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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韩非专制的对象在官不在民

作者：[洛克]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7-31

[引言]

专制一词，在今天传播学上的现实处境，有点像男女的某部分生殖器，比如，阴茎。它们之间，几乎有着同类的敏感性。假如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或者传播习惯，使用一定的表述用语，你当然可以在某种正规的学术刊物，或主流媒体上，正儿八经地谈论。但假如你不遵循规范，不考究场合，比如小饭馆，或白云机场的VIP候机室，大声张扬阴茎（通常是它的同义俗语），这就会立即被视为一种严重的挑衅，而遭到严厉的禁忌。

专制在今天，还有一种理解和含义，即权力，一般指区域范围内的最高权力，对全体人民，或者说公民的一种状态。俗白地说，就是最高统治者（们）在一边，人民在另一边。他们之间，总是有种不舒服的紧张。

韩非的专制，跟这不同。第一，韩非的专制，没这么敏感、紧张，或者说，其敏感性、紧张度，远不及于今日。第二，韩非的专制，范围没有这么大，它仅限于官场。——显然，这第二，部分性的，正是第一的原因所在。

这里要略作解释的是，官，在此是个总称代词。它包括带有私人性质的臣，侧重职位的官，和属于具体办事人员的吏，——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期，这三者之间往往互有交叉，分界并不十分清晰。——当然也包括其它一些林林总总，不太常见，但多少都带有一点“公权”性质的名称。

《韩非子》全书55篇，95%的内容与官有关；超过三分之二的篇章，题旨即在于官。如果把韩非书中语涉官和官场的文字，全部去掉，剩下的，只有《解老》《喻老》和《说林》《储说》中关于人性的叙述，就是这些，也不能说全然与官无关。

韩非的这种官（官场）嗜好，既跟他的出身、身份有关，更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根据现有史料，中国官场第一次有据可考的“大兴土木”，应该从周公摄政算起。那是中国官场打地基和框架的阶段，在性质上属于古典原生态（完善型）时期。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兴起和渐入绝境相映照，相陪伴，相背道而驰，一个具有近代，——或直接干脆说现代也未尝不可，——性质的新型职业官僚市场，迅速膨胀，并得到快速扩张。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从权力角度看，是一个各成区域，分化不明的二元结构状态，即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弟子。”（《左传桓公二年》），在这样一种“皆有等衰”（同上）的政治架构中，突显的是天子（领主）与臣民的二元相对关系，处于中间的结构层（权力代理，或曰中介层）是无足轻重的，尚未形成具有独立意义的存在（虽然巫、史等人，具有某些特殊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和后起的官僚体系相比，则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到春秋入战国，一个以流动性、职业化为标志的中间阶层勃然兴起。以往以血缘世袭为纽带的古典官场，被以能力（聘请、任命）为主轴的新型职业官场替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打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新型官场，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初次出现的网络、超女、蓝牙和MP3；而从其重要性而言，这个新生事物，就像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体制改革，或改革本身。换言之，它是新鲜的，又是重要的。

韩非，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对这个既新鲜，又重要的事物，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回应。

这里需要再作说明的是，虽说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型官场，但这不意味，事实也不可能，原有的官场建筑，包括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像发射太空的三级火箭那样，自动脱离、消毁了。侯外庐先生在其论述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多次引述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的一句名言：死的抓住了活的，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要说中国特色，中国国情，这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特色，最大国情，即文明单位分裂、蜕变的相对极不彻底性，新旧因素严重的共生共存的混合性——中国官场，更是这一特色、这一国情的集中体现与典型代表。在《韩非子》书中，对于新型官场的剖析、立论固然是其主干，但对于旧有的以氏族遗存为核心的官场批判，同样是韩非官场思想的目标内容之一。——韩非自己，正是从这一“旧营垒”走出来的。因此，我们这里说的官场，就是包括新型职业官场和原有血缘官场的混合体，是所谓“大官场”的概念。一个杂居共存的官场。

