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英国的霸权毕竟只是传说中的事情了，在今天的世界上，新的霸主是美国，英国不过是个跟班角色。美国的发展道路又如何呢？其实这里有个规律，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由于英国力图保持世界工场的地位，美国运用贸易保护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国炮舰调动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美国很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许今天的美国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样，徒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要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依然贫穷落后。因此，对于今天追求强大的中国来说，破解南北美洲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英军将领康沃利斯于约克敦投降。１８８３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但是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３９２９吨，１７９１年下降为７９７吨。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１７８４年到１７８６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７５９１９３５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２４８６０５８英镑，逆差高达５２０５８７７英镑（原文如此，疑有小错误——作者注）。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谢司起义。在美国史上，１７８１年至１７８９年被称为“危机时期”。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的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联邦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１７８９年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９% ，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１/ ３到１/ ２。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１８０１年的３２６家股份公司中，只有８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２. ４% 。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也会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只能靠发展制造业。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溺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１８０７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１８０７年１２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１８０７—1８０８年，美国出口从１. ８３４亿美元下降到２２４３万美元，下降幅度达８８% ，进口从１. ３８５亿美元降至５６９９万美元，下降５９% 。于是，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

　　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１８０９年初取消。然而，禁运却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从而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１８１０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１. ２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一部分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部分的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刚结束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终止禁运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１８１２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

　　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不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１８１６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产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２５% 。此后，直至１９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由此可见，１８０７年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许多研究美国史的专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在《新编美国史》中，１８０７年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只占了二页半，而且没有片言只语论及其重要意义。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像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独立，后是没能在１８１２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继而又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了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

　　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渐渐地这对矛盾统摄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１８２０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部门的钢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宰。第一个真正对钢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１８２４年的关税，其后是１８２８年的关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钢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１８４２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钢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１８２８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憎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州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１８３２年７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１８２８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１１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院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１８２０年的《密苏里妥协》，《１８５０年妥协》等。《１８５０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１８５０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１８５４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党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１８５４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１８５８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党，打败南部集团。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独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其中“亚拉巴马”号在２２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６０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衅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衅，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党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政策上是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19世纪８０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１８８８年民主党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１８９０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１８９０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３８% 增至５０% 。１８９７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入主白宫后，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其税率又进一步提高。此后，关税仍不断提高，一直到１９３０年前夕，还通过了一个高关税法。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１美元投入工业，就有７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厂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８４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３倍多。１９００年时，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３０% ，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WTO 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