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探微
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作者:[许倬云] 来源:[] 2011-06-23

                         一、 西周的邑与都

    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盘”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名称,接下去又说到“乃即散用田”,下文叙述疆界时,又提到接界的眉邑与邢邑,以及眉邢“邑田”。可见田统于邑,也许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许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鬲从盨”牵涉的邑有十三个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属于“其邑”。“舀鼎”中更明说“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属于厥邑,则邑应相当于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会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 殴”有三十五个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数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夫,及庶人六百(口口)又六夫,合计为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个邑中,每邑不过五十人上下而已。[1]《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口计算,也只有八十口,与上文所得估计相去不远,是以金文“巾尸鎛”及“素命鎛”可以有多到“锡县二百”,“锡县二百九十八”的记载。[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结束后,晏子与北郭佐分别由齐君赏赐六十个邑。这些邑是额外的赏赐,他们原有的邑数大率多于此数。《论语。宪问》“夺伯氏骈邑三百”之后,这位丧邑的伯氏只能饭疏食了,则三百邑之数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3]这种小型的聚落,是不能当作城市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与军事中心的三一体,也可能有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个封君拥有二三百个封邑作估计的基数,一个“都”至少是管理封地上一二万人口的行政中枢,合计封君的家族、仆役、卫队、若干有司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生产人口,则这个“都”当也有成千的居民。春秋初期,鲁闵公二年,狄人灭卫,首都逃出来的难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5]由此推算,共与滕各自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点,大约即相当于小封君的“都”了。《战国策》:“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战国策》所说的“古者”

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为城的每边长度计算,这种城仍比曲沃古城(东西一千一百公尺,南北六百至一千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内外之分,而且有汉代遗物夹杂,可知这个古城到汉时仍旧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曲沃国并无外郭,则其原址可能会比曲沃古城现见遗址更小。《战国策》所举成数,也就相去不远了。[7]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计,为一万五千人,以八口计为二万四千人。取其约数,三千家当在二万人口上下。卫国为康叔之后,不为小国,其国都人口,当与《战国策》所举“古者”大城的数字相差不远。卫文公复国于楚丘后二十五年间由革车三十五乘休养生息,又拥有了革车三百乘的兵力。[8]五千人可以维持三十乘,则三百乘至少也须五万人口。卫新迁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当是惟一大城,但五万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计了。

古史渺远难征,由上文推论,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其下的旁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则有一二千人口。周人两都宗周与成周可能是特级城邑,又
当作别论。


二、西周与春秋都邑的分布

古史学家颇有试图研究古代城市的分布者。李济先生是近代首次作此尝试的考古学家。他根据地方志书的史料,找出五百八十五个周代的城邑,另外还有二百三十三个不易确定年代的城邑。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时分布于现在的陕、晋、豫以及河北,到东周时才见于江汉淮济(山东、湖北、江苏)诸处。[9]另一方面,地理学家章生道氏根据陈槃先生补充的《春秋大事表》,作了古代城市的分布图,却只列了九十七个春秋时代的古城。诚如Paul Wheatley指出,大岛利一由《春秋经传》(包括《左传》及《公》《谷》两传),已可找到七十八次在春秋时代筑城的记载,若春秋时代只有九十七个城市,则西周势必只有十九个城市。更何况《经传》所记未必是当时各国的全部筑城记录。[10]

 

附图一:西周城邑分布图(采自Paul Wheatley,op.cit.,flg.13)

Paul Wheatley自己也做了一番尝试。以《史记》所见古代城邑为主,参以先秦文献及古本《竹书纪年》的资料,他假定了西周九十一个城市的位置。其中自然西周封建诸侯的国都占大多数。[11]Paul Wheatley的西周城市分布图(附图一),基本上与伊藤道治的地图(附图二)是一致的。诚如伊藤指出,西周封建诸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域:第一,王朝首都的渭水流域;第二.黄河汾水地区;第三,洛阳——开封——安阳的三角地带,成周的近畿;第四,山东半岛,由邹滕梁山以至济水流域;第五,鲁南、苏北、豫东及皖北一带;第六,豫南、鄂北;第七,鄂南、湘赣以至浙江。在这七个地域,文献上的古城分布与考古学上的遗址分布,呈现相当高度的一致性。[12]

伊藤也发现至少在上述第二、三、四、六诸地域,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殷周的古代交通路线分布。另一方面,西周诸国也分布在殷以来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地域,西周的东进,似颇以掌握农业生产地区为大目标。[13]

西周封国具有显著的军事功能。周以西隅小国征服了广大的东方平原,成周的建设,构成了两都辅车相依的形势。上文第三地域因而有最密集的分布点。上文第二、四、六诸区的分布点,主要的作用是第三区的延展及其拱卫。第五、七两区只是外围的外围,分布点自然少了。由于西周城邑的军事功能,其分布于交通要道上,也是自然的现象。一则便于彼此呼应,二则扼制反侧的联络。张光直氏特别指出,周代城邑大都位于近山平原,又接近水道,筑城扼守,自可占尽形势。[14]

Paul Wheatley的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附图三)系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出现于附图三的城邑有四百六十六个分布点,比西周的分布图多出三百七十五个点。反映春秋时代极为活泼的都市化扩展过程。[15]

春秋筑城记录,见于《经传》者有七十八起,其中鲁筑城二十七次,楚二十次,晋十次,郑四次,齐三次,宋二次,邾陈吴越各一次。大岛利一认为筑城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防御。鲁国二十七次筑城记录中第一期(公元前七二二~前五五四年)十九次,是为了对齐国的抗争,第二期(公元前五五三~前五0五年)无筑城记录,第三期(公元前五零四~前四八零年)筑城记录八次则是为了防备晋国的侵略。[16]

附图二:春秋城邑分布图(釆目Paul Wheatley,op.cit.,fig.14)

