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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张桐:论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的智力依附——兼议边缘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作者:[张康之、张桐]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019-08-15


摘要: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了中心一边缘结构,这一结构中不仅包含着边缘 国对中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依附关系,而且,这些方面的依附也反映在或表现为或根植于智力依附.在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虽然知识分子在“殖民地”、 “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以及“和平发展”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但在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方面,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正是知识分子,成为边缘国对中心国智力依附的桥梁,或者说,边缘国的知识分子推动了和实施着其国家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其实,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边缘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实现理论的自觉,承担起摆脱“智力依附”的责任,努力在建立国家间平等的世界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中,边缘国对中心国的依附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每一个领域之中,其中,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边缘国对中心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依附都是与智力依附相关联的,应当说,所有这些方面的依附都是相互促进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其理由就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中国无法产生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的话,无论其政治、经济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无法摆脱依附地位,都只能是一种假象,或者说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国家间的依附关系中,智力依附可能是一种更为根本的依附,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法突破的瓶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雷维什、依附论学派以及加尔通的理论探讨最终都指向了智力依附的问题。根据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的看法,经济依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边缘国对中心国经济理论的依附;加尔通在对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民主”问题的一些提示则旨在说明,边缘国由于接受了中心国所宣扬的民主理论而必然会生成对中心国的政治依附。

从现实情况看,在边缘国生产结构调整以及社会发展等广泛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中心国科学技术的依附。可以说,边缘国对中心国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依附都有着知识、理论、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而这些方面的依附可以统称为“智力依附”。边缘国的知识分子在智力依附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可能是因为迷信于中心国的各种理论,也可能是出于一己之私,表现出把中心国的理论引人到自己国家中的强烈要求,要求自己国家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奉行中心国的理论,要求按照中心国的思维去为实践提出方案和开展行动。

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智力依附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说,边缘地在反殖民的斗争中取得了民族国家独立的成果,那么,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陷人了智力依附的陷阱而成为彻底的边缘国,并通过智力依附而为其他方面的依附提供知识、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

一、 

       英国作家保罗•哈里森认为,相对于中心国,边缘国之所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不利地位,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殖民主义的统治,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盲目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①。从时 间维度看,这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 的两个阶段中的现象。在殖民时期,殖民地相对于 宗主国的劣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反殖民的运动取得了民族国家独立的成果后,边缘国却依然 处在被中心国剥削和掠夺的不利地位上。因为,独 立后的民族国家被纳人了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之中。而且,边缘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中心国曾经走过的道路的盲目信奉和模仿的基础上的。可以 说,正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生成了对中心国的 智力依附。也许人们会以为,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 族独立的斗争中坚定地反对宗主国的一切,其实不然,恰恰是在这场运动中,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深 深地被中心国的繁荣所吸引,因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中心国的发展模式(更准确地说,那只是中心国所 宣扬的发展模式)。殖民地的人们赶走了殖民者,却没有摆脱依附状态,反而是陷人了更深的依附之中。

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为了维系统治而采取的赤裸裸的残酷手段是臭名昭著的,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都很容易能够读到。此外,殖民统治也包含 着许多温和与隐蔽的手段,那就是通过文化灌输来 控制殖民地的人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殖民者不可 能在肉体上消灭殖民地中的所有人,总需要有人去为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也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 管理这些劳作者,甚至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去把劳动 所得转移到宗主国去,因此就需要实现文化上的、思想上的征服。“这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征服,是从改造与他们勾结的本地头面人物开始的”,然后,通过这些头面人物去进一步改造殖民地中更多的人。因而,“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又把训练 一批低级官员和下层军官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人 都是剥削、镇压自己同胞的帮凶”②。对此,学术界也称其为“文化殖民”。显而易见,对于文化殖民来说,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语言的推行。英国统治 印度期间就曾明确地宣称,“英国政府的首要目的是 要在印度人中间推行欧洲的文学和科学,所有拨作教育用途的资金,都只能很好地用于实施英语教 育”③。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殖民者对语言的这种强 制性推行而确立起了英语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优势 地位。当然,英语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也是与美国这样一个中心英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在独立运动中沿用了英语,更是因为美国 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在今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对于边缘国中的人们来说,学好英语是那样的重要。因为,作为边缘国中的人,只有通过这种语言去表达自己才能获得中心国的认同。如果一位学者不能用英语在中心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话,那么,他 就不被认为是一个学者。然而,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就成了接受英语所携带的那一整套制度与 文化形态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改变了学习者的思 维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类人:用英语思考问 题和表达英语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价值®。

