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议（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议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它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议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第三，节省劳力的技术改革持续威胁着组装在线不熟练的工人。组装线仍然存在，但越来越不需要有工人在上面操作，而是由坐在玻璃室里的熟练工人操纵，此类工作反而增加了。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它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本文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方面的高级研究员。他刚刚出版《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优惠贸易协议如何破坏自由贸易》(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一书；他的下一本书是有关美国贸易政策方面的，书名为《贸易引发的恐惧：为了消除焦虑和遏制保护主义的制度变革》(Terrified by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Address Anxiety and Contain Protectionism)，将于2009年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