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欲利自为”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在批判和吸收各家思想，特别是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君主专制为基本目的的国家治理思想，核心内容是“法治”和“术治”，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提供理论根据。韩非的国家理财思想是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韩非的国家理财思想必须在其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国家治理框架，就等于抛弃了韩非国家理财思想的基准点，就不可能能揭示韩非国家理财思想的实质，这点对于研究韩非的国家理财思想尤为重要。韩非的国家治理思想可以概括为君主专制下的“法治”和“术治”，下面从“法治”和“术治”两个方面介绍韩非的国家治理思想。
“法治”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基本传统，是处理君臣、君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基本准则。韩非继承早期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传统，从君主专制的需要出发，进步丰富了法的内涵，并对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性质和作用作了系统地阐述，形成了法家的系统“法治”理论。韩非认为，法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工具，体现君主的意志，“人主明法”，因此，他主张国君垄断法的制定权，明确提出“立法于君”，“圣人之为法”。韩非总结出国君的五雍，人臣擅自行使法令是
雍，“臣擅行令则主失制”。法只能让国君独擅，人臣是不能够分享的，“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韩非从“人民众而货财寡”的理财视角论述当时社会实行“法治”的必然性。他以人对财物“争夺”立论，为其“法治”思想寻找理论根据。他认为，人类社会之初，人以草木果实充饥，以禽兽之皮为衣，丈夫小需要耕作，妇人不需要纺织，且人口较少，大自然提供了足够的衣裳，“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民会因私心而争财，因此，“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先贤圣土提倡行仁义而至天下。现今社会人口增长很快，“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人末死而有二十五孙”，但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财货小变，就显得“货财寡”、“供养薄”，从而引起民众的财利之争，“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富，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尽管有严格的赏罚制度，民争仍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混乱。所以，韩非说:“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为了制比民众争财而导致社会混乱的局而，韩非主张实行“法”，他说:“故民主之道，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韩非从人类对财货的基本需求出发，论述法治的必要性，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在韩非的心目中，法实际上起到调整国家内部各利益关系集团利益的作用，“凡法令史则利害易”。但是，韩非对财货的认识是狭窄的，也是悲观的，认为，只有依靠自然界获取的衣食才是财货，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财货增长速度。即使与同时代理财思想家的财富观相比，韩非对财货的认识也是种倒退。韩非之法是明于公私的基本准则，是维护国家公利的基本手段。韩非说，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利，去私思。人有公私无之分，治国有公私义之分。令必行，禁必止，是国君的公义，行其私，信于朋友，是人臣之私义。公私义之分的实质还在于公私利之分。“污行必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为了杜绝人臣之私心，国君必须明赏严刑，通过法的形式严禁私利，让臣民为公利尽智、尽死。“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如果说韩非的“法治”是国君对臣民的治理，那么，他的“术治”则是国君对群臣的治理。有人说，韩非的学说是帝王学说，主要是因为，韩非特别强调用“术治”驾驶群臣，打击“重人”的私利，维护国君的公利。因此，“术治”是韩非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韩非对于“术”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故战胜而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无以知奸”。“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用则专制而劫拭。”
什么是术呢?韩非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贵实，操杀者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是国君了解实情、考核群臣能力并根据任职业绩而授官奖励的一套方法和手段，其中，循名而贵实是基础，考核群臣能力和业绩是核心内容，因任而授官以激励群臣为国君民心尽力，是“术”的目的。所以，韩非之术，是国家治理中的激励方法和手段，是国君激励群臣的方法和理论。这个理论基础是他的君臣利异论，“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者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由于君臣之间的利益差异，带来治国中法治难行的问题，所以，韩非反复强调，“力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在这里，韩非提出术的第二种含义，即以术知奸。“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提出“以术知奸”的要害在于“潜”字，有以下五个方而，即掩饰真情，深藏小露“君无见其所欲”，“大小叫量，深小叫测”，“明主之君，隔塞而小通，周离而小见”;故意说假话，“倒言反事”，“倒言必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发布假命令，“疑诏诡使”，"诡使以绝读泄”，“奉错以观奸动”;明知故问，布置圈套，“挟知而问”，“握明以问所暗”，“泄异以易其虑”;设置暗探，“设谏以纲独为”，“阴使时循以省衷”。
长期以来，人们将韩非的“术治”看作是阴谋之术，除了“术治”本身具有“潜”的特征以外，很重要的原囚是没有把“术治”与“法治”思想联系起来分析。韩非认为，法是术的根本，是实行“术治”的基本指导原则;术是国君治国的坚兵利器，是维护法治的重要手段。他以申不害和商鞅为例批评了“徒术而无法”和“徒法而无术”的现象。中小害辅佐韩昭侯，尽使术数。当时，韩国是恶国的别国，恶国的旧法末废，韩又颁布新法;先君的法令末收，后君又颁布新令。申不害不懂法，如果故法前令有利，他就要求行使故法前令;如果新法后令有利，他又要求行使新法后令。韩非说:“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使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韩非批评申不害末尽于法，商鞅末尽于术，主张治国应有法有术，法术相兼，“二子(申不害和商靴)之于法术，皆末尽善也”。