亚历山大•克鲁梅尔是“泛非主义”先驱,他是 公认的对非洲独立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伟大思想家。然而,他也是一位英语普及的大力支持者与宣 传者。这位出生于美国的黑人知识分子激烈地贬低 西非语言,要求用英语取代它,他甚至高呼英语的到来是上帝的福音,“是天意的一部分,它将新思想带给人们,将他们从堕落带到更髙更神圣的文明……今天,不像我们自己这些粗俗而低等的语言,我们被 带到了英语的传统面前”①。事实确如他所言,英语 将其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注入了克鲁梅尔体内,他深 深地迷恋着英语所包含的一切,特别是对英语文本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内容,他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加以证明。克鲁梅尔甚至“强调基督教和自由贸 易这两个因素在非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他坚信如同基督教一样,自由贸易是‘人类新的福音书’……因此,他完全赞成并积极呼吁欧洲人对非洲 的经济渗透,认为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氛围中,这种经济渗透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非洲都是有益的”。

当然,我们需要肯定包括克鲁梅尔在内的许许多多为了殖民地独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是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但也正是这些用笔来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在用思想引导殖民地人民走向独立的过程 中,而把新建的民族国家引上了对原先宗主国的智力依附的道路。在殖民地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 同时,殖民地和宗主国都在被纳人世界中心一边缘 结构的过程中转换了角色,宗主国转变成了中心国, 而殖民地则蜕变为边缘国。表面看来,中心国与边缘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边缘国在每一个 方面都深深地依附于中心国。当然,此时述存在着 一些未被纳人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的外围国家, 而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欢呼声中,这些外围国家也一个个地被纳人了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之中,成 为这一结构中的边缘国。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完成时,也是一场新的运动——全球化一一的起点。

智力依附是发生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在殖民 地时期,自由、民主、民族等观念并没有传播到殖民 地,因为,宗主国是不愿意殖民地获得这些观念的。正是在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自由、民主、民族等观念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武器而加以利用。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产生于宗主国 中的自由、民主、民族等观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首先获得了这些观念的知识分子,成了反殖民主 义的引路人和领导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在自觉的意义上,他们所领导的反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的成果,他们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因而,也被人们视为民族主义者;在不自觉的意义上,他们借用自由、民主、民族等去开展反殖民统治斗争并取得民族独立后也生成了对 这些“武器”的依赖,从而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继续运用这些思想和理论,并形成了对原先的宗主国的智力依附。

当然,在此过程中,已经转变为中心国的宗主国也利用了转变为边缘国的殖民地智力缺乏的真空,而对其实施了另一重意义上的统治,那就是为这些殖民地独立后的国家重建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布施,让它们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去设计独立后的国家及其社会发展道路。这就是哈里森所说的,“殖民统 治者的撤离,造成了地位真空。而填补这些真空,又为西方化提供了新的动力”③。总之,在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对边缘国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 献,他们的国家挣脱了宗主国的直接统治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与他们的努力不可分的。然而,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而在国家重建中走上了依附中心国的道路。或者说,他们通过反殖民斗争摆脱宗主 国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后却又陷入了智力依附之中,尤其是接受了中心国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化理论”。