官场，成为韩非思想的主要背景；而由此发出的呐喊式回应，成为韩非之死的第一死因。

韩非率先总结出中国官场三律。

一，官场如战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早熟的中国官场，即已发育为成熟的战场。韩非借口黄帝，杜撰出“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扬权》，注：以下《韩非子》引文，只标篇名）的论断，以此说明官场的动荡与凶险，也就成为官场暗战的真实写照。韩非在书中，不仅写到了各种官场计谋和策略，《内外储说》篇，更以大量事例说明，身处官场，随时可能遭人“黑手”，却到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集中见于《内储说下六微说三》）——韩非本人，最后也身列其中。这一点，倒确实和马基雅维里有所相似。

官场的血腥阴暗，不仅搅拌于横向同僚之间，更表现在纵向上下之间，尤其是所谓君臣之间。“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外储说右上》），“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君臣、上下之际的角力、冲突，是韩非思想，官场思想的首要之义，重中之重。在韩非的这一思想领域，君，是个弱势个（群）体。韩非借引民谚：“厉怜王”，认为：“虽‘厉怜王’，可也”（《奸劫弑臣》）——连麻疯病人（厉）都要可怜君王，情形的确如此。

这些，构成韩非眼中的官场征战图。

二，官场即商场。

韩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以直言不讳的语气，表达了君臣之间，本来就是交易，官爵利禄，本来就是商品的思想。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

计：工资，或好处。

一针见血的简明。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外储说右下说二》）

说得多明白。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三》）

没有比这更到底的话了。既然爵禄不过是个“市”的玩意，有买金的，就有卖金的，君王卖得，我卖不得？别忘了，在中国，每一个男人，更别说官场里的男人，其实都是一个个或明或暗，相对而言的君王，——区别只在于，看他这会站在什么地方，对面站着的是谁而已。

三，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

贼字古今异义，但也并非全不相干，都有祸害之意。官与贼相并，这是韩非的做法。

“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和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主道》）

虎是权臣，贼是奸臣。

既然官贼一体，参照第一，第二条官场定律，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防患于未然，严防死守，防微杜渐，以防万一，防不胜防，就是官场文化、官场游戏，题中必有之义。

防，就是官场的主旋律。

整部《韩非子》，就是中国第一本《官场攻防实用手册》。

怎么防？

为了做好防课、防事，韩非提出两条原则性建议：一，握碎所有的信任；二，念紧一个备字。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昭侯……欲发天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一曰：“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外储说右上说二》）

握碎所有的信任，首先，就是要握碎对身边人的信任，尤其是睡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那堆人。

如果说轻信是是致祸之源，那防备就是自卫之本。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也”（《爱臣》）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扬权》）

一咏三叹，用心良苦。

深知瞬间的疏忽，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基于以上认识，韩非提出了他的官场政治终极之道：专制。

专制作为一个固定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韩非子》里，前后一共五次。说来有趣，这五次专制的主语，都不是君主，而是君主的手下：文臣武将。

“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亡征》）

“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亡征》）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南面》）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南面》）

“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难一九》）

当然，这并不足以否定韩非思想的君主专制性。

韩非虽然没有将“专制”配给君王“专用”，但他给君王配备了意思相近，语气更为铿锵有力的词语：

独擅：“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主道》）

独制“独制四海之内”（《有度》）

独道：“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

独知：“明君圣主之所以独知也”（《外储说左上经一》）

独断：“申子曰：‘……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外储说右上说二》）

这些词语，最终和专制合而为一。

专制在今天的解释，繁复地说，简直罄竹难书；简单地讲，可以归结为两个词：集权和独裁。韩非对于这两方面的表述，可谓竭尽无遗。摭拾其中两句，即足以表明：“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有度》）：集权；“权势不可以借人”（《内储说下六微》）：独裁。

