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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绝学的复苏——近现代名家研究概述 
作者:[周山] 来源:[《社会科学》1996年10期] 2011-06-26

    先秦名辩思潮激荡200多年,在我国学术史上首屈一指,蔚为壮观。

  有人曾将先秦名辩思潮中的众多学者及其著述分为4个学派:无名学派、正名学派、形名学派、立名学派;其创始人物,分别是老聃、孔丘、邓析、墨翟。

  秦以后,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被尊为“官学”,旨在“正政”的正名学说风头愈健。不久,以老聃为旗帜的道家也跻身于庙堂,与儒家分庭抗礼,争宠于帝王家;其“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无名学说,得与俱荣。然而,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唱主角的“形名”与“立名”两家学说,却因为注重于名理及其名辩的专业研究而为现实政治所鄙弃,被人们冷落,经过秦以后500年的历史尘封,终于成为“绝学”。

  这里,且列举一些有关名家及其著述的统计数字,看一看名家是如何从“显学”走向“绝学”的: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其书五车”,天下名辩之士“相与乐之”(见《庄子·天下篇》)。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至东汉班固编修《汉书》时,“名家”已仅7人,遗有著作36篇。与此同时,“儒家”则有65人,遗有著作1065篇。又经过200年之后,到了公元3世纪末,西晋著名学者悲叹:先秦时期“世有篇籍”的名家著作已经“亡绝”。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到了唐代,官家广泛收集古籍文献,名家的著作仅收集到“邓析子一卷,尹文子二卷”(《隋书·经籍志》)。当年班固尚能见到的“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唐代奉诏编撰《隋书》的长孙无忌,已经无缘一面了。

  为什么名家著作在秦以后大量散失,以致成为绝学?西晋学者鲁胜归咎于名家的理论太专门、太艰深难懂。其实古代经籍中,最艰深难懂的书,首推《易经》,降次《墨经》,然而这两部最为“难知”的书,照样代代相传,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名家著作岂会仅仅因“难知”而亡绝?近代学者伍非百先生,对于名家著作“亡绝”的主要原因,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言道:“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人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的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中国古名家言·序录》)

  自从中国的封建门户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以后,有许多人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作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似乎得到了一个西方人注重功利而中国人重仁义(礼义)的印象,并由此演绎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而挨打的结论。其实不然。只要看一看先秦诸子的书籍,哪些代代相传保留了下来,哪些很快便告亡绝,就可以明白:从秦始皇开始,就十分注重功利。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有利的,往往被精心保存起来;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不利的,便弃之如弊履,甚至着意搜寻销毁。《易经》得以完整保存,是因为统治者要借重于它向臣民“示信”、“固信”。儒、道两家的著作,乃至农、医等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数千年以来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说明任何一家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功利放在首位,而“礼义”只是统治者安定政局的一种手段。

  形名理论,无论对于“朕就是法”的君主,还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于是,即便所剩无几的名家著作,也极少有人问津了。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清代,由于经济学家们研究经学须赖他种古籍作为辅佐,而诸子书籍为其大宗,沉霾已久的先秦子书才得以重现光辉,“名家”也因此得以沾光,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

  进入20世纪,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前驱的西方新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蜂涌而入。中国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品味”,汲取其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儒学派尤其先秦诸子研究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文化潮流,向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发起冲击。在这股新文化潮流中,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思维科学,理所当然地扮演了主要角色。于是,将思维形式尤其以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家,被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发掘出来,操起西方逻辑科学这把解剖刀,进行精细的剖析和前无古人的研究,对其逻辑意义、文化价值,作出新的评判。

  如果以胡适在1917年撰写的《先秦名学史》作为近代名家研究的大致起点,80年来,名家研究取得的成果是颇为喜人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近80年来关于名家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绝学复苏的契机