在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的背后有着复杂 的原因。弗朗兹•法农(FrantzFanon)在对白人与 黑人关系所作的心理分析中试图去揭示黑人对白人 智力依附的原因,根据他的看法,这种智力依附不仅源于宗主国的强势安排,同时也是因边缘者的一种自卑心理而引发的。由于被殖民者经历了殖民时期 的苦难,所以,在重获新生后就会有一种急于洗净屈 辱的冲动,而这种冲动落实在行动上就是通过模仿并追赶中心国去证明自己正是这种卑贱的弱势心理与急于复仇的心理,导致了“当代黑人的努力的根 源: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 在”④,“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①,简言之,“我就要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也就是说,迫使白人承认我也是人”②。可见,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在所有的变化中却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在努力追求被“承认”。在殖民时 期,殖民地的人们能够追求的是在殖民者的话语体系中去获得承认;在独立后,边缘国的人们则通过证 明自己会按照中心国的思想和理论去表达和开展行动而显示自己的存在。不难想象,在这种观念之下, 边缘国就会不自主地再次步人中心国所宣扬的话语体系之中,即使此时的殖民者已经撤离。如此一来, 即使有一天当边缘国确实获得了同样的发展,也确 实向中心国“证明”了“自己有同样的智力”,而实际 上,这种“智力”也只是依附于中心国、受中心国限制的智力。其实,法农所作的这一分析是适用于一切边缘国的,就像一些国家的学者需要在欧美发达国 家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一样,这些学者其实并非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希望得到英语世界的承认甚至认同,是想要证明他们也有着和欧美学者一样的智力。这背后同样是一种深深的自卑。

法农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反殖民统治的过程 中,通过修正、贬低甚至否定自身的文化而去追求现代化的做法是极其普遍的。除了一种复仇心理或者在殖民者突然缺位的情况下急于寻求“承认”的心理作祟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受到了西方文化及其教育的洗礼,了解并熟悉西方的繁荣之路,他们“许多人出国旅游,亲眼看到那些发明。他们回到新大陆自己较安静的首都,怀念巴黎,不可抗拒地期望模仿他们在那里看到的一切”③。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未来怀着美好的愿望,他们这么做大都是出于希望自己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目的,他们向往西方的繁荣,崇尚西方的发展模式。

哈里森引述的一位中国学者的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追求:“由于我们被大炮打垮,我们自然而然地对炮弹产生了兴趣。认为学会了造炮弹就可以反攻过去。通过学习有关炮弹的知识,我们接触了机械发明,然后又发展到政治改革,尔后又了解了西方的政治哲学”④。所以说,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知识分子是在无意中走人了智力依附的陷阱。他们对西方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希望获得承认和证明自己的复仇心理,或者是出于对西方繁荣的渴望,面对更好的事物而企图模仿之。这大概是人类固有的原始冲动。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智力依附是一种“无知的盲从”。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故意营造智力依附的情况。在殖民时期,宗主国为了培育自己的帮凶,允许一些知识分子在当地任职并参与管理,这些知识分子也确实通过依附于宗主国的话语体系而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和获取了利益。因为,他们熟悉西方的一切,从而能够按照西方模式驾轻就熟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政治权贵如此,而那些尚处于中间阶层的知 识分子更是希望按照西方模式去重建自己的国家。因为,这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轻易跻身于边缘国中心的路径。他们通过宣传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获得本国权贵的青睐,地位因此而得到提升。同时,他们因为忠诚于中心国而得到中心国的支持和课题资助,以至于边缘国的中心也要更加器重他们。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可以在新独立的边缘国中谋得一 官半职。不过,在这一时期,这种为了自己地位的提 升和利益的实现而自觉依附于中心国的情况应当说 属于知识分子中的少数⑤,更多的人是因为一种“无知的盲从”而不自觉地去营造智力依附,即出于一种 对现代化神话本质的“无知”而对西方社会的繁荣景 象加以迷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没有 确凿的现实依据去揭露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另一方面,此时的知识界还没有出现对这种痴迷于西方现代化神话的情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反思。      

