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子·轻重》非管仲所著，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晋代傅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唐代孔颖达也说：“《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1]但他们都没有明确论及《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对《管子·轻重》著作年代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肇端于王国维。上世纪初，他在《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2]文中，最早提出“文景说”。此后，罗根泽又提出了“武昭说”。“文景说”和“武昭说”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提出“文景说”，主要是依据《管子·轻重》中多处出现的“玉起于禺氏”之语，以禺氏为产玉之地。王国维考证，“禺氏”即“月氏”，“月氏为匈奴所败，当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在武帝之初”。据此，王国维推断：“余疑《管子·轻重》诸篇为汉文、景间作，其时月氏已西去敦煌祁连间而西居且末于阗间，故云‘玉起于禺氏’也”。

王国维《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一文，主要是论证月氏部族离开敦煌、祁连间之后、西居大夏以前的居处地，《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只是附带论及，“略缀数语以记之”，非常简略。尽管如此，王国维第一次将《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明确定位于某一时代（文景说），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具有开创之功。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论说非常重视，不仅将《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一文录入《管子集校》，而且多次申说“文景说”：《轻重》诸篇“乃文景时同一学派之文汇”[3]；“《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据”[4]；“《管子·轻重》在《管子解》五篇之后，毫无问题是汉人假托的，时代当在汉文帝时或其稍后”[5]。另外，王国维运用内政来考证《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的方法，对后来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是罗根泽论证“武昭说”，马非百论证“王莽说”，胡家聪论证“战国说”，还是其他各家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研究与论争，无不重视对《管子·轻重》文中内证的运用。

王国维以后，对《管子·轻重》著作年代进行详细研究的是罗根泽。他著有《管子探源》，考证《管子》诸篇的著作年代，其中第八章是对《轻重》篇的著作年代的考证。罗根泽认为《管子·轻重》“并汉武昭时理财家作”，书中列举了十余条根据，其最主要者有：[6]

 1.在《海王》、《国蓄》、《山国轨》、《揆度》等篇中，多次出现“山海”、“盐铁”连用，罗根泽认为，盐铁之策是汉武帝时才出现的，《管子·轻重》诸篇，应该是当时“主张盐铁策者，以管仲通鱼盐之利以霸诸侯，遂依托以发挥盐铁均输之说也”。

2.在《乘马数》、《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轻重丁》等篇中，多处论述平准之策，有时称“准平”，有时称“准”，罗根泽认为这“除武昭时，前古未有也”。

3.在《国蓄》、《揆度》、《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等篇中，多有“商贾太盛，农民太瘠”的记述，罗根泽认为，篇中所云“社会情形经济状况，绝类武昭之世”。

4.在《山权数》中提到汤禹铸币，《盐铁论·力耕篇》也提到汤禹铸币。罗根泽认为：“汤禹铸币，并子虚乌有，而两书全同，亦征其为一家一派之学也。”

5.在《轻重》中用到“通施”、“准衡”、“盐铁”、“铸钱”、“立币”、“黄金”、“刀布”等术语，这些术语文字，亦见于《盐铁论》，“与武昭时理财者之所用相仿”，因此《轻重》所作“当在武昭时也”。

6.在《轻重》诸篇之轻重之法与《盐铁论》论轻重主旨相同，而与《史记》所载管仲之“轻重九府”不相符。轻重之策为汉代人所造，“以世人贵耳贱目，崇古卑今，而管子又适有“轻重九府”，于是以己意为说，而托之管子”。

罗根泽论证“武昭说”，分析细致，论据颇多。不过仔细推敲，其论说多有可商榷之处。有的不够准确，如上述第1、2条所说盐铁与平准之策，其实并非汉武帝时才有；有的有比附之嫌，如上述第3条就是将《轻重》篇的有些记述与《史记》、《汉书》、《盐铁论》的记载生硬加以比附；还有的出于臆测，如上述第4条《轻重》、《盐铁论》中都提到“汤禹铸币”，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引用关系，并不一定是一家一派之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罗根泽“武昭说”回避了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的记载，这使其论证大打折扣。因此，现在几乎没有人认同“武昭说”。

尽管罗根泽的“武昭说”现在鲜有人认可，但罗根泽对《管子·轻重》年代问题研究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管子探源》第八章是目前所见的对《管子·轻重》年代问题进行专门论证的最早文献。与王国维相比，罗根泽的论证更加充分，分析也更加细密，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马非百论证“王莽说”，就是在罗根泽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