按之史实,《经传》所载的筑城活动绝非当时这一举动的全部。不仅鲁以外的各国的筑城不可能全见于《春秋经传》,即使鲁国本身的筑城也大有缺漏。鲁国三桓的城邑:季孙氏的费,叔孙氏的郈,以及孟孙氏的成,号为“三都”。但“城费”见于《左传》襄公七年的夏天,“城成郭”见于襄公十五年夏天。[17]当时费为季氏都邑已久,费地也早已有专驻的邑宰。成的筑城又是“城成郭”,亦即加筑外郭,并非首次建立城邑。由此看来,三都之中,至少二都的城筑或修葺,未入《春秋经传》。以此类推,鲁国的筑城建邑,未必尽入记载。旁国的城邑建筑,更不见得都入《经传》了。仅以郑国为例,据木村正雄的统计,郑国有都邑一百零二处,而提及筑城的只有四处:一次是城虎牢,一次是城喦、戈、锡。[18]郑国如此,他国城邑建立多未入《经传》者当可想见。

春秋二百余年中,城邑的数字,依Wheatley的估计增加了三百七十五个。若由当时十几个较大的诸侯分摊,每国可得二百三十个城邑。春秋时每国卿大夫即有十余家,每家世袭的贵族至少有一个城邑,则这些三百七十五个城邑,也很可能以贵族的都邑为主了。顾栋高的《春秋列国都邑表》列了三百八十六个都邑:计周(四十),鲁(四十),齐(三十八),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曹(九),邾(九),莒(十三),纪(四),徐(一),晋(七十一),虞(二),虢(二),秦(七),陈(四),蔡(四),许(六),庸(三),麋(一),吴(七),越(一)。[19]

春秋宗法制下,宗族有不断分裂衍生为大宗小宗的现象。分出去另立大宗的宗族成员可以自设宗庙,建立城邑。这种新设的城邑,也适足反映人口增殖。新立的城邑,有取名与分封贵族的氏相同者,如周的刘、毛、甘、尹及齐的鲍、晏、崔、隰;也可与贵族氏名不同,如鲁的费(季氏)、郈(叔孙)、成(孟氏),卫的蒲(宁氏)、戚(孙氏),及郑七穆之邑,大率都仍沿用原有的地名。新立采邑,自然极可能是新兴的都市;即使新封君仍袭用已存在的旧封,也仍可因为新封君之到来而使这个地区发展成为较大的聚落。另一方面,有了聚落,某一新贵族才被分封到该处建立都邑。无论上述哪三种可能性之任何一个,都直接地反映都邑数字的增加。

春秋初期郑国共叔段先请求封于制,郑庄公以岩邑为辞;改封于京,祭仲警告其中潜在的危险:“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20]晋国桓戚封于曲沃,其子武公于鲁桓公八年灭翼,庄公十年遂并晋国。[21]鲁闵公元年,晋侯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认为这是“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22]狐突引用辛伯的话“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深以为忧。[23]

看来春秋初期“大都耦国”已是相当引人注意的现象,整个春秋时代,处处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引起的竞争。《左传》昭公十一年:“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24]春秋末季,三都终于使季氏代政,六卿终于分为三晋。政柄倒置与大都耦国是一件事的两个表相。整个春秋时代,始终有大夫执国命的现象,也就普遍地有新都邑的衍生。wheatleY认为在春秋方始成长的三百多个都邑,当有不少是新兴的政治都市。


三、西周春秋交通路线

西周的交通路线,大抵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一条大路为主轴,然后由成周辐射四及东方平原上的诸侯。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当即是主要的交通干道。由成周四出的交通网,既有殷代王畿的旧规模为基础,也可能远及淮济之间的广大地区。董彦堂先生作《征人方日谱》,即显示殷王足迹所至,深入黄淮平原的东半部,绕了一个大圈子。[25]不过周初东夷南夷常常不服,成康时期的伯懋父曾经因为“东夷大反”而率领殷八师东征,达于海滨,晚至中叶昭王时期。淮夷仍旧“敢伐内国”,录伯必须率“成周师氏”远戍镇压。而同期伯辟父伐南夷,却是以“成师即东”。显然在成周的东方与南方还有一条交通的弧线。[26]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宜侯矢殴,系于一九五四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这位虎侯在周王(可能是康王)东巡“商图”时,改封为宜侯,受赐“王人”及郑的“七伯”,率领一批鬲及庶人,在宜立国。虎侯如即为殷代的虎方,其地域当在豫东淮河上游。则由淮上到长江下游,似也是东巡向南可以到达的一条路线。[27]

另一方面,南国范围包括汉阳诸姬。申伯“于邑于谢”乃是南国之中最有名的例子。《诗经》“二南”,仅次于“大小雅”。但是更往南去,昭王南征不复,交通未必会很频繁。大约江汉一途也就止于豫鄂之间的汉上而已。

往北去重要的诸侯有北燕与晋。但到春秋时代燕国仍不过问中原事,交通未便可知。“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孤悬北道也未与中原有很多的交往。

综合言之,西周的交通情形,仍只是在两都间的轴线为主。各地区间的频繁交通,仍有待于春秋时代方得开展。以王庭为中心的朝聘征伐,形同辐凑,而春秋诸侯间的战争会盟,成为多中心多方向的交通,情形就比较繁杂了。

春秋列国交国,由初期宋、鲁、卫、郑为中心,逐步进入宋、齐、晋、楚争霸的局面,牵涉的诸侯越来越多。尤其是晋楚之从,不管是随着霸主出征,抑是会盟,十余诸侯齐赴会所是常见的事。辎重往返,聘币运输,无不足以促进交通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有几条常走的大道出现。

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达。至于横越中原的东西道路,黄河北岸太行南麓有一条齐晋之间的通道,经过卫国便在泰山之北,济之南,直驱临淄了。秦与东方的通道,当循黄河南岸的大道,秦晋之间却走渭北汾涑流域,秦输晋粟,自雍及绛,所谓泛舟之役,是水路,殽之战则是兵车渡河的旱路。东平原上,齐鲁宋卫与王室之间午道交叉,当仍以宋郑为主要的交通中心。

