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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从君子到知识分子 
作者:[高超群] 来源:[南风窗 2012年10月18日] 2013-07-20

  作为帝国的脊梁,在古代中国,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不忧不惧;外表端庄肃穆、行事明达干练。他们既是君又是师,这是因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个时候,知识是和德行一体的,与德行无关的知识是奇技淫巧,是如草的小人之道。这个地位当然是建立在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失去,知识也和德行分了家,君子也就要灭亡了。但是,在走向灭绝的时代,他们还是上演了一出伟大的悲剧。千千万万绅士及其子孙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割舍了自己的特权,为共和国的创立流血、牺牲。绅士们及其儿孙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是悲壮的,在看到只有毁灭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果敢决绝无与伦比。

  但是,他们也从此在政治舞台上变得单薄。他们所仰仗的只有亢奋的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理想,这种理想缺乏经验和物质力量的支撑。从中华民国以来,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一再被嘲弄。他们还试图保留自己高贵的道统,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抛弃了特权,应该有这样的资格。支撑他们不同世俗理想的,只剩下作为技术的知识。这种变化使他们有了新的名称——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技术只不过是羚之角、麝之香,是君王猎取的对象,他们的理想也成为君王掩饰自己、动员别人的华丽工具。他们再也没有力量推举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君,来保障自己的特权,来证成自己的德行。他们必须放下高贵的身段,只能被工具化,这似乎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为自己挖好的坟墓。 在各种斗争中,虽然他们从来也不比别人软弱,也不比别人放弃的少。但他们的生活情趣在粗鄙的人看来是可笑的,他们的理想在想跳上少奶奶的牙床之辈看来是奢侈的,他们的德行在钻营奔竞者是怪诞虚伪的,他们的温良人性在无所畏惧的贪婪者看来是文弱怯懦的。他们被认为是具有两面性的小资产阶级,就连他们的热情也被称为“说硬就硬”的狂热性。在粗鄙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丢尽了脸面,失却了所有的雄心。他们的悲剧以闹剧收场,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然而,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还是硬道理,依旧是猎取的对象。在改革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忽然变得炙手可热,但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德行或者理想,而是他们的技术的功用被高度重视。经过漫长的蛰伏,他们自己也发现在自己身上,知识还是有用的、无罪的。我们都还记得陈景润,那个带点呆气的科学家的形象,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象征。看看这个备受恩宠和崇拜的形象,还哪里有一点他们祖先那种肃穆、练达的气质?当然还有一些明星似的学者,他们锐利、明亮,但单薄、脆弱、敏感,带着点孩子气和女人气,从普通人的眼光看来还有那么一点肤浅。他们只不过是一件工具,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在知识彻底与德行分离以后,知识分子成为一种专业人士。越来越严格的学校制度也在不断培育出这样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连知识分子自己也这样自我期许。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的确落实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至此,我们才真正领略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威力。

  在革命意识形态退场以后,知识分子明确地不再以求道为求学的目的。通过知识的追求来培育人格的整全也不再是学校的目的,学校仅仅成为获取专业技能的训练营地。学生甚至也不在这里习取公德,因此自然也不能指望他们毕业之后担当公义。那么哪里才是我们公民德行的养成所?家庭还是社会,何者为恰当的场所呢?如果说在西方法律是公德的根源,那么我们的公德又以何为根据?以什么为内容呢?人民又应该从哪里习得这些德行呢?难道只能依靠在少数人群中残存的、自然生长出来的正义感? 失去了道德的威严外表,同时也越来越与民众隔离的知识者成为一个职业团体、利益集团。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有义务为社会和民众提供教养的养分。当然,他们也失去了教养民众的能力。他们甚至觉得连和民众共处都很不自在,还怎么有可能去教育他们呢。伏尔泰有言“我所理解的‘人民’是只凭双手谋生的大众。我怀疑这个等级的公民是否将有时间或能力教育自己;现在不是劳动者应当受教育的时代,而是善良的资产阶级、城市的居民必须接受教育的时代。这将是非常伟大而令人敬畏的事业。”的确,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但是,谁在承担这个伟大的事业呢?

  无论我们多么留恋,往日知识者的德行和风雅都永远地消散了,今日的知识者要如何自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真理成为今日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但这种真理是单薄的,以之立身往往偏执,处世往往不通。以真理为基础的观念如何能指引一个民族?它又如何作用于古老、坚韧的习俗,如何能改变权变、坚硬的政治,如何能修正深入人心的势利。如何能证成知识者的合法性?这才是今日知识阶层最大的危机! 在这个时代,值得他们努力的功业和荣耀,就是为旧邦之新命奋力推动,呐喊鼓呼。但除了理想、真理,他们手中再也没有什么像样子的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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