二、

      进人20世纪,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中心国编织的现代化神话破灭,其真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边缘国深受其害,边缘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进行一场痛苦的反思。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拉美学者对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的不平等实质的揭露。普雷维什 (Ra6l Prebisch)1949年提交的一份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 指出:“以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关拉美经济的 研究通常反映的都只是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观点或经验。我们不能期望用这些研究去解决拉美最关切的问题”。这是因为,边缘国缺乏对自身问题的独立探索,再加上中心国所拥有的理论有着强大的渗透能力,以至于出现了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显而易见,中心国的理论并不能解决边缘国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期望那些热衷于自身问题的大国经济学家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拉美国家。研究拉美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本土经济学家的任务。只有当这种E域性经济得到理性而客观的解释,我们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建议。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这种愿望就能萌发于排他的 个体主义中。相反,只有在全面认识大国所阐发的 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拉美经济学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了解他人的知识绝不等于我们对他们的智力依附,从那里,我们应逐步学着解放自己。”①在这里,普雷维什其实提出了打破边缘国对中心国智力依附的愿望。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普雷维什仅此--处提到“智力依附”(英语:mental subjection; 西班牙语:sujeci6n mental)—词,但就全文基调来 看,处处都包含着对智力依附问题的思考,并号召边 缘国的知识分子不应依附于中心国宣扬的各种理论,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去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30年后,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普雷维什再一次提及 “智力依附”的问题,认为“现在外围的某些自由派经 济学家正在谈论关于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这些 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因为这种词语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中用过的”②。可见,从中心一边缘的视角去看问题,就必然会发现智力依附是边缘国所遇到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因而,打破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要求也就会指向打破智力依附。为了解决智力依附的问题,普雷维什甚至大声疾呼,“我要强烈抨击那种如此广为传播的信念,即认为常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我们自身的现象的 关键,提供了解决模仿性资本主义的问题的办法。我不认可它的这种冒称具有普遍性的妄想”③。这显然反映了边缘国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呼声。

      在几乎所有的边缘国中都存在着类似于普雷维什在拉美国家中所发现的问题,而对于普雷维什的呼吁,却没有多少人会加以认真考虑,这就是边缘国的悲哀之处。问题还不只如此,往往是在中心国已经开始怀疑并试图调整自己的理论的情况下,边缘国知识分子依然对那些来自于中心国的理论表现出极度的痴迷,即便是中心国已经抛弃的某种过时的理论,边缘国知识分子也依旧紧紧追随之。 

      普雷维什就认为,风靡一时的新古典理论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已经陷人理论危机,然而,“在中心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在它的经济学家们的庄严建筑发生裂缝的同时,新古典理论却在拉丁美洲外围以无可怀疑的热情四处泛滥。这是智力依附的新的体现。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依附,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心的经济学家们由某种科学的怀疑论的驱使而与现实达成一种体面的妥协的时候”©。

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在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之中,边缘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大都是西方式的教育。就普雷维什而言,虽然是在阿根廷接受的教育,但所受的同样是西方式的学术 训练,他甚至一度是西方理论的信奉者。用普雷维什自己的话说,“二十年代,当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者和教师开始从事我的专业时,我曾坚定地信 仰新古典主义理论”⑤,但是,“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 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为对付那次 萧条的极不利的反响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拋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⑥。由此可见,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从现实出发的,他必 然是以解决本国所遇到的问题为志业的,而不是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而追随西方理论,更不会以西方理论的“布道者”的姿态出现。然而,现实情况则是,在边缘国中,愿意从本国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去从事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是 在传播和运用西方理论这条捷径中去为自己贏得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从而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了对 中心国智力依附的边缘国。一旦这种智力依附状态形成,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去开展研究工作 的人反而受到排挤,那些致力于增强智力依附的知识分子则集结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并把他们的利益要求灌注到国家的政策和策略之中,从而获得稳定 的收益。