南北之间,晋国向北开疆辟土,齐国也为了燕而伐山戎,中原北出,当有东西两途,一在太行山东,一在太行山西。更重要的南北通道,毋宁是中原南出直达江汉的两条路。一线为申吕、方城,经汉水而至郑都,一线是经陈、蔡到汉东的东线。上述西线的上端,又可沿丹江、汉水的河谷延伸入关中。鲁定公五年,吴师入郑,申包胥秦庭一哭,秦师五百乘的兵力,经此东下,这一条路当也不能不有相当规模的交通量。

春秋末年新兴的吴越两国。北出须经徐、淮、泗上,鲁哀公九年邗沟连络江淮,一端是今日的扬州,另一端则在淮阴县境。为了黄池会盟,又有新的运河(黄沟)连络济、泗两水,由外黄(河南杞县东北)经定陶以迄今日江苏的沛县。由吴入中原,可以循邗沟、黄沟,打通江、淮、济、泗,乘舟直达。这条人工运河另有支线北属之沂,则又可北达曲阜,所谓商鲁之间的一线。吴楚相争,战场似以淮水流域为主,鲁定公四年,吴伐楚。淮泗,大别,小别,柏举,一连串的地名,无不在淮河一线。吴徐承帅舟师溯海入齐,越人沿海溯淮截夫差归途,两事说明沿海航行也是已知的交通线。[28]

四、春秋时代的商业

频繁的列国交通,倒也不限于兵车来往及官方的使用。有眼光的领袖也会看出交通方便对于贸易的用处。本文作者在《周代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已说到周代国道系统有其理想的水准。路边有行道树,按时要修筑桥梁,沿途有馆舍,并且有驿传的制度。今不赘述。春秋时代,在上节所述的主要交通线上,因为来往多了,官方为此修路,也是可想像的事。例如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的子产责备盟主晋国忽略了接待宾客的责任,其中有一条该做的事即是“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鲁昭公元年,秦后子过晋,其车千乘也曾“造舟于河”,使秦晋之间有了浮梁。[29]吴国为了参加中原会盟及用兵,可以不惮烦地开掘邗沟及黄沟,陆地开路工程比开运河方便,想来为了军事及大批的运输,交通线有较永久的道路,毋宁是合理的假定。

在这种交通线上,商贩运输,无妨与官方的用途同时有之。鲁僖公三十五年秦师袭郑,过周北门,显然走的是一条大路,及滑,大军却遇上了赴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仓猝之际,弦高以牛十二犒师。若这些牛均由弦高的车队中提供,则这一个商队不能算小。同时他又“使遽告于郑”,遽是传驿,更足见商人也可以使用大路上的传驿设备。[30]鲁成公五年,晋国山崩,晋公以传召伯宗,在路上遇见重载的运输车,伯宗的驿车要求他让道,这位驾车的“重人”则说“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大路上重载的车辆不易转动让路,官家的急传以绕行为速,足见民间车辆在大道上行驶也是常事。[31]甚至官方还开路以方便商业为着眼点。晋文公新为晋君,经济政策中即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一项。平易道路并非仅仅戎车是利。[32]

方便的交通,可以导致各地区物品的交流。地方性的特产尤可变成“外销”的货品。齐国滨海,渔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齐国始终富强,以鱼盐之利为主要的经济原因。是以管仲“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33]鲁国的纺织工业,在春秋的中国,大约是很特出的。鲁成公二年,楚军侵及阳桥,鲁国送给楚一百名工匠,一百名裁缝,一百名织工,才换得和平。足见鲁国的手工艺有其特长。另一段故事:昭公二十六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贿赂齐国大臣高*[齿 奇]的是两匹极薄的细锦,卷缚如瑱,只有小小一把,其工细可知。[34]楚国在南方崛起,寝寝乎问鼎中原,齐晋霸局,都以楚为主要敌手。但不论战争抑是和平,夏楚周旋的后果,诚如傅孟真先生指出的古代东西夷夏局面,一转而为南北对峙。这一局面却也使南方的特产为北方所用。楚材晋用,固不仅限于人材,原也包括物产在内。所谓“杞梓皮革自楚往也”。[35]晋文公得国以前,流浪在外十九年。他在楚国与楚君谈话,说到未来将退避三舍以报楚国,也说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可见至少楚国的羽毛齿革早已可能外销晋国了。[36]事实上,春秋已有一些往还列国之间的国际商人。鲁文公四年,晋国荀罃被俘在楚,郑国的贾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罃被释。后来这位贾人赴晋,又遇见了已成为重要人物的荀罃,待他甚厚。他不愿居功,遂赴齐国。数其足迹,这位历史上未留姓字的郑贾人,显然在楚晋齐郑诸处贸迁来往。褚絮为物不算贵重,仍可成为当时区间贸易的货物,更贵重易运的货品,大约尤为商人当作贸易物品了。[37]

当时各国以郑卫宋居交通的冲要,是以发展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前面弦高、郑贾人各条例证,都说明了郑国商人活跃于国际间。郑国国内,商人与政府之间也有极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一段政府与商人的协议:晋国使韩起在郑国想要购买一只玉环,价钱已讲妥了,韩起向郑国的子产请求购置,子产回答:“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盟,故能相系心至今。”[38]由这段故事推断,郑国的商人有某种相当于公会的组织,方可成为盟誓的主体。当年郑桓公东来,郑国的商人可能原来非其服属,委质为臣,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郑对于市易一途,确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号为褚师。公孙黑将死,还希望儿子能得到这个职务。[39]

五、春秋的都邑

各国都邑,以《左传》所见的描述,约述如下:

