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毛泽东）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于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
（《七律．读柳宗元著．封建论》一九七五年 毛泽东）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统一文字、钱币、度量衡，修建 “驰道”；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征岭南，发数十万百姓去居住开发岭南地区；筑长城，御匈奴南下；毁兵器铸12铜人，巩固王朝的统治；焚书坑儒，钳制思想，建骊山陵墓，造阿皇宫，满足自己骄奢无厌的享受，使百姓负担着沉重的赋役，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稍有反抗就受到严酷的刑罚。秦暴政虽然推翻，但其治国的理念——独权、专制、欺骗、压榨、愚民，到是在中国绵延悠久，长达二千余年，虽然民众不断的反抗，文人不断提出治国安民的韬略，但仍旧造成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不断更迭，其因就是本质无变化——天下是非谁管得，被皆主人咱其奴（注一），这不得不令后世学者深思。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的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要想跳出旧有的格局，建立或重构新的社会结构，确实非常困难。这已经是化入我们的血液，渗透到人的灵魂思想深处，我们的观念都受到了世变循环的影响。
谈历史总是为现实刺激而发，毛泽东赞秦始皇，可能是从其历史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的，所以毛泽东很清楚秦始皇的招数，用了一句诗“百代数行秦政制”， 就是说都没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律，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注二）由此可见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东西，中国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一方面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当社会臣服于权力之下，就永远也不可能跳不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公共服务型政府”不就是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嘛。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寻觅类似“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萌芽雏形——“文景之治”中，去看看做为封建社会一种理想政治的标尺是如何建立完善的吧。
中国人喜欢用“盛世”去赞扬自己所处在朝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盛世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即“一是消内忧除外患，军强国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二是社会较安定，经济大发展，国富民足，国力领先于世界。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注三）“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大盛世”里的第一个盛世。对下一大唐盛世的开端“贞观之治”有很深的影响。而且“文景之治”的最早提法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提出来的。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卷四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中的“文景之理”。“理”，当为“治”，避唐高宗李治讳作“理”。《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贤良策》即作“文景之治”。（注四）
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韩信垓下会师，项羽大败至乌江自杀身亡，秦、汉两个朝代的交替终于完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新兴的汉王朝是在基本沿用秦制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的，为避免重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辙。汉初时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注五）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注六）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如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注七）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注八）
从西汉初来看，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是经济萧条，国家贫困。从天子到百姓，都被残破的社会经济困扰着，“天子不能具钧驷”，（注九）“将相只能乘牛车”，（注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注十一）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汉初君臣只有采取“除秦苛法，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注十二）才能使社会的经济得到恢复，才能保证剥削来源和长治久安。否则社会不会安定。
汉高祖刘邦虽文化修养不高，但知道制定政策要符合多数民众利益的利害关系，还能够明达地采纳臣下的建议，实行宽刑薄赋，文武并用的统治政策。他还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代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这实在是个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上兴衰的教训，推行顺乎民心的轻徭薄赋政策，这对汉初制定和贯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面对汉初大量人口死亡流散，土地荒芜的社会景象，汉高祖刘邦接连下令，一是遣散士兵回家。让士兵复员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二是凡战时逃亡民众，回乡后恢复原有的爵位田宅（这里既包括流亡农民，也有地主）；三是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释放为平民；四是减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则有利于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二则有利于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和时间，安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汉高祖采取上述积极措施，其后双经惠帝、吕后两朝,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到文景之世，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文景之治。（注十三）
到了文景之治其间，汉文帝刘恒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一是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曾连续12年全免田租，又把每年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二是减轻刑罚，废除肉刑。肉刑中的墨劓等刑罚是从奴隶制时代沿袭下来的刑法,有些酷刑往往会造成人体的残废。文帝废除肉刑还有一段"缇萦救父"的故事。（注十四）文帝12年时，齐太仓令、名医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汉文帝，指出肉刑太残酷，“刑者不可复属”，虽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愿没入官婢、以赎父罪”。文帝这个统治者深受感动，采纳了意见，通过下诏废除肉刑这招妙棋，获取了民心。三是提倡节俭，文帝治国有句名言“治人事天莫若啬”，(注十五)指有惜人力物力。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还因“惜百金，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作；还令后宫“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 (注十六)他终生谨慎从政，为历代学者称赞。可知“上行下效”，此言不虚。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即位，他继续执行其父文帝与民休息的政策。景帝在位十几年间，突出的成绩一是颁布重农诏书：“夫农,天下之本也”。（注十七）表明政府非常重视农业这个根本，其意是“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衣食之物不是取之于“渔猎山伐”，（注十八）而是完全来自于农业生产和经营。“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注十九）增加粮食产量，才能安居民生，经济好转才有保障。把田租再减轻为三十税一，鼓励农业生产。二是重治贪赃枉法。文帝时一方面减轻笞刑、断狱从轻，狱事简省。（注二十）另一方面加强吏治，正惩贪官污吏，规定贪污受贿和为官经商都要从严惩处。所以，汉初官场比较廉明。
以上所述可以把“文景之治”概括为：轻徭薄赋，重视农桑，法纪严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里就能出现“文景之治”这样的社会局面呢？
