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购得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此书 由胡宗泽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因作者是“当代欧洲 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所论又涉及与自己研究有关的战争和暴力问题,故不 敢怠慢,认真拜读。读后,我对吉登斯的理论失去大半兴趣。问题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 主要是译、校的学术功底让人怀疑:吉登斯的思想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变形”?
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是书中屡 有置过去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19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术》的作者、瑞 士人约米尼(Jomini)译成“乔米尼”(第27页);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译成“阿肖 卡”(第91页);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译成“夏 勒马涅”(第136页)。这种现像不仅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而是明显地反映出译、校者西 方历史常识方面的欠缺。更让人吃惊的还是下面这段文字: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 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第99页)
乍一看“门修斯”,又以为是国人很陌生的一位外国大师级学者。译、校者显然不 知Mencius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谓“格言”,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且出自孔 子之口,并非孟子所说。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郊社, 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礼记·曾子问》)。
《孟子》和《礼记》都只是转引了孔子的话,不应当作孟子的格言。查阅第104页 上的第35条注释,吉登斯这条材料引自《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一 书,作者是Li Chien-nung(李剑农)。到底是李剑农一开始就用错了?还是吉登斯引错了? 抑或译者译错了?不管怎样,译、校者如能认出老祖宗,问题不会这么复杂,他们在“门 修斯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国学底子的浅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堪称数典忘祖之绝唱!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北京大学”、“博士”、“北大教授”、“三联 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头衔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什么叫浮躁?什么 叫浅薄?什么叫文化断层?“门修斯”的诞生作了最好的注解。笔者虽不愿小题大作。但 却不得不涉及导致这一现像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坦率地说,“门修斯事件”是社会剧变冲击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出版界共同 酿成的一次“学术浅薄综合并发症”。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宰的新形势下,基础性知识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领域知识)在高等教育中遭到严重冲击。发展应用性学科、 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原则本身没错,传统学科和课程作必要的调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人并不知道“度”在哪里。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 到最低程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历史、中文专业变成旅游、秘书专业,从而造成目前高校 人材知识结构的严重失衡,即应用性、操作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的严重失衡。目前高校现 状正如一位年长的博士生导师所言,“大学有向技校靠拢的趋势”。虽言词有些过激,但 不失为警言。
高校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普遍浮躁的 根源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规律是从写学术论文做起,在十年、二十年撰写学术论文 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 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他们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 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二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地拼凑学术专著, 急于当各类急就章式书籍的主编、副主编,造成社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而“大胆培 养青年人才”之类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号,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 产生负面作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年青人出专著风气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艺评论界的个别年青人,当年《文汇 报》还专门作了报导,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人著述立说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 气”(大意如此)。年青人“著书立说”遂成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十几年过去 了,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学术界的负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年青人“著书立说”从根 本上就违反了学术研究规律。学术勇气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赞 扬的。没有学术积累和功底的学术勇气只能造成类似“门修斯事件”的学术灾难,只能给 后代造成不堪重负的辨别真伪和清理文字垃圾的负担。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 市场经济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是出版学术著作的根本保证,但许多出 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相当一部分编辑们虽然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 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专业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有的甚至 空白。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专业研究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专业。然而,我们面对的 事实却是:仅由编辑来判断一本专业书的学术价值。这实在是对学术的不恭和轻率。
西方理论固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不必盲从,尤其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因 语言的障碍,外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由于他们往往追求“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 以就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把握的东方文明。这时,他们往往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 这位吉登斯大师居然在书中写到:中国曾对印度尼西亚享有过名义上的行政权力(第100 页),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乾隆皇帝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也可以说是越过了英吉 利海峡。除非翻译错误,不然可就有点信口雌黄了。
如果说吉登斯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尚可原谅,那么他认为“民无二王”的格言“可 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就令人对他的欧洲历史知识也深感遗憾,至少这一 结论不能解释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帝共治制”。如果不是翻译中的问题,联系上 述错引材料和信口开河的事实,笔者感觉吉登斯至少是一个治学粗糙的大师。联系上下 文,如果翻译没出错的话,吉登斯已把帝王的文明中心意识和帝王的王权独尊意识混淆在 一起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西方学者在学术表述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将从欧洲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规 律误以为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西方战争史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古 代还是在近代,步兵集团的诞生与民主政治有着必然关系。富勒(Fuller)等权威学者甚 至斩钉截铁地认为步枪造就了步兵,步兵造就了近代民主政治,希腊步兵方阵造就了古希 腊的民主政体。然而,这仅仅是欧洲的历史,他们不知道中国先秦以前的步兵传统造就的 却是一种专制集权政治。
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和自信来解释,而这些又都离不 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恕我直言,没有以上素质且无丝毫国学功底,是没有资格奢谈 中西文化对话的。此次“门修斯事件”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耻辱。文化断层已经在中国 最著名的大学和出版社出现。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 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那时,我们将目瞪口呆 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大摆走进象牙之塔。诚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 于九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