罗根泽曾求学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管子探源》一书从1927年作者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即开始写作，后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完成，19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罗根泽认为《管子·轻重》著作于武昭时期，明显是受了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其说在当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也与“疑古”思潮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二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学术界关于《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的研究，主要围绕马非百提出的“王莽说”展开。

马非百认为，《轻重》篇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与《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马非百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篇新诠》，书中除对《轻重》各篇的文字进行考释，还在相关部分阐发了《轻重》作于王莽时代的观点。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撰《管子集校》，征引了《新诠》稿本的部分内容。郭沫若不同意“王莽说”，在《管子集校》中也有所批驳，但他还是鼓励马非百将其观点写成论文。这样，马非百写成了《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争论。容肇祖在《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对马非百的论说进行了激烈批驳。该文不仅代表容肇祖本人的态度，文中还包含了史树青、王维庭等人的一些意见。1979年，《管子轻重篇新诠》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前有《论管子轻重》，其上篇为《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重申王莽时代说。[7]《管子轻重篇新诠》收入《新编诸子集成》，这使马非百“王莽说”有了更广泛的影响。针对《新诠》，胡寄窗发表《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长文，连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4期、第5期，对马非百所举的主要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马非百为确立其“王莽说”，很是花费了一番力气。在收入《新诠》的《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一文中，他提出需要进攻的“四个据点”，又从包括20多个证据在内的六个方面进行“全面围攻”，而以“两个最后堡垒的突破”结束。

1.四个据点：

（1）《轻重甲》中提到“曲逆”。马非百认为，曲逆是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赐陈平的封号，此前没有过，《轻重》篇的成书“不得在汉高祖刘邦七年封陈平为曲逆侯以前”。（2）《轻重戊》提到所谓“鲁梁之谋”中的“鲁梁”，地处“泰山之阳”。马非百认为：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以前，泰山之南无梁国，《轻重》篇的成书“不得在汉文帝刘恒十二年徙淮南王为梁王以前”。（3）《轻重甲》中有所谓“水豫”之事[8]。马非百认为：这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修昆明池造楼船训练水军乃至后来平定南越之事的反映，因此《轻重》篇的成书不得在此以前。（4）《揆度》中有“封君之臣十里矣”之说，马非百认为古无此制，这些内容，是以王莽居摄三年（8年）镇压翟义、赵明及西羌等起义军后大封功臣，和始建国四年（12年）立为“附城五差”之制为背景的，《轻重》篇的成书不得此之前。

2.全面围攻：

除了四个据点外，马非百认为《轻重》篇中还有很多例证“确为汉代及王莽时代的实际历史事实者”，如高祖时的贺献制度和公葬制度，文帝时严道铜山铸钱和除田租税之事，景帝时三等币制和更名诸侯丞相为相之事，武帝时代无籍于民思想、盐铁专卖政策、边疆四裔及其特产、平牡马价等情况，宣帝时的长度制度，王莽时的居摄思想、黄虞思想、“宝黄厮赤”思想及五均赊贷制度等。马非百还列举了他认定的许多属于王莽时代的特有的名词和术语，如“金之平价万”、“通货”、“菁茅”、“月价”、“省”、“江阳之珠”和“王邑”等。通过这些他所认为的具有时代特点的例证及你名词术语，对《轻重》篇的年代进行“全面围攻”。

3.两个最后堡垒：

第一个堡垒是《史记》。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按照这一记载，司马迁度曾读过《轻重》。要论证《轻重》成书于新莽时期，这自然是一大堡垒。马非百认为，《史记》的这一记载是不可靠的，司马迁并没有读过《轻重》。马非百还通过《轻重》与《史记》之《太史公自序》、《货殖列传》、《平准书》进行比照，认为《轻重》是吸收改造了这三篇的相关内容而写成的，“《史记》是《轻重》篇写成的主要依据”。

第二个堡垒是《盐铁论》。《盐铁论》与《轻重》的文字多有雷同之处，有的地方直接称“管子曰”，学者都认为是《盐铁论》引《管子·轻重》。马非百将二书文字相同相似的十余处列为“《管子·轻重》与《盐铁论》同文一览表”进行比较，认为这些内容或者是《轻重》作者将《盐铁论》中大夫御史、贤良文学两派意见合而为一，或者是全盘接收大夫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全盘接收贤良文学方面的意见，论证《轻重》抄袭《盐铁论》。

虽然马非百为确立“王莽说”举出了很多证据，论证也非常仔细，用力很多，但其论说依然难以另人信服。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马氏认为此十六篇乃王莽时作品，证据薄弱，说难成立”。[9]