郑国都城,由散见的地名综合,其规模似乎颇为可观。城门有南门曰里门,通向成周王畿,东门曰郭门,东走鲁卫。西门曰师之梁,北门无别名。外面一层,楚伐郑人于桔柣之门。然后入自纯门,则南门至少有三重。纯门之内有逵市,据说是郭内道上的市街。皇门之内仍有逵路,据说宽有九轨。城南另有时门,临洧水之上,不知是否水门?宋伐郑楚渠门入及大逵,则东门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宽广的大路。自西入城可经墓门之渎入国,大约实在是水门了。北门有旧北门,相对而言,当有一个新北门?其内则又有阖门。东南门曰仓门,道路名称,除上述逵路、大逵外,犹有周氏之衢,子产杀公孙黑,尸诸于此“加木焉”,必是来往行人不少的地方,始宜于陈尸示众,公告罪名。住宅区有南里,处于桔柣之门外面,是以知伯伐郑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当得附郭的新扩区?《论语》有东里子产之称,则东里也是城东的住宅区。[40]这个城市有三层城门,城外却仍有南里,最可能是由于城市的膨胀,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加筑外城圈,使城外的人口也获得适当的保护。逵市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郑国大逵之宽广,自然对交通有其作用。[41]

卫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都邑,卫原都朝歌,因狄难而迁楚邱,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又因逼于狄人之围而迁都帝邱,地在濮水之上。自此以后,所谓卫只指此地。孔子过卫,大为赞叹卫人口之众多。[42]工商在卫,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位置,卫侯以受辱而拟叛晋,王孙贾为了激怒卫人,宣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终于激起卫人同仇敌忾的气概。可见工商或占庶民之多数,或为国命之所寄。[43]其地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尚有阅门,似是稍为偏侧的城门。郭门有豚泽之门,近关及近郭的死乌,大路则有马路之衢。[44]

宋都商邱,城门特多,正东曰扬门,东城南门曰泽门,其北门曰桐门,西门无别名,东南城门曰卢门,又有曹门,西北走曹,则当是西北门。蒙门,依蒙城方位定之,亦是东北门。外城门曰桑林门,关门曰耏门。里名有南里、新里、公里。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则南里有可据以为叛的实力或建筑物,当不是很小的地区。全城城门不仅在正方位上,也可在四个偏角。所谓东城南门,据《孟子》“鲁君夜间之宋呼于垤泽之门”一事觇之,当是外城门。可能东城即是东郭的地区。这个城区大约也颇不小的。添设的外郭当也是为了保护膨胀的人口。[45]

鲁都曲阜,地点不如郑、卫、宋居四冲之地,但因《春秋》记鲁特详,对曲阜的描述也特多细节。城长委曲七八里,其正南曰稷门,僖公二十年更高大而新之号为高门,南门之西曰雩门,是南城西门。东门之左曰始明门,亦曰上东门是东城之北门,定公八年,公敛处父帅成人自此入城,与阳虎战于南门之内。由此推论,东城也是一个子城型的外郭。东门之右鹿门,是东城南门。襄公二十三年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则外此便别无城门,可见东城是一个外城。正西的史门,正北的圭门,又名争门,西郭门日子驹之门,东北郭门曰莱门。宫中若干处高台及庙寝。其内城曰中城。城外则有东郛西郛与中城对言。大路有五父之衢。季武子对国人诅盟于此,可知是来往行人众多之处。曲阜的大概情形,可以略知。[46]

齐都临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门,是春秋有名的大城邑。由已知的城门言之,其西曰雍门,南曰稷门,西南曰申门,西北曰扬门,东门曰东闾,东南曰鹿门,郭门曰郭关。宫城外门曰虎门,城内大路曰庄曰岳。《孟子》所谓“置之庄岳之间”,以象征满是齐国口音的地方,当是人来人往的大街。鲁襄公二十八年,陈桓子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道路而可停驻百乘木材。其宽广可知。[47]

晋自穆侯以后居绛,孝侯改绛曰翼,献公又北广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绛,则翼与绛原是一地二名,但新辟的北城子城,袭用了旧名而已。晋于鲁成公六年迁都新田,又名新都曰绛,自此迄于春秋末,都以新田为绛。其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当时另有可迁之地为郇瑕氏之地,离产盐的解池不远,韩厥却以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主张不要迁去土薄水淡的郇瑕,而迁都土厚水深的新田。[48]足见韩厥原意只在发展都城附近的农业,而不主张让人民有机会追求“末利”。绛既以农产为主,又不居交通要道,然而绛到底是霸主的都城,冠盖往来,仍难免某种程度的商业活动,是以叔向说:“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49]上文曾提过一位想私运晋俘离楚的“郑之贾人”后来又曾在绛与当时已居显职的荀罃晤面,这位贾人当即是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一类人物。春秋末季,甚至晋国的稍次一级的城市,也可以成为相当的财源。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为前者,城邑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可发展为军事基地。[50]

南方诸国,文献资料不足,但知吴城姑苏系阖闾所建,大城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开陆门八水门八,均伍子胥所制,规模可想。[51]楚郢都为南方巨强的首都,虽不知究竟,但想来也当是一个大型都会。

考古学上的资料,点点滴滴也.积聚了不少。其中有些古城可能从未具有商市功能,然仍不失为城邑。大部遗址经春秋至战国继续使用,而又以战国遗址为多。惟洛阳西部东周古城当是春秋王城故址。这个城址的城墙周围约十二公里,比汉代古城大得多。临淄古城,东西约四公里,南北四公里余。曲阜古城东西约三点五公里,南北约二点五公里。较小诸侯的城邑则有薛、滕,前者东西二点八公里,南北三点六公里,后者的内城东西九百米,南北六百米,外城据估计东西一点五公里,南北约一公里。[52]