韩非以此两义为边界（边际），构建了他专制主义的“思想版图”。

以扇为喻：君主为“扇纽”，上两条为“扇边”，下五条为“扇骨”，看看韩非的专制主义思想，展现了一幅怎样的“扇面”内容。

1，权要抓得紧，利要看得清

有权就生“夭娥子”，有权必有鬼名堂（详见《内储说下六微》）如何遏制权力，不使其出轨、越轨？韩非认为必须是以权治权，——当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以大权治小权，以君权治臣权。所以，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君臣不同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扬权》），然后在实践中，韩非将君权简释为二柄：刑（罚）德（赏）。有了这二柄（现谓抓手），君就是君；没有了这二柄，君就成了臣；臣有了二柄，也就成了君。因此，必须“谨执其柄而固握之”（《主道》）“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七术说三》）连看都不让看一眼。一定要像攥命根子一样给攥死了。千万别撒手。

但仅仅只顾抓权也不够。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不是稳固的，能够长治久安的上层建筑，这一点，也给韩非摸着了。所以韩非提出了“利于民者，必出于君。”（《八奸》）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思想。我认为，这一理论口号，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国营经济、国营企业的奠基之论。它穿透了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的隐秘之门。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同上）

关于韩非思想中利的部分，另见后续。

2，信息掌控中的政治神秘主义

信息似乎是个经济词，其实更是个政治词；似乎是个现代词，实际古已有之。信息的作用，早已无处不在。信息，细究起来，应当正是马克思给恩格斯书信中所说，跟军事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产物，所以时至今日，说起信息，始终有股硝烟的味道。

《韩非子》中，信息更如幽灵闪烁，时时焕出神秘光影，并跟政治完成了第一次天衣无缝有规模的媾和。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说难》）

“术者，藏之于胸中，……潜御群臣者也。”（《难三八》）

如何“潜御”？

信息掌控，是君主潜御群臣，——亦即政治神秘主义的关键、要素。

这一点，韩非深受老子启发，深得老学精髓，——偷龙转凤、别出心裁地启发和学习。

韩非从《老子五十九章》“莫知其极”一语，得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解老》），并进而推导出一系列政治神秘主义话语：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大不可量，深不可测”（《主道》）

“其用人也鬼”（《八经》）

要做到这一切，信息的封锁、隐蔽、掌控，就是必然之径。

“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八经》）

《外储说右上说二》，两则相连的故事，讲到“谨廪”一词，众多释者解“廪”字，都解得模糊不到位。其实从通篇上下文来看，“谨廪”，就是既要引诱对方，又要隐藏好你的（攻击性；操纵）意图，才能将对象、客体，玩弄于掌股之上，这也正是政治神秘主义者的惯用手法，所以才会有“子加之弋，我加之国”和“齐宣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异此廪？’”之语。

同篇之中，韩非借口堂谿公与昭侯的对话，说出：“今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同样的意思，韩非在别处也多次发出警告，——当领导，做国君的，如果不懂得严密控制好负面信息，那就成了一只漏底的精美酒杯，实际已是个废物，一甩手就应该撇入垃圾桶。

蔽，是韩非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也是韩非认为要实现君主专制，就必须破除的障碍之一。蔽的字义，用今天的行话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就他不知道。——这真的很要命。——韩非着急，要保证的，正好和这相反。

此外，联想到韩非一干人，那个所谓“法家团队”，个个都认同的“告密法”，甚至韩非的名篇名作《孤愤》《说难》，以及与此有关，韩非对于纵横家的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见《说疑》《五蠹》等文），这其中，都体现出、包含着信息权的争夺与掌控。韩非与姚贾（还有相当部分的李斯）的冲突，核心即在于此。

3，没有革命的手段，就没有革命的目的

孔子讲政治（狭义的），只有4个字，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孟子更简洁，俩字：仁政（《孟子梁惠王上》）——瞧这哥俩，一听就知道，是对不负责任的男人。

韩非不同。

韩非明确于目标，更精娴于手段。深知没有手段，就达不成目的。

手段，在韩非的字典里，被称为“术”。

在把韩非思想箍定为“三叉戟”，或“三尖两刃刀”的人那里，术，占到韩非思想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有的稍多，有的稍少），基本与法、势并列（倒是有点三权分立，或三位一体的味道）

韩非对手段（方法）的重视，表面看，与申不害有关，实际更可能与荀子有关，这是韩非思想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远超孔孟，整个先秦诸子，也无人能出其右。