马非百否定《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读过《轻重》的记载，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他所列“《管子·轻重》与《盐铁论》同文一览表”，并不能证明一定是《轻重》抄袭《盐铁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盐铁论》引用《轻重》的内容，因为有的地方明确称“管子曰”[10]。因此，所谓“两个堡垒”，马非百实际上并没有攻破，这些在容肇祖和胡寄窗的文章中论及到了。马非百由于有了《管子·轻重》成于王莽时代的成见，因此才努力证明《轻重》在《史记》和《盐铁论》之后。容肇祖批评这种成见使他“看朱成碧”，“不自知其颠倒错乱”，[11]可谓一针见血。

马非百在“四个据点”和“全面围攻”中举出的论据，有很多也值得商榷。有些论据在的时代判断不够准确，有些则存在比附之嫌。前者如第一个据点中所举“曲逆”之证，实际上在《战国策》中就出现过曲逆的地名，并非如马非百所说“不得在汉高祖七年封陈平为曲逆侯以前”。后者如第三个据点所举“水豫”之证，不能将《轻重甲》中的记述简单比附为汉武帝修造楼船及平定南越之事，很可能是“作者盖察之北人水战之不习，必须为之豫，故设为此寓言。汉武帝则从而实践之耳”[12]。对于马非百所举论据，在容肇祖和胡寄窗的文章中多有辩驳，此不赘述。

马非百的“王莽说”不能成立，但我们必须看到，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的研究，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倾力研究《管子·轻重》数十年，对其内容烂熟于心，对《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文献及汉代的历史也非常熟悉。他注重从《轻重》内部找证据，对《轻重》篇中与其它汉代文献与汉代历史有关联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排比。虽然由于指导思想和论证方法的偏颇，马非百得出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付出的劳动，为《轻重》著作年代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提供的材料，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马非百认为《管子·轻重》成书于王莽时代，比罗根泽的“武昭说”又往后推了近百年，这无疑是受了“疑古”思潮的影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将《管子·轻重》列入战国时代，马非百批评说：“在时代问题上又从王、罗二氏已经前进了一步的地方倒退了回去，这是未免使人失望的。”[13]将《管子·轻重》著作年代判定的越晚越进步，判定早了就是退步，这正是“疑古”思想支配的结果。

三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汉代说”占优势。不管是文景说、武昭说还是王莽说，都是把《管子·轻重》著作年代定在汉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轻重》成于战国。如容肇祖就说“《管子·轻重篇》著作的时代大致是战国”，[14]胡寄窗认为《轻重》“大约到战国中期，其全部体系即已完成”，“它必为战国开始后若干轻重家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著作”。[15]容肇祖、胡寄窗认为《轻重》作于战国，但并没有具体论证。1981年，胡家聪发表《〈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16]，从正面详尽深入论证“战国说”，推动了《轻重》年代研究的深入展开。在胡家聪论证“战国说”的同时，以叶世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轻重》著作于汉代，并且与“战国说”展开过论争，而巫宝三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战国末期和秦初成书说”。近些年来，随着“走出疑古时代”思潮的影响，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战国说”。

胡家聪《〈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认为《轻重》“作于战国时的齐国”，并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考证：

1.《轻重》各篇有大量战国时代的烙印，如：（1）“王国”、“霸国”对举，“大国”、“小国”并提；（2）多次出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3）提到“牴国”、“距国”、“衢国”；（4）“天子”、“诸侯”、“吾国”并称；（5）提到“迁封”、“封君”；（6）提到战国时齐国的货币“刀币”。胡家聪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烙印，并非汉代人作伪假托。

2.《轻重》以齐国为本位，“立足齐国而论天下，处处带着齐国的特征”。如：（1）《轻重丁》所记齐国的四境，正是战国时齐国的四境；（2）《轻重》各篇所记许多地名地望，以齐国为本位叙述；（3）《山至数》提到“属大夫”，为齐国特有；（4）《乘马数》反映了齐国传统的“相地而衰征”的制度；（5）《海王》所述量制，是战国时期田齐量制。

3.《轻重》各篇多用桓、管对话体，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先生们常用的写作形式。

4.《轻重》各篇思想内容与《管子》的《经言》具有内在联系，是《经言》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属于同一思想体系。

胡文还考察了《管子·轻重》的流传情况，贾谊、司马迁、桑弘羊、刘向、班固都读过《轻重》，“足以证明从战国到汉代，《轻重》诸篇流传有序”，以此作为《轻重》作于战国的旁证。