春秋古城遗址,几乎无例外的,有大量土台基地,散布在城区较为中心的部分,由其建筑遗存判断,当是宫室宗庙。[53]核对文献,春秋都邑中这种土台也不少。例如鲁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台而请”,此台当是季氏最后还可据守的地点。[54]曲阜又有泉台、观台、党氏台、武子之台诸处。后者是为了堕三都,鲁公及其臣子据守抵抗叔孙辄的地方,可觇见高台有其军略上的重要性,也适足显示春秋都邑的政治性。[55]

不过春秋城市中的贵族住宅,并非一定集中在内城或高亢的土台上。也许由于城市的成长迅速,也许由于市集的侵入住宅区,总之在贵族邸宅附近已有市场,例如晏氏在齐地位颇高,其住宅却邻近市区,《左传》昭公三年,齐景公想为晏子换一处较好的住宅,理由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谢说:“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56]游氏在郑,也是大族,而其庙在大路的南面,其寝在大路的北面,庭院都很狭窄。[57]庙寝通常相连,而被道路阻隔,自系不得已。大约城中已经拥挤,不得不尔。

由齐晋二例看来,有些春秋城邑已逐渐由纯政治与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兼具经济功能了。

六、战国时代的商业

春秋时代已发生的转变,在战国时代继续而且加速。众多小国的合并于七强及若干次等强国,使较大的地域统一于同一政府之下,对于改进道路及减少郡国间关隘限制,都会有 相当程度的影响。战国时代的行旅往返,可以说明此点。孟子以一个并无特殊职务的学者,可以后车数十乘,传食于列国之间,而虞卿也可以挑着担子单独旅行。地居中原的大梁则可以有人民驾车来往日夜不休如三军之众。[58]

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地方特产的互相依赖。《禹贡》如系战国作品,则各州的土贡适足以表示战国时各国的特产。如兖州的漆丝;青州的盐絺海物、丝枲、*(*木+厌)丝,徐州的蠙珠、鱼、玄纤缟;扬州的金三品、瑶琨、筿、簜、篛、齿、革、羽、毛、木材、织具、橘柚;荆州的羽、毛、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簵楛、菁茅、玄纁,玑组,豫州的漆、枲、絺、丝、纤纩;梁州的璆铁银镂、熊罴狐狸、织皮;雍州的球琳琅玕。此中有天然产物,有人工制品。[59]《周礼.职方氏》所举各州特产,也与此相符:并州与青州的鱼产,扬州的锡铜竹箭,荆州的丹锡齿革,豫州的林漆丝枲,幽州的鱼盐,冀州的松柏,并州的布帛,燕州的玉石。[60]大率言之,东方燕齐的鱼盐,南方荆楚的金属木材,中原的丝麻纺织品,都是各地天然条件所赋与的特产,有全中国性的市场,却不是各地都能生产。

以工艺方面言之,各地也自有特色。例如考古常发现的战国漆器,似以楚国为主要产地。其艺术之精美,已为人所共知,不用此处介绍。[61]又如宋人的精细雕刻,大约独擅胜场,《韩非子》举了宋人刻画艺术的例子。据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62]直到汉代仍有宋画吴冶之称。[63]这许多地方特产是可以为各地的消费者一体享用的。李斯《谏逐客书》即指出秦王宫中种种服御使用的珍宝玩好尽出自四方各地,例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傅玑,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都不是秦国的土产而辐辏于秦庭。[64]

最足以表现活泼的商业活动者,厥为货币的出现,春秋时代的货贿似仍以实物为主,而战国时代则已有大量的铜制货币周流各地。文献中提到用货币之处,多不胜枚举。[65]

战国货币的实物,传世殊多。可分刀、布、圜钱、楚锾四种,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齐刀较大尖头,燕赵的刀,十型。方头或圆头。布钱为三晋的货币,有方肩,圆肩,方足,尖足,方袴,圆袴诸种。周秦用圆钱,楚用类似贝形的铜币,而同时也有划成小格金版,上书“郢寽”或“陈寽”,作为货币。凡此种种货币,多有铸造地点,货币单位及价值,如刀布有“梁正尚全尚寽”,“垣釿”,“齐夻化”,“齐建邦造夻化”,秦圆钱“重一两十二朱”之类,不胜枚举。[66]

一国货币之出现于另一国,自可说明两地之间有经济交流。古代窖藏出土有包括诸种货币于同一容器中的例证,更可说明货币之无国界,正为了经济上中国已是一个互相勾络的整体。再以特殊情形言之,源于齐国的刀币,能侵入燕国已可觇见齐国经济力已影响北邻,而赵国兼用刀币,足知刀币的力量已侵入布币流通的三晋范围了。[67]

总之,上述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活泼的区间贸易互为倚伏,而两者都相当程度地促进城市的发展。

七、战国的城市

据汉代的《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的大都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68]以上各地都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也兼具政治功能,如临淄即为齐国的首都。若加上后一类,则大都市中尚须包括曾为国都的安邑、大梁、郑、河南、洛阳、鄢郢、寿春、陈、濮阳、雍、咸阳各处。再加上定陶、邓、宛、宜阳、吴会,大约战国时代的中国有二三十个头等的大都市。如以曾铸货币的都市加进去,又可增加一批:例如魏的蒲阪、山阳、晋阳、共、虞、垂、垣、平周、皮氏、高都、宅阳、长垣;赵的柏人、蔺、离石、晋阳、武安、中阳、武平、安平、中都;韩的平阳、高都、安留、长子、涅、卢氏;齐的即墨……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69]

战国的行政都市,因郡县制的确立,而使郡城县治均具有构成都市的条件,可能郡城有数万人口,县城有数千人口,是以三万户是封太守的标准,而千户是封县令的标准。[70]也因此而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说法。[7l]上党一郡。即有城市之邑十七,城邑相望,倒也未必是过分的夸张。[72]若干居交通要道的城市,当然可以有更多的人口,宜阳不过是一个县治,但因其居南阳与上党之间,具有战略地位,两郡的积蓄都集中在宜阳,以至可以号称“名为县,其实郡也”。宜阳的城周可有八里,军队可驻十万,积粟可支数年,其大可想可知。[73]

