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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岳:“仇和现象” 三问 
作者:[云中岳] 来源:[三农在线2008年3月3日] 2009-03-15

        2008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巧合”的是,这一年刚开始,以强势改革著称的仇和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卷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仇和现象”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震荡,其内在意义显然超越了“仇和现象”本身。

 
仇和站在风口浪尖吗?
 
        从表面看,仇和到昆明履新才两个月,就在全国引起了热议,他确实站在了风口浪尖。“风口浪尖”这个词的喻义是比喻站在社会斗争的最前沿。仇和在昆明的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是改革——改革传统的工作作风、思维定势、落后观念等等。无论是公布领导电话,还是让开会打瞌睡的干部辞职,都是对传统官僚作风的宣战。应该说,仇和在昆明所碰到的问题还不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比较多的还只是表层的问题,他还没有深入到体制、机制、观念等深层领域施展他的改革才华。那么,这些并不深层的“外科手术”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说明了什么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仇和所为的是与非的争论上,我觉得,应当更多地看仇和这些“外科手术”引起的实际震动:其最大的震动是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就拿大家热议的公开电话号码一事来说,老百姓几乎群情振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市民杜先生说,每年政府机关都会印制一本党政机关及有关单位电话号码,上面都有8个字“内部资料、妥善保管”,并且注明:“本电话号码仅限内部使用,发放时请登记造册,使用者按保密规定严格管理。”有这本电话号码簿的都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有关系的人。“现在,昆明市主动拆除了这堵墙。我从网上下载打印了这些电话号码,共76页。如今我们老百姓也知道了各部门的领导叫啥管啥。”有人说,“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监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当前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成熟,也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绪释放。”理论研究者们的研究总是很“理论化”的,其实,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仇和的话说呢?仇和说:“不久前,昆明公布了一批公务员的电话,我们进行了抽查,发现仍有少数打不通。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如鱼水之情、血肉联系,如果连电话都不能联系,何谈血肉联系?公务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找公仆都找不到,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这就是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真正用心。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共产党与老百姓心心相通的重要结合点!这样一个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举措,能说是站在风口浪尖吗?
        为什么现在的仇和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展拳脚”,而不需要在风口浪尖上做抉择?是因为大环境变了。我们再也不是三十年前,如果在三十年前,仇和这些举动也许会被认为是逆天之举,即使能成功,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当初小岗村的村民为了能取得致富的权利而签下血书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想像得出,如果在那时,仇和能有多大作为呢?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最可贵的财富是我们的人民充分地觉悟了,因为改革开放,他们真正成为时代的主人,他们也成为仇和改革的最为坚强的后盾。同样,当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时,仇和再不可能是孤胆英雄,对仇和在昆明的改革举措,官方、民间支持的声音一直占据着舆论的主流,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是一片褒扬声,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里一定要支持仇和!”想想三十年前,这可能吗?正是因为有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仇和才会在两个月内再次成为政坛风景。我们能说他是处在风口浪尖吗?我们只能说:风景这边独好!

仇和推行的是新政吗?
 
        随着仇和在昆明新招迭出,“仇和新政”、“昆明新政”等词一时似乎成为当下最时髦的词语之一。不过,我们倒是要认真思考一下:仇和推行的是新政吗?
        所谓“新政”,实际上应该是指破旧立新的政策、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仇和的做法,对昆明来说,可能是“新”,因为在昆明,这些举动是新的。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就会发现,仇和的“新政”,实际上在全国已经是很成熟的经验了。在沿海发达地区,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号码、公布领导干部的分工,已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少地方广泛实行的群众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党委工作会和新闻发言人等制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仇和目前在政务公开上所采取的措施。至于大力招商引资,则是更为普遍的工作要求了,让对工作漫不经心的干部辞职,也不是个别案例……
        可以说,仇和在昆明的改革举措,大多并非“新政”。
        当我们把并非新政的举措称为“新政”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这并非新政的举措在实施时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噪音,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并不因为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而销声匿迹。当然,正常的讨论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讨论也好、争论也罢,都应当致力于有利于营造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而不应当把指责放在第一位,应当更多地讨论怎么做好,而不是只是强调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甚至把仇和以前的改革再拿出来炒冷饭!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认真看看仇和改革的真正的指导思想,仇和说:“要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只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社会民生,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凡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参考;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倡导这样一种风气: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仇和确立的原则、提倡的精神、倡导的风气,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符合改革的精神,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是应当集中精力落实好科学发展观,集中精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应当成为“常规”的举措理解为“新政”。

 
仇和何时不成为新闻?
 
       仇和之所以成为新闻,这既与他的个性有关,与他铁腕治政的作风有关,更因为他一直处于改革的第一线。著名改革实践家吕日周说:“我认为仇和同志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的基层领导人,也是一个领导基层干部和群众改革的实践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像仇和这样的改革实践家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改革者成为新闻,这是应当的,这充分说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身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谈改革、议改革、促改革,已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主体,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深情期盼的,它也预示着我们的事业将在更深刻的改革中不断大踏步前进。
        仇和两次成为新闻人物,两次的境遇完全不同。在宿迁,他是新闻争议的中心,几乎关注仇和改革的各大新闻媒体对仇和都有过批评。而在昆明,仇和则是新闻热议的中心,各大新闻媒体几乎都从正面报道仇和的改革。从有争议的市委书记到受热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展示了他的改革风采,最有争议,是因为他敢于向既得利益挑战;最受热议,是因为他敢于向传统势力挑战!同时,对仇和的新闻关注深刻地表明,我们对改革者的认识,正随着我们对改革的理解逐步深化而常态化。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比改革本身更为可贵!
        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仇和目前在昆明的改革还只是“外科手术”,尚未真正伤筋动骨。仇和在昆明说:“经济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领导的落后。”这是不是意味着更重大的变革还在后头呢?对现今而言,仇和在昆明所实行的还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改革却成为新闻热议的兴奋点,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改革必须向更加深刻、全面的方向推进。解放思想将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我们要“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从仇和现象再次成为“新闻”这一事实看,中央的新要求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新闻界资深评论人士说,“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是稀缺资源。但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什么时候单打独斗的‘仇和’不再是新闻,才说明我们已进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现行体制还没有能造就出更多的仇和式的改革者。其实,无论是体制的改革,还是观念的更新,我们都还有更多的门槛要跨越,还有更多的障碍要逾越。
        只有当敢于向既得利益和传统桎梏宣战的改革者遍布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大区域时,仇和才不会成为新闻;只有当改革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日之所思、夜之所想、行之所为的最紧要任务时,仇和才不会成为新闻;只在当改革让亿万人民的富裕愿望成为现实、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时,仇和才不会成为新闻!
        社会主义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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