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若民恒畏死，而为奇（1）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2），则恒有司（3）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

译文：

    如果百姓总是不畏惧死亡，怎么能用杀戮威吓他们呢？如果百姓总是畏惧死亡，而有为非作歹者，我将其抓住杀掉，谁还敢乱来？如果百姓总是一定畏惧死亡，那么应该总是由司法部门来处以按律处以死刑。代替司法部门而私自刑杀者，是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啊。代替大木匠砍木头者，那么很少有不伤了自己的手的。
     
解说：      

     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而况人乎？”百姓怎么会不怕死呢？百姓不怕死，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活路了。

     《管子·牧民》中这样讲道：“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4）”

     设置刑罚是为了制止奸恶，《商君书·画策》讲道：“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本着这种原则，秦国才有了司马迁笔下的“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失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景象。

     以赏功富民使民勤于事业，以罚罪刑民使民惧于为奸。这样才能够使天下安定。那么正如本章老子所说的，如何才能让民“恒”且“必”畏死呢？

     盗窃国家财物，损害公众利益之人（如果是死罪）。如果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抓住，并且一定会被处死。那么他就“必”定畏死了。这在当世难道不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吗？
 
     商君揽上古圣人之术，立天下为公之法。国无奸，官无腐。才有后世强秦扫六合统一宇内的基业。使国无奸，官无腐靠的是中华法系之核心要术——全民监督制。《商君书·说民》讲道：“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律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律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5）

     法律之神圣不可侵犯，是法家思想的常识，《淮南子·主术》上有：“古之置有司，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放纵）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 ”《黄帝四经·道法》开篇即讲“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圣人立法，而自己也不敢违犯。哪里有什么皇权专制？如果是专制，那就是私人之法。怎么会是天下为公？

     有了法治，即使是君王，也应当按照法律办事。国事应当交司法部门处理，若代替司法部门执法，滥用私权国家哪里还有常法？国无常法，奸恶毕起，即扰乱了百姓的生活，也伤害了君王的政权。

注释：

（1）帛书甲本无“奇”字，乙本及流行本有“奇”字，其意与甲本同，而更通顺。从乙本及流行本。

       
（2）帛书本皆有此句，流行本无此句。从帛书本。

（3）司，(指事。甲骨文字形,表示一个人用口发布命令,有统治、管理义。从反后,意思说,与帝王“后”相对为“司”,即有司。本义:职掌,主管)。在这里，应指主管法律的部门。

（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5）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