在中心一边缘的视角中,国家间存在着中心一边缘结构,在一国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中心一边缘结 构,因而,知识分子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在本国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中进入中心的问题。由于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与一国内部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是互动的,边缘国知识分子只有挤进本国的中心才能得到 中心国的承认,并在利益分配中得到中心国的照顾。同时,边缘国知识分子也只有赢得来自于中心国的肯定和支持,才能在本国中迅速提升自己的地位并挤进中心,以获取收益。由于知识分子不是本国的权贵阶层,也不是资本阶层,他们无法直接地向中心国输送利益,因而,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收益的途径就是推动本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总是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向其国人介绍西方理论,无比热切地运用西方理论提供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并推荐给本国权贵,特别是在一些 关系到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方面的建议和方案得到了本国权贵的接受后,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在这条路径中,知识分子挤进本国的中心也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总之,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不仅是边 缘国知识分子乐意看到的,而且也是边缘国知识分 子积极推动的结果。

在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不断地得到增强,以至于中心国能够有效地实施对边缘国的支配和控制,使边缘国所创造的 财富轻而易举地就转移到了中心国,也使中心国所 产生的任何一次危机都顺利地转嫁给了边缘国。所 以,在智力依附的问题上,边缘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显然,这不应当是边缘国知识分 子应有的角色。对于边缘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所扮 演的应当是积极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色,所应承担的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边缘国的权贵以及政治精英相比,知识分子有着了解甚至熟 悉中心国理论和思想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应用 来推动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而是应当成为基于本 国的发展和实践需要去开展创新的基础。

无疑,边缘国知识分子与中心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有着巨大差异,这是因为,边缘国与中心国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当然,也正是由于边缘国与中心国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让边缘国知识分子可以语言以及知识优势去 炫耀自己对中心国的了解,并通过宣传中心国的现 代化模式而在边缘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 边缘国与中心国的不同也决定了边缘国是不能够按照中心国的现代化模式去寻求发展道路的。因为,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之中,边缘国与中心国是世界体系不同的构成部分,它们之间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 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边缘国的发展是受制于中心国的,中心国会不断地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占为己有,并同时把自己在经济、政治、社会运行中产生的 危机转嫁给边缘国,使边缘国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这样一来,边缘国的发展也就绝不可能照搬中心国的现代化模式。

因此,如果说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就与中心国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在中心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 现实的需要而独立地进行思考和探索;另一方面是努力实现知识扩散,让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就边缘 国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仅仅引介中心国的现代化模式 的话,那还只是扮演了知识扩散的角色,亦即使中心 国的理论扩散到边缘国,却没有承担起根据本国发展实际的要求而去独立思考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当 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生成之后,边缘国现代化的环境 以及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更需要知识分子 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展创新性的思考。简言之,要努力打破智力依附,并在打破智力依附的前提下探索打破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出路,从而根据自己国家所处 的环境以及其他实际情况去创造性地建构能够在实 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理论和思想。

边缘国在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谋求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其发展成果不被中心国所窃取的问题,这就要求边缘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打破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智力依附的责任,即通过知识分子的创新性研究去探索世界“去中心化”的道路。正如普雷维什所说,不要渴望中心国知识分子去研究边缘国的问题,且不说一些中心国知识分子是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坚定的辩护者和中心国理论的布道 者,即使有一些中心国的学者假惺惺地对边缘国的问题表示“关怀”,其背后也是受到中心国话语支持的,往往是在中心国的理论框架下去谈论边缘国的问题的。即便在中心国中存在着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学者,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心国话语,而且必 然会使用在中心国通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与其 正义感完全相悖的所谓“理性”认识。因此,边缘国的问题还是需要边缘国的知识分子来认识、思考和提出解决方案的。