后来，胡家聪又发表《〈国蓄〉篇的 “平籴”思想发微——兼论〈国蓄〉作于田齐时代》一文，[17]重申其“战国说”。

在胡家聪论证“战国说”的同时，有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轻重》诸篇成于汉代，如叶世昌、苏凤捷、赵守正、陈连庆、赵靖、石世奇、陈为民等。他们主要是在王国维、郭沫若“文景说”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或以为成于文景时期[18]，或以为成于景帝时期[19]，或以为陆续成于武帝以前[20]。其中以叶世昌为代表。

叶世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对《管子·轻重》深有研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将《轻重》经济思想放在《秦汉的经济思想》中进行讨论。书中说：《轻重》“是在西汉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迟在武帝时已大体形成”。[21]限于体例，书中没有展开论证，其根据见于他的一些论文中。

在《管子著作年代两议》[22]，列举《管子集校》中的证据批驳“战国说”。中，叶世昌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作品。我们可以拿先秦和西汉各种古籍来同《管子·轻重》作比较，不难看出，先秦绝没有雷同于《管子·轻重》的用字习惯和风格，而西汉则相反。”其所举根据主要有：

1.《管子·轻重》中对大商人、高利贷者有“万金之贾、千金之贾（《国蓄》、《轻重甲》）、蓄贾、大贾蓄家（《国蓄》）、大家委资家（《山国轨》）、富商蓄贾（《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等称呼。这些称呼在先秦是没有的。”

2.在战国时，所谓“兼并”是指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商人兼并的事实战国时就已存在，但人们把商人兼并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却是西汉间的事。《国蓄》是一般认为《轻重》中产生较早的一篇，其中对商人兼并有精辟的论述。这些文字不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

在《战国古籍和〈管子·轻重〉中的黄金货币》[23]一文中，叶世昌将《国语》、《墨子》、《孟子》、《商君书》、《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与《管子·轻重》有关黄金的记述进行比照，发现《管子·轻重》有关黄金的记述，其广度和深度比《国语》、《墨子》、《孟子》、《商君书》、《战国策》等先秦古籍已有了很大提高。叶世昌认为：“这不能用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不同认识来解释，而应是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反映。《管子·轻重》所论是货币经济和黄金的货币性更加发展的产物，这是将它定为西汉作品的一个理由。”

叶世昌还对“战国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胡家聪论证“战国说”，主要是依据《轻重》中有若干具有战国时代烙印的内证。叶世昌说：“研究古书的著作年代，不是要找出哪些是前人可能使用的字句，而是要力求找出前人不可能使用的字句”，“不是在字句中寻找它的上限，而是要寻找它的下限”。他认为胡家聪的“内证”，属于上限，而不是下限，“要否定西汉说，必须针对那些被认为是只有西汉人才有的字句做文章，予以彻底驳斥，证明这些字句战国人已有可能使用，才是正确的方法”。[24]

“战国说”和“西汉说”都有各自的论据，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有些论据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如主张“西汉说”者，都举王国维提出的“玉起于禺氏”的证据，但张汉东认为：月氏在西迁以前生活于河西走廊，西玉东行之门——玉门，是月氏人的中心地带，这决定了西域之玉必须经月氏而进入中原，这是产生“玉起于禺氏”之说的根本原因。“禺氏”见诸先秦文献，“月氏”见诸汉代文献，西玉东传由来已久，所以“轻重”说“禺氏之玉”而不云“月氏之玉”。因此，“玉起于禺氏”之说，由来已久，绝非在汉文景期间才产生。本此，它也就不能作为《管子·轻重》作于汉代的证据。[25]再如持战国说者，常以《轻重》诸篇所记很多是战国诸侯国事特别以记述齐国事为多，作为立论的依据，但我们也可以认为篇中所述战国之事，乃是著书者的“托古”手法，犹如古籍中常引三皇五帝一样。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巫宝三没有参与“战国说”和“汉代说”的论争，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战国末期和秦初成书说”。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成书年代问题》[26]后收入《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中，他详细列举了《韩非子》和《管子·轻重》各篇在内容、文句、词语及概念用法上的相通之处，并考察《轻重》诸篇所述商业及商人的活动，认为“《轻重》19篇（今存16篇）可能是韩非门徒所作，其成书年代约在韩非活动之时和稍后于韩非，亦即在战国末年和秦初”。巫宝三在文末特别指出，他提出“战国末期和秦初成书说”，是“作为一得之见，以供讨论”，“只是认为这个成书年代问题仍是一个没有解决而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和帛书，给我们探讨古书的著作年代和作者提供了新的依据。虽然目前出土文献中还没有发现《管子·轻重》，但有些与《轻重》有密切关系。李学勤较早注意到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他在《〈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27]一文中，将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田法》篇、《王兵》篇，与《管子·乘马》（《管子·轻重》是以《乘马》所论的国用问题为起点）和《轻重》中的《事语》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出土文献与《轻重》有着密切关系。“《〈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战国时齐人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轻重》的时代和国别”。该文还利用出土的齐国量器来考证《轻重》的年代。《轻重·海王》中有一段关于百姓食盐的记述，其中反映出的量制是：100升为1釜，1000升（10釜）为1钟。这与山东胶州灵山卫出土的田齐量器的科学实测是相符的。“管子轻重”所用的量制，不是姜齐的旧量，而是田齐的新量。如果这些确出于伪托，作伪的人应该采用与齐桓公、管仲适应的旧量，不会去用晚了一个时代的新量。“只有《轻重》的作者是战国时田齐的人，才会采用他习以为常的新量，而不知道过去存在过的旧量。”因此，李学勤认为，“把《管子轻重》定为战国末世《管子》一系学者的著作最为切当。”