抽象的方法论，先摆在一边，仅《内储说上下》篇，韩非就给君王，结结实实提供了13种各式“兵器”。

以下是13种“兵器”的简略说明书。

参观：不轻信任何一人，不以一事断事，不以一事断人；多看看，多想想。

必罚：该处罚的，捕爹捉娘，天王老子也不放过（君王则暂且搁置不议）

赏誉：说好给多少，就得给多少；只要肯给，就有人干。

一听：预防合谋搞鬼，最好单独面对，个个击破。

诡使：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装模作样，也办不成大事。

挟智：明知道王二是李三的舅舅，却问李三听说过王二吗？

倒言：能当上副科长是久藏心底的宿愿，却每每告人，从来就不想当官；然后听听、看看周围有什么反应。

以上七种，专供君王使用。以下六种，一则提醒君王防备六处攻击点，同时，它又是君王反攻击对手的六种有力武器，所谓：“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内储说下六微》）

权借：权势不可借，谁借谁有难。

利异：你出钱，人办事，办的都是人家事。

似类：君王，借你的宝刀杀个人。

有反：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获利最大的那个人。

参疑：鹬蚌相争，渔翁受害。看人打架，别以为就跟你无关，小心烽火急转。

废置：树烂从根，菜烂在心；关键位置一定要摆对人。

以上兵器全为官场而设，是官场就用的着；事实上，它们一直沿用至今。

韩非的“兵器库”里，还有些别的常规和非常规性“武器”，性能各有优劣，有兴趣者可自行参观、浏览。

4，当官，你就得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现在是妈妈教小朋友的最低的做人道德训戒，但在韩非那，是具有战略高度的官场“栏闸”（韩非的用词叫：椎锻；榜檠）——亦即刑名学说；小朋友言行不一，最多让妈妈训一顿，打两下屁股，在韩非那，是死罪。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主道》）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不当则罪。”（《二柄》）

说大话，不行；说“小话”装怂（音近假借），留有余地，也不行。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而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南面》）

有过遭罚，无话可说；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这也太可怕？！太不讲理了吧？！既然如此，那我什么都不说，总行吧？——韩非说，不行！

官员，你没有沉默的权利。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南面》）

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言、默皆有责。——这人臣不好当。

在另一处，韩非再次强调：

“（非）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这样的政策之下（当然不仅是单一的这一政策），时越2000多年，其结果我们通通都看到了：该说谎的照说谎，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

5，破群散党

党在先秦，不是个生僻词。朱熹《论语集注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党”，相助匿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相包庇。朱熹的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偏，党的词义（词性？）至少在先秦时，实际是半贬义，半中性的，——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但主体倾向于贬义，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论语述而》才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而孔子也很诚恳、诚实地（是不是也有点无奈？）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党的这种偏私性，非正当性，和危险性，在韩非的著述里，凸显得倍加强烈，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与众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爱臣》）

“故内搆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奸劫弑臣》有段文字，更是将大臣、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走上层路线、搞帮派、结人脉网，公权私化，凡事入私门，以敷衍、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是给黑格尔说着了，2000多年，确实没什么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咬不放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社会知识分子的共识（参见刘泽华《先秦时期的党、党禁与君主集权》一文）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现在，好归拢一下韩非的专制在官不在民的主题了。

从上面这一大堆罗列，可以看出，韩非的专制，刀刀都围着官场，枪枪都扎向官员，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演进看。

毛泽东有一句源自马列的著名论断，叫：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这里所谓的阶级斗争，通常理解为狭义的、限定式的阶级斗争，即特定发生在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最高层）与被统治阶级（最底层）之间的斗争，亦即按斯大林所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形成的阶级对立：奴隶-奴隶主；农民-地方；工人-资本家；这种对立，长时间被灌输为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的主流的社会矛盾。

