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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走出胡适——警惕“软埋”中国文化现象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3-05-22

今年是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00周年。

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揭开了以西方学术范式“整理国故”的大幕,锁定了中国当代“以西释中”的基本学术范式。从此,中国古典学术成为过时的旧物,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

对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历史意义,吴晶、张昭军总结道:“《〈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阐述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开辟了新的方向,引领了学术潮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著名学者余英时称之为建立‘新典范’的宣言书。”【1】

这种“新典范”是灾难性的。因为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胡适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世界,在他眼里只有西方的东西才是现代的、新的、活的,而中国的东西都是古老的、旧的、死的——中国一切不如人,中国本土学术只配作西方学术的实验小白鼠,任由西方学术观察、解剖、重塑。面对推翻帝制后的混乱政局,胡适等学者将中国问题归因于文化等诸多方面,1930年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

在更深心理层次上,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卑和自我否定,它贯穿胡适的一生。胡适死后第六天,与他有过相当多交往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值得我们参考:“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3】

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沿袭百年,成为今日学者研究中国本土学术的基本范式,结果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不断消解,即使我们引入西方优秀文化,也很难同本土文化、本土现实有机结合,因为本土的东西多被肢解了。吴晶、张昭军反思道:“《宣言》主张把一切‘国故’作为有待考证的史料,客观上否定了中国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合法性,轻视了乃至无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无异于釜底抽薪,实际上是对中国学术体系的一种解构。”【4】

21世纪的今天,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首先要“走出胡适”,抛弃胡适那一代人奠定的学术研究范式,将中国本土学术从史学化、哲学化、西学化的错误路线中解救出来。

“软埋”是四川方言,指人死后不用棺木,尸体直接用土掩埋,据说这样死者将不能转世,没有来生——胡适确立的研究范式是“软理”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复兴中国学术的可能性。

胡适“软理”中国文化的第一步是将其史学化。胡适的学术思想是西方化的,但他治学仍踏着清代考据学的老路子,并往下走至极端,抛弃我们垂范千载的经义,将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史学化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专史式整理”:“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5】

“专史式整理”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大经大法——经学。

六经出自夏商周三代的礼法制度、历史档案,后经孔子精心编定,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政教的基本范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价值。胡适“胡解”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将中华文明之魂六经硬说成僵死的史料,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章氏本义是六经皆有历史事实依据,故能施之于政治现实。而胡适的“六经皆史料”等于判了六经的死刑。钱穆先生在1937年初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章氏‘六经皆史’之说,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6】

近百年后,胡适用史学方法研究本土学术范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判。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激愤地写道:“中国传统学术本一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根基有枝叶的生命体,到了章太炎,传统的‘以经为纲’转化成‘以史为本’,而到了胡适,更进一步将‘史’视为‘史料’。章太炎的‘以史为本’,史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而史一旦变为史料,则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胡适之所以要‘整理国故’,就是要整理这堆材料。用‘材料’的眼光看待传统,就像走进一座古庙宇,只看到可以重新利用的砖头和木块。拿起一本宋版书,只看到可以重新回炉造纸的原浆。”【7】

光将中国本土学术制成“史料”木乃伊还不够。经学出自于历史档案,较容易将之消解为史料。但经学衍生出的诸子百家就不一样了,它们显然不是史料,有太多超越时空的思想性,如何消解它们呢?

胡适从西方引入哲学,用西式思辨哲学将从政治经济到修养身心的诸子百家解构。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哲学史大纲》(原题《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奠定了所谓“中国哲学”的基础。因为有史学化的大前提,所以今天大多数学者所写的仍然不过是“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大纲》忽略了中国人文社科的根——经学,从老子、孔子讲起,一直到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孟子、荀子;要知道,在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黄老)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但在胡适那里,却成了哲学!儒家主教化,其社会功用更似西方宗教,也同样被说成哲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教授甚至认为“儒家学说被称为哲学是一种历史错觉的产物”。【8】中华文化的核心,以经学和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华政教体系就这样隐没于哲学史的暗夜中!

这种削足适履、以虚化实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国本土学术的哲学化。冯友兰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被学界称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是中国本土学术西方哲学化的代表作。冯氏并不避讳这一点,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9】

因为民国学人的一般观点是:至清末中国本土学术已成一团腐朽不堪的乱麻,只有经过西方学术系统的整理,才能拯救它。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认为胡适既留学西洋学过西方哲学,又通汉学,所以才能“以西释中”,写出中国古代哲学史来,他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来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0】民国时期,国人已经对中华文化高度圆融高度发展,修己治人内外一贯的知识体系近乎一无所知!

史学和西方哲学远不能容纳博大精深的中国本土学术,于是知识界花了百年功夫将其进一步西学化。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按西方学术范式拟定了十个科目,企图将整个中国学术体系肢解,分别装入西方学术科目的各个大口袋。他分科的根本特征是“有史无学”,具体内容如下: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以进一步肢解经学为例,蔡元培的方案具有代表性。1938年,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回忆:“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11】蔡元培说得很清楚:“整理”经学是为了废止经学、消灭经学。

问题是,中国经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教化的中国模式,西方史学、文学、哲学根本不能涵盖它。1940年代蒙文通先生写道:“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12】

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史学化、哲学化、西学化,终极目的还是“以西释中”。这导致中国四五千年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中国人文价值体系的体制性消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成为西方学术殖民地——文化“软埋”如此可悲!可怕!可恨!

世界史上的大型复杂原生文明,只有中国本土学术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它是人类文化的长明灯!不幸的是,经过胡适及现代学人持续百年的“整理国故”,已到了“若存若亡”的危险境地。今天,我们只有走出胡适确立的“以西释中”学术范式,才能结束“以西灭中”的残酷现实,复兴本土学术,在不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返本开新,走向人类智慧的星辰大海……

我们期待着,我们努力着,我们前进着!


注释:

【1】吴晶、张昭军:《〈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只是国故学》,载2014年11月27日《团结报》第七版。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15页。

【3】1962年3月2日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李宗陶:《胡适此生粘着“自由”行》,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9期。

【4】吴晶、张昭军:《〈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只是国故学》,载2014年11月27日《团结报》第七版。

【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3页。

【7】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8】方朝晖:《中学与西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10】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收入北大元培学院编《大学教育》,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11】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3页。

【12】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作者《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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