战国都市有单纯由于经济条件而发达的,最好的例子是陶和卫。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春秋为曹地,无籍籍名,春秋末年,陶忽然成为繁荣的都会,陶朱公在陶卜居,即为了“陶为天下之中”,于此三致千金。近人史念海由历史地理研究,认为吴开掘了邗沟及黄沟,使江、淮、济、泗几条河流可以联络交通。陶居这一新水道网的枢纽,又加上济泗之间西至黄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是以陶占尽地利。鸿沟的开凿,更使陶居于济、汝、淮、泗水道网的中央,近则西迫韩魏,东连齐鲁,远则可由水道及于江淮。这一经济都会的繁荣,竟可使强秦的权臣魏冉掠取陶作为自己的封邑。[74]

另一经济都市为卫的濮阳,卫在战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国,但濮阳可经济水与陶联络,由秦经安邑向东通往定陶的北道,非经过濮阳不可,魏迁大梁,大梁邯郸之间的交通也当经过濮阳。河济之间农产亦富,也使濮阳具备经济都会的资格。由于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市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和楚夏之间的寿春。[75]

此外,太行山东边南北走向的大道连结了蓟与邯郸,“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买梁楚”的洛阳,“西通武关,东受江淮”的宛,关中“南邻巴蜀,北接胡苑”,而栎阳更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咸阳又居关中的中心,郑居江汉,上接巴蜀,下通吴会。凡此都是交通枢纽的地位。[76]

考古学家发掘得到的战国城市遗址,已为数不少。张光直列举了下列诸处及其概况(参看附图四,但张氏所举春秋时代遗址数例,则予排除):

(1)周王城,在河南洛阳,大致成正方形,北城城墙长二千八百九十米,中央及靠南部分的重要建筑,城西北有陶窑及骨器作坊,城中散见水沟遗址。

(2)魏安邑,在山西夏县,城有外中内三层,中城居西北角,北墙长四千五百米,南端宽二干一百米,内城似是宫殿所在,正居大城圈的中央。

(3)魏魏城,在山西芮城,未全部发掘。不是很整齐的正方形,每边约长一千五百米,有砖瓦遗存。

(4)韩宜阳,在河南宜阳,发掘得夯土围墙,正方,每边长一千四百米,有砖瓦散布遗址表面。

(5)赵邯郸,在河北邯郸,遗址有相连接的二城,旁边可能有第三个城址。本城约略成正方形,每边长一千四百米,东城有一子城,以本城东墙为西墙,南北墙各延伸约本城的一半长度,北城也有一段向北延展的墙垣,可能是另一子城。本城南北中线上有一串土台基址,均有砖瓦散布,当是宫室宗庙的所在,城中有若于墓葬。

(6)赵午城,在河北午城,略呈方形,每边长一千一百米,沿北墙有水沟,城中出土砖瓦,布钱,铜镞。

(7)赵午汲,在河北武安,有古城遗址二处,西城约呈长方形,东西八百八十九米,南北七百六十八米,四城城门各有道路,城中有水井陶窑遗址。

(8)燕下都,在河北易县,自一九三0年开始曾多次发掘,城中出土遗址及遗存均极丰富,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八公里,南北长四公里,中线另有一墙及水沟分割全城为东西两区,东城北区又有一墙隔开,约占东城三分之一的区域,西城较为后筑,东城北区有宫殿遗址的土台基址若干处。东城南区有冶铁作坊,武器作坊,铸钱,烧陶,制骨器诸般工厂。宫殿及作坊四周为居住遗址,东城的西北角则有墓葬群。城中有水沟数条。

(9)齐临淄,在山东临淄,城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则较四公里稍长。西南角另隔为小城,面积约一千三百五十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砖瓦陶版,刀钱,钱模,铜镞,陶制镜模,陶印。据估计,城中人口当有二万户.

(10)邾邾城,在山东邹县,城墙沿山而筑,两山夹辅,中间的谷地约一千二百米宽,即为城区。城中片土台长五百米,宽二百五十米,当地居民称之为皇台,城中有砖瓦陶片。

(11)滕、薛两城,在山东滕县,滕城约呈长方形东西约八百米,南北约六百米,薛城呈不规则形,南墙东墙约略直线直交,西北为曲折的弧线,南墙约长二公里,东墙略短。

(12)秦栎阳,在陕西临潼,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二千五百米,东西长一千八百米,有一条直街贯穿南北,两条横街,贯穿东西,城中出土砖瓦,井圈陶窑,下水道,遗迹北墙外面有灌溉渠及濠沟遗迹。

(13)秦咸阳,在陕西咸阳,地居渭滨,城的轮廓,因未全部发掘,尚不可知。城中有筑在台基上的房屋铜器,骨器及铁钉。有不少瓦管,可能为古代下水道的遗迹,水井,陶窑,窖穴,则所在都有。

(14)秦雍城,在陕西凤翔,城长方形东西四点五公里,南北二公里,出土砖瓦,陶水管。[77]

山西侯马的牛村、平望两古城是春秋时代遗址,但也继续到战国以后。平望城作长方形,南北最长部分约一千七百米,东西最宽部分约一千四百米,墙外有与城墙平行的濠沟,墙内有沿墙的车道。城中有宫殿遗迹的土台基址。城南郊分布许多铸铜,烧陶及制骨器的作坊,当是手工业区。

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遗址,为韩魏赵燕楚的古城。大致均在近河地方,或作正方或呈长方,或随地形建筑,面积在零点二五平方公里至一平方公里之间,每边有一二个城门及由此出入的道路,上述午汲古城的东西大街宽约六公尺,穿城而过,并有若干和大街垂直的小街道。”[78]