韩非认为，治理国家的核心问题是“禁奸”。他将人臣的私欲私利行为都归结为“奸”，并总结出人臣为奸的“八术”，即“同床”、“在房”、“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和“四方”。人臣为奸的目的是为了利，所以，治国防奸的基本内容是“小使群臣行私财”，“利于民者，必出于君，小使人臣私其德”。韩非认为，杜绝人臣私利必须借助明察，“智术之上，必远见而明察，小明察小能烛私”。在这里，韩非提出“重人”说，“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重人”的要害是无令而擅为，目的是为了私利。循令从事，案法治官，就不是重人。重人结党营私，同国家争夺财富和民众，造成“公家虚而大臣实”，“公民少而私人众”，他们是国家治理中最大的敌人，应该受到国君的重点打击。
韩非十分重视“言”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据考证，他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中第个阐述“陈言”在国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思想家，并把陈言不当作人臣的重要罪证而加以处罚。他说:“人方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不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小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富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后，所言者贞也。”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信息披露对财务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成为商品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韩非“陈言相当”的治理思想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现代信息披露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非的国家治理思想建立在他的“欲利自为”论基础之上。韩非认为，人的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皆挟自为心”，“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他强调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交换及其它经济关系，均出自人们的“自为心”或“计算之心”，韩非之“自为心”或“计算之心”具体化以后就是“欲利”，即追求自己的利益。“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继承了荀况的“性恶论”，提出“欲利自为”论。所不同的是
，韩非认为，人们欲利自为是人先天就有的，后天无法改变，也小需要改变，但是，如果对人的欲利自为本性不加限制，就会危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在这里，韩非将“欲”与“计”联系起来分析，得出“祸莫大于叫欲”的结论。他认为，人有欲望算计就会乱，算计乱会进步刺激人的欲望，人的欲望越强烈，邪恶之心就越多，就会使人做事经绝，祸难由此而生。他说:“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叫欲。叫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叫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人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口:祸莫大于可欲。”
人的自为行为是人为欲利而失度量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妄举动”，结果是招至祸害。韩非运用“欲利自为”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看成以欲利为目的的功利关系。首先，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计数所出”，“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臣之间是一种自利自为关系，决不是靠父子之类的亲情维系的。更有甚者，韩非把君臣之间的主臣关系看作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交换关系。韩非也谈到“礼”、“仁”、“忠”、“义”，但是，韩非主要还是按照功利主义原则分析君臣关系的。其次，韩非把父子关系也看作是以欲利为目的的功利关系，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并以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男轻女为例说明父子之间的自利自为关系。最后，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般关系，韩非强调他们之间的自利自为关系，他说:“王良爱马，赵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与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由此推理，建立在人与人般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各种经济关系，更应该是一种自利自为关系了。农夫租用封建主的土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封建主租出自己的土地，“费家而美食”，是为了让农夫深耕熟耘，以使获得更多的粮食和财富，“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韩非强调的是国君之利，即“人主换大利”，他认为，臣与民之利都是“小利”，君主之利才是“大利”，小利要服从大利，在二者出现矛后时，要灭“小利”立“大利”。韩非认为，治国有十过，第二过就是只顾小利，小顾大利，“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或也”。“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
韩非的国家治理思想主要以君臣利异为理论前提。韩非认为，君臣利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损害国君之利。他说:“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舆相异者也”。他引用黄帝之言“上下一日百战”，来形容君臣之间的利益矛后。由于上利可贪，臣下常有羡欲之心，欲取而不得，二者就有斗争，一日有百战，表示君臣利益斗争的激烈程度。韩非以晋分为赵、魏、韩，陈恒杀齐简公，子罕劫宋，子之夺燕等历史事件，说明臣太富进而纂主的历史教训。
“恶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杀其君者，皆以类也。”韩非总结说，“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有道之君，小贵其臣，贵之富之，备将代之”。“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阜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
注释:
本文所有引文均参见《韩非子·主道》、《韩非子·{。蠢》、《韩非子·解老》、《韩非子·饰邪》、《韩非子·说难》、《韩非子·定法》、《韩非子·外储右说下》、《韩非子·孤愤》、《韩非子·难三》、《韩非子·八经》、《韩非子·内储说下》、《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六反》、《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过》、《韩非子·杨权》、《韩非子·爱臣》等著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