李学勤对出土文献深有研究，他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赵宗正、陆启智、叶玉华、杨善群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过论证。[28]

以上我们分三个阶段回顾了百年了《管子·轻重》年代问题的研究情况。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汉代说”占据优势，而持“汉代说”（包括“文景说”、“武昭说”、“王莽说”）的学者，不管是王国维、罗根泽还是郭沫若、马非百，无不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近些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书籍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发现了疑古思潮影响下古籍辨伪所导致的一些“冤假错案”，对古书的形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学界开始“走出疑古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战国说”。

虽然现在学界倾向于“战国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管子·轻重》著作年代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因为《轻重》确实有西汉时代的特点。总结百年来《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研究的经验教训，笔者以为，今后应该摆脱“疑古”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影响，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首先，要注意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传统传世文献的相关资料，前辈学者多已经注意到了，因此应特别关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如果将来能够在出土文献中发现《轻重》，那自然可以使本课题获得解决；即使不能发现《轻重》，其它与《轻重》有密切关系的出土文献，对本课题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其次，要注意从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研究《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要注意找“内证”，注意与时代特点、社会经济背景相结合，同时还可以从学术发展、学派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如果能以此为切入点，找出《轻重》的作者，自然可以使本课题得到解决。另外，先秦秦汉时期，古书形成与传播是有规律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轻重》的形成过程。《管子·轻重》著作年代问题，是《管子》研究中诸多难题之一。本课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傅、孔之说见《管子》卷首之《管子文评》，《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89页。

[2] 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3] 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页。

[4] 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5]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6] 见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499页。

[7]本文对其1956年发表的《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一文的文字和个别例证有所修改。

[8] 篇中载：齐桓公要北伐孤竹离枝，为防备越国从后面进攻，立沼池造巨舟，赐千金奖励习水，结果大败越人。

[9] 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10] 马非百在文中把称“管子曰”的地方看作“可能引自《管子》其它佚篇”，完全是推脱之辞。

[11] 容肇祖：《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12] 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13]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14] 容肇祖：《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1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8页、367页。

[16] 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7] 《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

[18] 苏凤捷《〈管子·轻重〉成文时期辨识》一文，结合战国到西汉前期商业发展的一般情况，把贾谊、晁错二者的政治经济观点加以比较，认为“《轻重》成文于西汉文景时期”。见《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19] 赵守正在《〈管子〉断代》中，从文章内容和时代背景上考察，认为《轻重》诸篇“大体上可以说是汉景帝朝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的作品”。见《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 赵靖认为“《管子》轻重诸篇基本上成书于西汉时期，但不认为它们仅属于文、景时期或武、昭时期，而认为它们是从汉文帝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八九十年间（公元前179年至前87年）逐渐积累起来的。” 见《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第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 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22] 《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前叶世昌有《〈管子·轻重〉非战国作品》（《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

[23] 《管子学刊》，1997年第3期。

[24] 叶世昌：《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兼论国蓄作于西汉》，《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

[25] 张汉东：《〈国蓄〉作于西汉说质疑》，《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26] 《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3年第4期。

[27] 《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又收入其《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