原因就是由于汉初统治者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接受秦暴政而亡的教训，把休养生息作为立国过兴邦的基本国策。可见从高祖到文景之治的实践是成功的。这说明了一方面在于政策的制定上是正确的；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能从“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的标准来制定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一方面还在于它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尤其在于这种贯彻的连续性上，不是朝令夕改或流于形式。连续几代沿袭不变，这对于汉初经济的恢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汉初之时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件要注意研究，就是汉初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秦制，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又恢复了秦代已废除的分封制，采用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网罗各股军事力量，与楚军争夺王位，曾分封了一批异姓王。他们在汉军大旗之下，使刘邦终成帝业。其后，他认识到异姓王终不可信，而仅能利用。因此成帝以后，先后以种种借口除掉异姓王，同时又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并与群臣刑白马之盟下，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注二十一）作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辅助手段。分封在汉初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来由于封国特权很大，势力膨胀，其特点一是封地十分广大；二是政治权力极大；三是自主财经营利。王国可收取口赋田租，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经营冶铁铸钱之利；四是拥兵自重，组织和发展自己的独立武装，对抗朝廷。王国势力的膨胀，构成了对西汉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与王国分权的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叛乱与平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终于酿成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七国之乱：地方势力发展成为与中央集权对抗的独立王国。
七国之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削藩，面对诸侯坐大，威胁西汉中央，最先发出警告的是文帝时的政治家贾谊，他建议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文帝并没有解决这棘手的问题。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整肃关东同姓王国的问题。当时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势力最强，又都是景帝长辈，早就蓄谋叛乱。晁错看出诸侯反势已露，危在旦夕，向景帝提出著名的“削藩策”，主张逐步“削其枝郡”，归中央直接统辖。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削藩。先后削夺赵、楚等王国的一些郡县，引起王国震恐。在前154年，又下令削吴王刘濞两郡时，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联名的“诛晁错，清君侧”叛乱活动。七国号称50万大军，气势很凶。20多万人西征长安。在如何对待吴楚之乱上，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斗争。晁错力主武力镇压，建议景帝亲征，并积极筹划军需供应。景帝起初采纳晁错削藩之策，为的是巩固刘氏江山。但是，一旦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又下不了台，不肯担当政治责任，竟听信谗言，想以牺牲忠良，换取和平，仓猝将身着朝服的心腹、他的老师晁错绑至东市腰斩，以为七国之乱即可平息。殊不知吴楚反而更加凶恶的向中央进攻。景帝这才决心讨代叛乱，派周亚夫任大将经军迎击。一面断吴军粮道，一面向吴军发动总攻，三个月内消灭了吴楚等国的叛军。由于吴楚七国叛乱，破坏了社会安定局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很不得人心，所以很快就失败。景帝抓住平叛胜利的有机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颁布法令，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令其“不与政事”，任免官吏须由朝廷；财政上取消“诸侯皆赋”，（注二十二）“唯得衣食租税”。（注二十三）从此，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对于西汉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到武帝时，汉王朝的巩固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从刘邦死后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诸吕之乱”被扑灭后，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刘启，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能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见“文景之治”是汉初的几朝政治家、思想家，在深入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许多符合当时社会现实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治国方略，才为汉王朝的兴盛和延续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治国方略是哪些呢？这就是我们才要探究的真正东西。也是本文文题的关键所在。上面说的其实都是废话，懂历史的可以略过不看，真正的思想与精华就那么几句关键话。这叫“一加仑”的思想要对“几加仑” 的水才可以，美其名曰“发展”。
“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注二十四）“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注二十五）这就是黄老学说“无为之术”的开始，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最初雏形。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注二十六)。汉朝的创建就是这样地实行“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注二十七）
本着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一切理论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的总理温家宝既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无论是怎么用，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度在哪里？并不一定非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去寻找，做到马家独尊。因为任何的管理还要受不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各种复杂的传统人文关系的影响，任何管理者都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本国的优良的管理风格，那种离开自己民族文化根基和管理特性而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文化思想与管理模式的作风，没有不失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国方略也是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人们的管理意识、管理行为的整合。当一个国家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东西之际，一定要考虑“杂交”的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不是有学者说：“半问论语治天下，让中国比西方落后数百年。半部马列治天下，还打算让中国落后多少年？”但不进行“嫁接”，肯定会跳不出历史周期律，把握好“度”吧，否则就会出现毛泽东说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注二十八）这个度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还需要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注一：何满子《随笔：千古一帝，争议不断--咏秦始皇诗种种》引聂绀驽诗
注二：从百年中国言论看历史的周期律
注三：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
注四：转引《王子今<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
注五：《汉书·诸侯王表》
注六：《汉书·列传·陈胜项籍传》、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注七：《史记·淮阴侯传》
注八：《汉书·列传·陈胜项籍传》
注九、注十：《史记·平准书》
注十一：《汉书·食货志》
注十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八章>》
注十三：《汉书·食货志》
注十四：《二十四孝》
注十五：老子《道德经》
注十六：《汉书·纪·文帝纪第四》
注十七：《汉书·纪·文帝纪第四》
注十八：《汉书·地理志》
注十九：《通典·食货典·第一田制上》
注二十：《汉书·刑法志》
注二十一：《史记·卷十九·惠景闲侯者年表》
注二十二：《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注二十三：《汉书·诸侯王表序》
注二十四：《汉书·吕太后本纪》
注二十五：《西汉会要·食货二》
注二十六：《史记·高祖本记》
注二十七：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八章》
注二十八：《论十大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