综合言之,固然若干考古学上所见的战国古城尚未发展为商市,大多数古城,则除了仍具有行政与军事功能外,已有手工业作坊的普遍存在,城市方便整齐,横街直衢,凡此均说明城市已有相当程度的工业生产与商货贸易的功能。尤其前者,由其规模言,侯马铸铜工场的内范数以万计,兴隆冶铁工场的农具铸范重数百斤,凡此均可看出生产的数量相当庞大。而且侯马铸铜工场三处,多有专门的产品,也足见生产已有分化专业的趋向。[79]

战国时代商业的发达,由前叙货币流通的情形已可觇之。《史记.货殖列传》更有极为生动的描述。太行山以西的材、竹、谷(谷树的皮)、纑(山间野纻)、旄、玉石;山以东的鱼盐;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北边的马牛羊、旃裘筋角,都已商贾贩运四方。[80]以致富的行业包括畜牧、养猪、养鱼、植林、果园、养竹、造漆、艺麻、种桑、颜料植物与香料植物的栽培。城邑之中,经营酒浆、醢酱、屠宰、贩粮、燃料、运输、建材、木材、冶铸、纺织、衣料、合漆,甚至咸货,干货……均可成千单位地制作与出售,以致巨富。[81]

其他先秦文献资料,固然只有零碎片段地提到城市生活。综合言之,仍可得到一些有趣的消息。《史记》所说诸般行业,很多可以点点滴滴得到证实。一个城市之中,有政府官署,宫室台榭。可是在附近即可有依赖手艺度日的工匠作坊。[82]街市朝聚暮散,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这种贸易区大约是集中百业的市场。[83]街市上面,大而珠宝银楼,小而卖卜的小摊子,无不有之。[84]市井之徒更是可在酒楼赌场中与朋辈饮食流连,酒色征逐。[85]城市中招徕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86]

由于人口众多,手艺工匠也可以有不恶的工资,据说竟可以“一日作而五日食。”[87]甚至残废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例如浣洗缝补,或筛精米,也足以糊口了。[88]有许多的人口在都市中谋生,因此不仅城郊会有种水果蔬菜的“唐园”,有编打草鞋及草席的贫户,[89]而每天出入城门的车辆,也足够压出两条轨迹了。[90]

形容战国头等大都市的资料,以《史记.苏秦列传》的一段最传神:“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浑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9l]

临淄是否真有这么多人口,学者见仁见智并不一致。[92]即使只以《史记》所说三分之一计算,临淄仍有十余二十万的人口,全国重要都会,若以六十个计,其中十个有与此相当的数字,其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则全国有二十万户以上住在头等都市中,五十万户住在中等城市中。都市人口总数可达三四百万,数目仍是很庞大的。

由数十家的邑,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三时代的发展,古代中国具有了众多大型都市。其中聚居了数以万计的人口,从事诸种行业。战国时代的都邑是十分符合多种功能的都市性格了。而街道的横直正交,甚至还有下水系统,在在均足说明都市生活的水准已非常高。与战国并世,在中东与地中海地区也都已有高度的都市文明,及繁忙的经济活动。然而论规模,论总人口,论都市数字,中国古代的都市发展仍是罕有比伦的。

注释:

[1]散氏盘、鬲从盨、舀鼎诸器铭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宜侯矢殷,则见郭沫若《矢般铭考释》,《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一期。及唐兰《宜侯矢*考释》,同上,一九五六年二期。

[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页五0二、五0九。

[3]《春秋左传正义》(四部备要本),卷三八,页一五--一六。《论语》(四部备要本),卷一四,页三。

[4]《左传》,卷一O,页八。

[5]《左传》,卷一一,页五。

[6]《战国策》(四部备要本),卷二0,页一。

[7]参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考古》,一九五九年五期,页二二二。 

[8]《左传》,卷一一,页八。

[9]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p.94—104。

[10]Sen-dou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2):1963,p.113;大岛利一,《中国古代の城につぃて》(《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十册),页五三--五四;Paul Wheatley,The Pr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A1dine,1971.)

[11]Paul Wheatley pp.op.cit.,164--167,fig 13.

[12]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四八以下。

[13]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一一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七六--二七八。

[14]Kwang—chih Chang,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Anthropologio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 Press,1976.)木村正雄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多在山丘上,似本于章炳麟旧说,见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构 成》,东京,不昧堂,一九六五,页七四~七六,但西周城邑的考古遗址却罕见位于山丘之上,K.C.Chang,前引书,页六七,附注五,又页六六附图四。 

[15]Paul Wheatley,前引书,页一六八--一七三,又附图一四。

[16]大岛利一,前引文.页五五。

[17]《左传》卷三0,页五;卷三二,页一二。

[18]木村正雄,前引书,六八。《左传》,卷一二,页一二;卷五九,页三。

[1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经解续编》本),表七之一至七之四。

[20]《左传》,卷二,页一。

[21]《左传》,卷七,页一,二;卷九,页七。

[22]《左传》,卷一一,页一一。

[23]《左传》,卷一一,页八。半伯自己的话见于桓公十八年,但更为简洁,卷七,页一四。

[24]《左传》,卷四五,页一二。

[25]董作宾,《殷历谱》(李庄,中央研究院,一九四五),卷九,页四八以下。

[26]分别见“小臣*殷”,“录*卣”与“竞卣”,白川静,《金文の世界》,东京,平凡,一九七一,页八三,一一0~一一一,一一五。

[27]宜侯矢*出处,参看本文注[1],[2],白川静,前引书。页九七。

[28]以上交通路线的叙述,系节取史念海研究的大意,史念海,《河山集》(又名《中国史地论稿》),一九六二,页六七--八一。

[29]《左传》,卷四O,页九;卷四一,页九。

[30]《左传》,卷一七,页七--八。

[31]《左传》,卷二六,页五。

[32]《国语》(四部备要本),卷一,页一七。

[33]《国语》,卷六,一四。

[34]《左传》,卷二五,页一二;卷五二,页一。

[35]《左传》,卷三七,页七。

[36]《左传》,卷一五,页六。

[37]《左传》,卷二六,页三。

[38]《左传》,卷四七,页一一。

[39]《左传》,卷四二,页三。其他各国有褚师一职者为宋、卫,也是世官。与此相似的则是鲁国的贾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表一0,页三一,三七。

