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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琲:“窃负而逃”,孟子何寄 
作者:[郭小琲]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月22日] 2016-06-25

  《孟子·尽心上》曾记弟子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会怎么办?”词锋至今看来仍然犀利。

  这个问题始终被高度关注,朱熹也特于《孟子集注》说明:“设此问,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非以为真有此事也。”提示要点有二:一是问题本身不过是一个假设,瞽叟杀人并未构成事实;二是问题的意义深远,由此可考问圣心。

  瞽叟杀人虽是一个假设,可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瞽叟曾两次想杀了自己的儿子舜,只是舜孝而机敏没有成就父恶。《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所以,“瞽叟杀人”这个假设前提是可以成立的。

  既然假设前提成立,那孟子就需在假定条件下推断舜可能做出的抉择——孟子需用他的智慧以及道德认知探问圣心,做出符合道义符合人性也符合舜的情感逻辑的判断。否则孟子也当不得亚圣。

  杀人偿命有罪必罚是自古以来百姓最为认同的社会公平法则。孟子以为舜首先要对“杀人”的问题做出抉择——舜说:“执之而已矣。”该抓的当然要抓,该法办的必须要法办。孟子认为舜不糊涂,也不能糊涂。于是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桃应发出第二问:“那样的话,舜难道不会阻止吗?”言外之意是,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难道不会使用明的暗的各种手段阻止吗?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人伦亲情的范畴。舜是瞽叟之子,可舜也是氏族首领、天下共主。孟子以为舜必须要对天下人有所交代:“舜怎么能够阻止呢,对皋陶而言那可是职责所受。”舜做出现代法律也无可挑剔的回答。于是桃应又问了第三问:“那接下来舜又会怎么做呢?”问题直接将舜逼到死角,无可迂回,舜被置于两难之境。

  尽管我们希望文化先祖会做出最有爱的选择,但我们也希望他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然而孟子的推断还是出人意料:“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于是孟子所推断的“窃负而逃”不断受到后人质疑。在大是大非面前舜为何不能大义灭亲?当面对公与私、德与刑、道义与人情混沌纠缠冲突较量时,舜难道只能“窃负而逃”?

  孟子以为舜“窃负而逃”的理由大致有三点。

  其一,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以为舜定会“窃负而逃”。舜的时代以及孔子孟子的时代,圣人们一心要使人成为“人”,“自别于禽兽”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骄傲的使命,而“人人亲其亲”必是美好的开端。

  孔子和孟子都以为舜肇始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孝文化。有史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尽管“父顽,母嚚,弟傲”,但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尽孝悌之道,理家有爱,宽宥家人,上下称颂,舜也因此得到史上最丰厚的奖赏——尧禅帝位。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许是在赞美舜。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虽说“孝”与“仁”都属有爱,但没有了“孝”,“仁”也就没有了基础,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即“亲亲,仁也”的逻辑。然而孟子还以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独亲其亲”需要一个温暖的前提。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社会要树立榜样。舜不仅是一个可效仿的榜样,他也是一个火车头,要带领天下能人人有孝。《尚书》就记舜对臣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设立教育机构专人专职倡教五伦,中华孝文化的第一页也就此翻开,数千年来绵延不绝,遍及人伦,天地君亲师皆可一“孝”而言。致使西方哲人黑格尔慨叹:中国纯粹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则是孟子推行仁政于孝文化基因的深厚寄望。

  其二,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以为舜必须“窃负而逃”。朱熹曾分析桃应之问重点在于“舜虽爱父,而不可以私害公”,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过去的历史中不过是个理论设想,故朱熹以为“皋陶虽执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似有意开解困于两难的舜,也于皋陶、桃应各打一板。

  “刑不上大夫”,今人常诟病。即使卫鞅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道理,却也还是在秦太子犯法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特权如壁垒。但孟子以为舜身上散发着可以穿透壁垒的阳光——“天下为公”,舜没有视君权为自己碗里的一块肥肉。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当舜深陷孝义两难时,忠与义在皋陶的手中也即矛即盾。孟子以为“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虽然是命,但也以此为性。“窃负而逃”遂成为舜于情于理最好的选择,亦可解皋陶千斤重负。当然,舜于“窃负而逃”前会先行放弃帝王的权力地位,“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舜定会还天下于天下人。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则是孟子推行仁政于“清明之世”的深沉寄托。

  其三,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以为舜乐得“窃负而逃”。朱熹曾说,舜为人子,“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然非舜真不知天下之为大,而是以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才可称其为“大”。故“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孔子就点赞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不会像后世之君得天下子弑父如杨广,兄弟相残如李世民。因此,舜不会在利益与亲恩间权衡较量。相反,舜却“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

  《孟子·万章上》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为怨己不得其父爱而思慕也。舜“大孝终身慕父母”。因而舜可以放弃天下威权大利,就像丢弃一只破烂的草鞋一样轻松,然后背着父亲到海边,相守过日子,快乐之至。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此乐“人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乐可知”。舜又如何不至“乐而忘天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舜“事天与父同礼也”,自不愧于天,亦不怍于人,又何能不乐。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是孟子推行仁政于忧乐天下大情怀的深切寄寓。

  当然,“窃负而逃”毕竟只是孟子的一个推断,全不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来的真切。不过倒是见孟子之心恳挚如孔子,为的也不过是要保住人的底线。“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孟子自然不取。但远近亲疏无差别,致天伦至亲无异于路人,如此“兼爱”孟子自以为“是无父也”,皆禽兽。孟子认为“亲亲”不能缓。因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礼崩乐坏之情远盛于孔子的时代。而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于是孟子开出一单药方胜似孔子,“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在孟子看来,“亲亲”是那个时代不可跌落的底线,守住“亲亲”伦理底线,也就守住了社会道德底线,守住人的底线。在孟子的理论构想中,“亲亲”不仅退可守,“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亦能进可攻,“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孟子的逻辑中,能“亲亲”则能“不忍人”,便能“行不忍人之政”。能“行不忍人之政”,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就可改变。“亲亲”原是孟子“仁政”构想的一个理论基石,“窃负而逃”也是他“亲亲”理论的重要支点。舜和孟子的时代,都是社会流动性较弱、陌生人交往较少的时代,对于个人的修身和社会的稳定,孝悌比法律可能更重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可能更正义。

  《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当知孟子之所以推断舜“窃负而逃”,皆因“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朱熹以为此“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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