  名学研究沉寂了近2000年之久,又在公元20世纪开始复苏,从表面看来是一种机缘巧合,然而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华夏文化的内部发展来看,导致名家研究“死灰复燃”的原因,首先是清代末期汉学家用全副精力开发诸子学,以致有“婢作夫人”的局面,使得一向被视为诡辩的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述能够重见天日,并且经过这些汉学家的训诂诠释,能够被年轻一代所阅读。紧接着,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孔子为掌柜的“孔家店”被砸掉,人们一旦由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便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判先秦哲学,尤其对当年被儒家代表人物斥骂过的诸子思想有一种亲近之感。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曾经被儒家荀子斥责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倡言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成为他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

  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情况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大批怀着“科技救国”愿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将西方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旗帜的科学思想,包括西方的新旧哲学,大量译介给国人。明末清初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未竟的中西文化汇合的事业,终于在这一代知识分子手里完成了。

  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来以工程技术人员公派出国深造,却热衷于译介西方逻辑方法为首要任务的严复,他在重视西方科学的同时,更重视西方逻辑,认为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他大声疾呼,中国人不应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本身,更要紧的是要学习西方科学发生的根本——逻辑学。

  人们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培根的归纳逻辑中体察到逻辑思维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联想到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掘。经过一番“品味”,发现先秦时期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学派,正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类似的中国逻辑学家。于是,名家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开始到现在,对先秦名家的研究经历了80年风风雨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名家是一个以“名”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派,这个学派以春秋末期的邓析为起点,以战国末期的公孙龙为集大成者,前后相继长达300年之久。被荀子批评为“欺惑愚众”,在近代一度被目为诡辩派的名家学派,其实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逻辑学家,是我国先秦时期创造灿烂文化的主要学派之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文化潮流,曾经涌现出了名家这个值得华夏子孙骄傲的智者荟集的学派;近代历史的浪潮,又洗刷了加诸名家头上的污泥浊水,还给了它冰清玉洁之身。中西文化的风云际会,再现了名家用智慧点染的迷人风采。

   二、名家研究中的新方法

  武器的优劣,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青铜器的出现,铁器的出现,都曾经使战争产生质的飞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先进的科学文化无疑是学者手里的精良武器,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方法,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效果。

  近现代诸子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得着了西方新文化的风气,将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融合到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之中,尤其在唯物辩证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使得整个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的飞跃。而名家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用逻辑学的眼光,看待以“名”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名家学派,用西方逻辑学作为新工具,解剖名家的“苛察缴绕”之辞。

  由于诸子书籍经过了长达2000年的沉霾,不像儒家经籍那样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本世纪初的名家研究,一开始便面临着对名家书籍进行真伪鉴别的任务。与清代朴学家不尽相同,近代学者的考据,融合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最典型的代表,是胡适以“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方法论。他倡言“拿证据来”,正是西方学者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结合。他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这种“无证不信”的考证方法,古承宋代程朱,上秉清代朴学,近习西洋科学方法,似乎不可谓不正确。

  受着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许多从事诸子学研究的学者,抱着“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的态度,对包括名家著作在内的大量诸子书籍进行严格的鉴别。很不幸,名家硕果仅存的有限几部著作,居然都被插上了“伪书”的标签。一直到70年代以后,这些被疑古学者判定为“伪书”的名家著作,由于得到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支持,居然又有了“非伪”的转机。曾经为近现代名家研究添上一抹阴影的“证伪”研究,其方法究竟包含有多少科学性,不免使人生疑。

  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是近现代名家研究不同于以往历史上对名家研究的一个特点。以往的名家研究,主要是对名家著作及其名辩命题的训诂考释;而近现代的名家研究,是用西方文化作为比较参考,注重研究整个名家学派的学术思想。名家着重于“名”的考察研究,并由此涉及到哲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内涵与外延、个别与一般,相对与绝对等等。古代学者智慧如荀子,虽然斥责名家言论“足以欺惑愚众”,却无法明确剖析其思想,只能承认“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近现代学者将西方哲学中的有关概念,与名家学说中的概念名称及其命题进行比较分析,其思想的合理性便显而易见,而其学说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昭然若揭。