[40]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一0。

[41]关于城郭问题,讨论古代城市有双重城墙及其作用者,有宫崎市定,《中国古代は封建制度か加都市国家加か》,《史林》,三三卷二号, 一九0。惟城中人口固不必以农业生产者为主体,如宫崎所说 也。

[42]《论语》,卷一三,页三。

[43]《左传》,卷五五,页八。

[44]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二0--二三。

[45]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二--一五。

[46]顾栋高,前引文,页一0--二0。

[47]顾栋高,前引文,页二二--二五。

[48]《左传》,卷二六,页七。近年考古发掘,在侯马发现古城二处可能是新田的遗址,出土有宫殿废址、铜器和骨器作坊和陶窑。两个古城都不算大,牛村古城南北约一千三百四十至一千七百四十 米。东西长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米,西北角与平望古城插接,殆即翼与绛的关系?参看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考古》,一九五九年五期,页二二二--二二八。

[49]《国语》,卷一四,页一一。

[50]《国语》,卷一五,页四。

[51]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四,页三二。

[52]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二期,大岛利一,前引文,页六0;参看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一九五六,页二八一,及有关名城调查诸篇。

[53]Kwang-chih Chans,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pp.67--68;关野雄,《前汉鲁国灵光殿の遗址》,前引《中国考古学研究》。

[54]《左传》,卷五一,页一。

[55]顾栋高,前引文,七之一,页一四--一六。《左传》,卷五六,页五。

[56]《左传》,卷四二,页六--九。

[57]《左传》,卷四八,页一0。

[58]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16--118.战国外交使节动辄以百乘出使,《战国策》随处可见,如《战国策》(四部备要本),卷二二,页六,《孟子》(四部备要本),卷六上,页四。《战国策》,卷二二,页三。

[59]《尚书今古文注疏》(四部备要本),卷三上,页七;卷三中,页一二。

[60]《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六三,页三;卷六四,页四。

[61]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海,一九五五)序,页四。又可参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一期,页九九。

[6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七,页四。

[63]《淮南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七。

[64]《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影印本),卷八七,页八--九。

[65]例如《墨子。经说》下:“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四部备要本),卷一0,页一二;此是讨论物价与币值的关系了。

[66]关于先秦货币的著作,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上海,一九五七)及同氏英文著作,Wang Yü—Chuan,Early Chinese Coinage(New York,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51.)

[67]Cho-yun Hsu前引书,页一二一;王毓铨,前引书;Cheng Te-kum,Archaeology in China(Cambridge:Heffer,1963),vo1.Ⅲ,p.70;夏鼐,《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一九六一,页六七。

[68]《盐铁论》(四部备要本),卷一,页六--七。

[69]杨宽,《战国史》,上海,一九五五,页四七--四八,五三--五四。

[70]《战国策》,卷一八,页九。

[71]《战国策》,卷二0,页一。

[72]《战国策》,卷一八,页九;又《韩策》谓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卷二七,页一),病而日行一县县邑之相迩可知。

[73]《战国策》,卷一,页二;卷四,页四。

[74]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一0--一二0。 

[75]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二一--一二四。

[76]史念海,页一二四--一三0。

[77]Kwang-Chih Chang,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1968),pp.280--305.

[78]夏鼐,前引书,页六八。

[7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页二二二--二二八。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一九五六年一期。

[80]《史记》,卷一二九,页四五。

[81]《史记》,卷一二九,页三一--三七,四三--四四。

[82]《吕氏春秋》记载宋国制挽的工人,住在贵族司城子罕的南邻。《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二0,页一O。

[83]《战国策》,卷一一,页三。

[84]关于珠宝店,如楚人卖珠、郑人买椟还珠的故事,见《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一,页三;关于银楼有齐人往鬻金者之所夺金的故事,见《吕氏春秋》,卷一六,页一六;关于卖卜,见《战国策》,卷八,页四。

[85]关于酒楼,见《韩非子》,卷一三,页八;关于赌博及倡优,见《史记》,卷一二九,页二九、四三。

[86]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据说有六万家之多,《史记》,卷七五,页二六。又如信陵君也以监门屠夫为宾客,《史记》,卷七七,页四--五,齐宣王在稷下集合了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史记》,卷四六,页三一。

[87]《管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五,页一四。

[88]《庄子》(四部备要本),卷二,页一四。

[89]《管子》,卷二三,页一五。

[90]《孟子》,卷一四上,页六。

[91]《史记》,卷六九,页二七。

[92]如Wheatley即极为怀疑此数的夸大,Pauld Wheatley,前引书,页一九O。关野雄认为以临淄古城面积计算二三万户是相当合理的估计。《中国考古研究》,东京,一九五六,页一四一以下。中国学者则至今未有怀疑这个数字者。


相关文章:
·许倬云: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许倬云:东汉与西罗马帝国为何崩解?
·许倬云: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许倬云: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
·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发表评论
                              请输入左则的验证码,再提交.
遵守本网提供的任何行为准则或其它通告;
保密您的服务账户密码;
如果您获悉与本服务有关的泄密行为,请立即通知我们。
自行配备上网和使用电信增值业务所需的设备,自行负担个人上网或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电信或移动通信提供商)收取的通讯费、信息费等有关费用。
保证自己在使用各服务时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正确性及完整性。如果数据发生变化,您应及时更改。在安全完成本服务的登记程序并收到一个密码及账号后,您应维持密码及账号的机密安全。您应对任何人利用您的密码及账号所进行的活动负完全的责任,本网无法对非法或未经您授权使用您账号及密码的行为作出甄别,因此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 |  独家网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草根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新诸子学刊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善因文化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