怒的演讲——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