当然,我们不敢奢望边缘国的所有知识分子都如此,因为,在边缘国中,总会有一些知识分子痴迷于中心国的理论和思想。但是,如果边缘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形成风气的话,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就会缓解甚至消除。不过,必须指出,要求边缘国知识分子承担起思考和解决本国问题的责任,并不意味着边缘国知识分子因此而完全忽略中心国的理论。因为,只有了解并熟悉中心国的理论和思想,只有正视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才有可能去寻求打破这一结构的方案,才可能使边缘国自觉地去 终止智力依附。边缘国的发展问题总是承受着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与国内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这个中心一边缘结构中存在着的边缘国的中心与中心国相互勾结的问题,这就会 使边缘国的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只有当边缘国的知识分子在全球的视野中去认识自己国家的问题,才有可能在打破中心一边缘结构的方向上去寻找其国家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边缘国知识分子显然需要了解和研究中心国的理论和思想,但是,这种了解和研究不是服务于智力依附,而恰恰是为了告别智力依附。这就是普雷维什所告诫拉美经济学家的:绝不能因为存在着智力依附并抱着告别智力依附的愿望而变成排他的个体主义,“相反,只有在全面认识大国所阐发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拉美经济学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①。

一些激进的依附论学者认为,边缘国与中心国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因而,边缘国的理论建构也 应与中心国的理论针锋相对。一些依附论学者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张表现得非常偏激,他们要求边缘国割断与中心国之间的联系,即跳出中心一边缘结构去制定独立发展的国家策略,因而,他们要求边缘国知识分子在理论建构方面也完全撇清与中心国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错误且荒唐的主张。在国家间普遍联系已成为现实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 不可能封闭国门搞建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闭门造车。关键的问题是,边缘国的知识分子不应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其国家的发展需要,而是应当把个人利益的实现放在国家的发展之中。这样的话,边缘国知识分子就不会满足于搬弄中心国的理论和思想,而会从自己国家的发展需要出发去开展智力活动。

事实上,学习并把握中心国的理论,甚至接受西方教育,都不必然为智力依附张目,而是培养自身理 论鉴别能力的需要,也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必要准备。中心国所宣扬的理论以及基于这些理论而形成的政 策显然不适用于边缘国的发展需要,而且这种不适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林毅夫就曾坦言:“作为一 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 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 用,就可以帮助自己的袓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 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 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②。

对于边缘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智力依附其实构成了一个保护圈,走出这个保护圈,必将意味着要放弃一些诱人的个人利益,特别是当处在这个保护圈中的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时,出于国家发展需要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本身就意味着被这个利益集团所边缘化,就会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要想承担起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服务的责任是需要勇气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人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 列,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决定”①。

所以,边缘国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着某种艰难的抉择:要么甘愿停留在边 缘处,要么努力挤人中心地带。“边缘者”或“流浪者”大概是边缘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角色。首先,知识分子只有处于“边缘’’或“流浪”的不稳定状态,才能“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 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②, 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不会以自我利益追求为智力活 动的目标。其次,当知识分子放弃了自我的利益追求时也就离开了心灵的故乡,“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③。所以,那些甘愿成为“边缘者”或“流浪者”的知识分子无需在圈子内竞相角逐,他们从庸俗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也就只能以写作为家了。而且,这是创造性的而非跟风式的写作。再次,居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由于经历着不同 的生活安排,往往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件事, “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④。

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向中心奋进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尽管他们也从事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真正清楚自己采用的是何种思考和研究的视角,他们仅仅明白的是如何利用所谓“学术”或“理论”而使自己挤进中心,他们不愿意做真正深人的思考,而是简单地搬弄现成的理论。因此,只有“边缘者”和“流浪者”,才能更为深切地体验到中心一边缘结构给他本 人带朵的痛苦,才可能在“去中心化”的道路上有所 建树。我们说边缘国不应在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中迷信中心国的模式,而需要通过独立的思考和理论 建构去消除智力依附,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破 中心一边缘结构而走出发展困境,这一点也适用于 边缘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边缘者”、“流浪者”。正是这些“边缘者”、“流浪者”有着强烈的打破中心一边缘结构的意愿和要求,他们努力以自己的智力活动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努力帮助自己的国家走出边缘化的境地。

 

(本文作者: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张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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