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间的自我矫正拉开序幕

    说社会自我矫正，主要是有别于过去的政府矫正和政府控制。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便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的重要对象。但自21世纪以来，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越来越薄弱，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越来越少。这就使民间的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

    譬如有人观察到，这次抗震救灾中，在国家领导人亲临地震灾区视察讲话时，没有提过一次“社会主义”这个词。社会主义一词几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调整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到了社会自身，其表现主要起自2004年掀起的一场大辩论。

    当政府采取“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政策之后，言论和思想方面的事情更多地落到了民间。当政府放弃主导者的地位之后，民间的各派思想者担当起一匡天下的己任。各派都要尽力表现自己，各派都想将自己的主张成为社会主流。当然，这些年里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左派与右派的论争。

强大的封建文化影响下的精英表现

    其实用左派和右派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形容当今的思想流派未免已经陈旧，而用权贵精英派和平民大众派或用民间派或官家派来描述似乎更为贴切。权贵精英更多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权权贵理念和西方布尔乔亚的丛林法则，这些精英缺少平民感情，痛恨平庸，他们走的是一条制造贫富差距、贵贱差别之路。因此，不能不引起中国平民群体的反感。

     他们一方面高度地垄断权力，另一方面又大搞择优取士的科举制，大搞应试教育，教条主义，这与上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王制几无差别。他们在政治权力上实行集体世袭制，而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打造财富神话，制造明星崇拜。

    他们的身份既有学者更有官员和商人。他们太多地习惯于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崇仰迷信，他们太习惯于在不平等中生存，在等级制中生存。他们总是以高傲的眼光审视大众，发号施令。 他们更习惯于搞领袖崇拜和领导崇拜。他们即使身处一个小县城或小地级市，也要搞什么“领导凯旋归来”一类的欢迎仪式。

    他们建起了一座座堂而皇之的政府大楼，他们以巧妙的改革名义将财政收入达到了增长的高峰，使精英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仅汇集成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而且形成了一个强势无比的庞大政府。

    他们的优势还建立在对大众基本权利的剥夺上。他们在矫正文革极左危害的同时，又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毛主义被踩到了脚下，公民权利被压低到极点，强政府、强精英和弱劳工达到了极点。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所有的学者在这一大背景下都可以找到自己归属的身影。

    为什么中国社会最容易出现官僚权贵文化呢？因为中国有着一个封建历史的强大模板，有着官本位的悠久传统。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和文化太多、太深、太重地影响着现代的 中国人。那些贵族老爷、官僚太太的影片太多地出现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画面里面。簇拥和包围在这么多的封建习惯和传统里，人们太容易模仿和回归封建旧时代。

    这是一个极其偏好特权和不平等的民族！这又是一个极其缺少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国家，然而平民群体对抗特权的的武器少而又少。在一个充斥特权、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即使是中国经济也带上了不均衡发展的社会色彩。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的精英群体，他们充分意识到特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固守特权和不平等竞争，是中国经济的潜规则。

    即使如此，在话语层面上，精英们仍然沿用着执政党传统的语言，延续着过去的形式。尽管内容与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社会依然充斥着美丽的神话和虚假。精神分裂已经是这个民族的心理常态。

中国精英缺乏大众的教育

    中国的精英已经是一个欠教育的群体，这次地震中万科总裁王石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已经离大众的情感和意识越来越远，离社会基本常识越来越远。以马云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发展成一群违背人情的畸形人物。所以，中国精英群体越是单兵突进，越是不受大众制约，便会越畸形发展，越显可笑。

    只有考察他国历史，才能知道中国的精英多么缺乏大众的教育和教训。他们把民权剥夺得越多，未来受教育的概率将会越大。 就象二战后的法国，当不可一世的戴高乐总统过度倾向大资产阶级、过度实施精英主义之后，几场全国性的大罢工动摇了他的宝座。这个二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普通民众的一片反对中，终于灰溜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过头来想想中国，假如宪法赋予了中国劳动群体罢工的权利，假如中国出现了法国式的罢工规模，今天那些骄横的资本明星和政治长官还能依然耀眼吗？ 因此，只有中国的民众才能教育中国的精英！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精英永远教育大众的道理。