  利用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名家提出的诸多命题进行分析研究,是近现代名家进行的又一特点。数千年来一直被视为“治怪说,玩琦辞”的名辩命题,例如“白狗黑”、“丁子有尾”、“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等等,因此洗去“诡辩”的污垢。

  当然,新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完全准确。尤其是采用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逻辑学的有关术语解释名家思想的时候,难免有削足适履的事情发生,往往给人以牵强附会的感觉。这是近现代中西哲学乃至整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通病,有待于今后研究过程中逐渐改善。

   三、名家研究的主要成绩

  在80年的时间里,名家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首先,确定了名家的对象范围,理清了名家前后相继的脉络,以及与其他名辩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名家的称谓,历来笼统而不确定,也从未认真追究过。至近现代,学者为此争议。长达几十年的争议的结果,又回到《汉书·艺文志》这一起点上。但是,经过几十年争议之后的界定,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内涵。名家的始祖,以春秋末期“操两可之说”的邓析当之无愧;战国中期的尹文、惠施,承前启后;战国末期的公孙龙,集其大成。其间,当然还有不少人物,尤其惠施时代人才济济。可是,除了记录在《庄子·天下篇》中的21个名辩命题之外,他们的事迹、著述,都未能流传下来。名家的前后承传虽然为“两可之说”贯领,然而他们毕竟处身于“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里,毕竟是整个名辩思潮中的一个方面军,他们当然要吸取别的学派,尤其与之最相近的墨家学派中的名辩成果。公孙龙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家的集大成者,乃因为他的学术根子,深深地扎在整个名辩思潮这块肥土沃壤里。因此,名家与别的名辩学派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近现代的名家研究,既界定了名家的对象范围,又肯定了名家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联系,这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是一个贡献。

  其次,对名家著作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古史辩”专家们,对名家现存的所有著作,都作了认真仔细的“证伪”。尽管这些著作在此之前也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过疑问,但是如此不厌其详地证伪分析,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就使另一些学者认定名家的这些著作不是伪书的证明工作,也随之有了深入的考察。尽管至今为止对于《邓析子》、《尹文子》这两部著作的真伪,学术界的看法仍未一致,最后的定论或许还得仰仗地下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但是,近现代困绕这两部名家代表作之真伪的考证,由于扩展到了该著作的整个文化历史背景,深入到了名家学说的内在结构,因而对于近现代名家研究的推动,显而易见,功不可没。

  其三,弄清楚了名家的主要学问就是逻辑学。包括清代学者在内的古代名家研究,都把重点放在散佚文字的整理、训诂、诠释上,对名家学术思想本身的重要性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将这种专门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学问提高到科学发展之根本的层面上加以认识。近现代的名家研究,既看清楚了名家学问的本质,自是不敢轻视,遂有条分缕析的研究专著一部又一部地问世;既看清楚了名家做学问的本质,长期以来加诸名家头上的“诡辩”帽子,自是不翼而飞;既看清楚了名家思想的本来面目,自是围绕“名”的问题展开分析,确立了名家在整个先秦名辩思潮中应有的位置。

  总的来说,由于名家是一个注重于名实关系研究的思辨学派,尤其后期名家的公孙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保持着一段距离,因而近现代的名家研究基本保持纯学术研究的态势,不同于儒家、法家的近现代研究与社会政治的变化一起变化沉浮。尽管如此,有时候也难免政治的渗透,尤其保存了五篇原著的公孙龙,曾经被视为与西方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一类对象,受到批判,甚至还有学者斥责他是没落统治阶级的“鹰犬”。好在这样的政治批判仅仅偶尔一现,未能在近现代名家研究圈子里形成风气。

  经过80年的研究,对名家的概貌、名家的学术思想,总算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了解和比较公开的评判。现在,我们回顾这段不算短的学术研究史,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无论对于传统文化的承继,还是对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构思,都应该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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