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在当年的领袖人物中显然未能达成共识。把《新青年》集团和学生领袖放在一起考察可见，多数人没有把五四的努力看作反帝反封建，也没有使用这个词语。在他们当中，有人表示坚决反对，有人不予理睬，却没有人接受并使用这一词语。

 
　　在反对者中，胡适是有代表性的，他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对“反帝反封建”本身一再质疑。在反帝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胡适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并且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而辩护。他列举中国人对女人和孩子的不人道，然后对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当人看待。”“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他提倡民族反省，对排外浪潮表示不满：“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面对反帝运动中出现的现象，他非常反感地说：“义和团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是没有“帝国主义”的，他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面对“贫穷源泉于帝国主义侵略”之说，胡适问道：“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真不贫穷吗？”面对“扰乱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之说，胡适问道：“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面对“帝国主义以鸦片亡我中国”的说法，胡适说：“鸦片固是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情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他认为，把中国的问题推到洋鬼子身上，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却也是自欺欺人的办法，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也没有“封建主义”。他的理由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他说：“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和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他密切关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举出一个例子：有人在两个月之前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封建时代历经黄帝和尧舜禹汤，至周武王完成，到秦毁坏了。两个月之后就完全变了说法，认为封建国家是在秦始皇确立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如此让人捉摸不定，那么，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势力”是什么呢？胡适感觉同样摸不着头脑：“去年《大公报》上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 

　　因此，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说法，胡适曾经讽刺说：“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里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胡适的说法真是不幸而言中，“反封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宣布完成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却不但没有打倒，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就连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的一些东西，也得以东山再起并招摇过市。 

　　从逻辑上上讲，对于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应该是赞同的，因为那正是他们所建立并领导的政党宣传的，体现着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可是，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尽管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把传统的弊端称作“封建之遗”，而且在1922年之后积极推动反帝运动，却拒绝把秦以后的时代认作封建时代。在他的言论中，很少出现“反帝反封建”连用的现象，更未说过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陈独秀表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毁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他的见解显然也有问题，把革命对象确定为资产阶级也未必正确，但由此可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并不赞同把针对现实的斗争称作“反封建”。李大钊的情况与陈独秀大致相同，在五四过后积极鼓动反帝运动，笔下不乏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且强调过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意义，却从未说过五四“反封建”。他对中国农村经济有过细致的研究，也没有使用“封建”二字。 

　　鲁迅等人则对“反帝反封建”始终未赞一语，所有著作中都不见这个词汇，更没用它概括过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