    不过，再放长一点时间看，各国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法国大革命之后，是30年的封建官僚贵族复辟，经过 平民阶级的一再对抗，最后又重新走向共和。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大众革命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权贵复辟的历史阶段，但这个阶段必然遭到人民大众的再次对抗。目前的中国就处在这种对抗之中，尽管权贵力量处与强势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弱力量对比会发生转化。

权贵复辟与二次革命

    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中国平民大众第一次追求平等的革命，那么继改革开放30年的权贵复辟之后，中国必将发生第二次平民革命或第三次平民革命。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主轴是大众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复博弈。这场博弈必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实现而结束。

    然而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将处在一个权贵和精英狂欢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打造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物质基础，中国将逐渐出现新的贵族文化和富人文化，以替代过去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大众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曾写过一本《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一书，全面叙述了西方国家一百年期间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中国与西方一样，必然也会出现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文化打造时间。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将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基础，权贵资产阶级文化要想在中国取得绝对性的胜利并不容易。

    我们拭目以待，密切关注下一时期中国展开的这场社会博弈，特别是要注意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畸形发展！中国精英的种种表现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立场的学者必然展开一场大对弈。最近，精英派的学者发起的一场对“民粹主义”的围剿，就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反扑。底层文化刚刚露头，精英文化就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政府要保持社会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处于一副中性化的状态，它对于社会间展开的这场利益集团的博弈，基本上处于调节的位置。如果这个政府是个精明的政府，它将因势利导将这个国家引向良性发展。中国的高层政治家应当看到这一局面，应当采取措施宣泄这种矛盾张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社会各派力量进行相互矫正，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挹此注彼，抽肥补瘦 ，保持力量均衡，不要使强者太强，弱者太弱。这种平衡的目的是，既不发生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发生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这条主线之外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其矛盾程度相对微弱，基本上不象主流矛盾那么尖锐。

    当然，这场社会意识形态的自我矫正刚刚在中国拉开序幕。政府如果聪明的话，可以越来越放开手，减少干预和禁锢，让民间力量自我矫正，自我选择，自我磨合，自我形成符合人民喜好的思想体系。并且，这种自我矫正越是在宽松的气候下进行，越有利于人民大众。

    现在最大隐忧是精英派借助权力和资本的优势最终控制了意识形态，实行权贵专政。譬如，现在一些影响较大的媒体喉舌都控制在资本和精英手中，而大众的声音更多地只能出现在网络散乱的帖子里。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媒体更多时候是站在精英思想一边，成为精英的帮腔。所以，精英派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远比大众派强势，并且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性。他们完全可以傲慢地蔑视大众。

寄希望中国精英群体的反思与自制

    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竞争。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精英集团尤其可以轻易地战胜大众。大众的劣势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争取制度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平民大众至关重要。这个制度必须是民主的、平等的、宽容的、权力相互制约的、落实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各社会群体才能公平竞争，和谐生存。

    另外，中国还要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开明与良知，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分化。中国的精英群体毕竟是一个拥有高等文化教育并且拥有反思能力和善于自省和反思的群体。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现代精神必然出自这一群体。只要中国的精英群体不畸形化，不沉湎于传统文化，这一群体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

    大众派现在处于劣势，但也有优势，那就是人多力量大，拥有强大的心理、精神和道德优势。你王石再有钱，只要大众蔑视你，你就一钱不值。政府要看大众的眼色行事 。因此，只要有大众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争取，中国这个封建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必将脱胎换骨，走入一个民权、民治的时代！

    我们相信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选择能力。我们爬过了一座山，现在又落入峡谷。中国的大众革命还远未完成。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