这是一种简单而强悍的历史观。现在的教科书还采不采用，一时还不太清楚。但这种观念和方法，的确曾经非常深入人心。

假如我们临时沿用一下这种理论、观念和方法，用来探寻一下先秦之前的中国社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仅凭现有史料，我们多少会有些惊讶地发现，先秦之前，准确地说在陈胜、吴广之前，中国社会矛盾的“热闹场所”，似乎并不在所谓的最高统治阶级与底层被统治阶级之间（不论中国有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奴隶社会），而在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阶级内部（氏族相攻，可视为扩大版的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整个先秦以前的中国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并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人内部矛盾”。在陈胜、吴广首义之前的三千年华夏文明史中（以阶级、国家的出现、存在为标志），除了一次“国人驱逐厉王”，再难列数出较大规模，更别说超大规模，典型反映底层被统治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矛盾的冲突。当然，没有大规模冲突的爆发，不意味着不存在矛盾，甚至是激烈、尖锐的矛盾，史籍的记载本身，或许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它至少表明，这是不应忽略的现象。而反观所谓（依cctv-4律）统治阶级内部，反观权力集团之间，如果有兴趣和时间，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列出一长串脍炙人口的典故：武王伐纣；郑伯克段；重耳流亡；赵氏孤儿；伍子胥一夜头白；卧薪尝胆。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权力之间，与权力有关。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先秦之前的中国社会，显性（主体？）的社会矛盾，不在无权力、虚权力、弱权力人群与权利集团之间，而在权力集团内部，在权力集团之间。无权、虚权、弱权阶层，还远远没有发育成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存在，他们还不具备单独革命的机会和力量，极少次数地“参加革命”，也是被权力单位裹挟其中进行的。这一点，倒跟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初登政治舞台，情景相似。

在这种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的背景下，韩非的思想，韩非的专制思想，其指针所向，在官不在民，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韩非所关注的，需要回应、解答的，是一个迫切的极其具体的现实情境中的政治问题。——君主专制的建立与稳固。——而这个问题的症结、焦点，在官不在民，在乎权力征逐之间也。

汉初刘向编著《战国策》，所撰《书录》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战国之时，君德浇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前面说过，在韩非的思想中，君主是个弱势群（个）体，——《解老》篇中有：“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之语，——这是韩非时代的实际情况，也是韩非思想，官场思想，专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从另一个角度，从专制作为一个固定词语的首次出现，即《韩非子》中的五个例句来看，也能看出，韩非笔下的专制，不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抽象政治理念，而只是一种权力形态的单纯表述，它特定地指向、发生在权力阶层，发生在权力对流之间。只有权力阶层，才有可能纳入韩非所谓的专制范畴。而对于权力而言，只能贡献一对肩膀的中国平民百姓（崔健《红旗下的蛋》指出的：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尚且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韩非的专制话语圈，就像现在的工薪阶层，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一样。那是人家的游戏。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日后爆发的秦末、唐末、明末、清末的农民起义，是天崩地裂的山呼海啸，改天换地的火山地震，那官场鏖战，就是持续不断的风霜雨电，虫吃鼠咬。风霜雨电、虫吃鼠咬，虽然不及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瞬间当量，但它持续不断、从不间断地进行，横放在一定历史时期来看，其自毁的破坏性、客观的革新性作用和效果，与爆发式的猛烈冲击，恐怕不遑多让。以前的教科书，只将所谓绝对对立阶级的冲突，看成历史的主动力，甚至唯一动力，毫无疑问是偏颇的，非常偏颇。事实上，分处两极的阶级对立与同一阶级（政治集团）内部密集的矛盾冲突，共同构成了历史动荡的原因。从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间看，它们的能量，是相当的。

何况韩非之时，他尚未有幸（？）目睹那天崩地裂的阵势。第一场的风暴，要等到他身后的第24个年头，才揭竿而起。事实上，陈胜、吴广起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权、虚权、弱权阶级，向当时最强盛、强大、强悍的统治权力集团，发起的鱼死网破的革命。

在此之前，韩非能看见的，只能是虫吃鼠咬。

韩非的专制，仅限于虫吃鼠咬。

二）从韩非本人的身世经历看。

相比于前面所说，这一点，就容易发现的多。俞志慧在《韩非子直解》的前言中说，他（韩非）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与广大的民众甚至中下层官吏声气相通。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根据现在资料看，韩非一生，基本处于所谓上层社会环境，大概没有问题。

因此，韩非对官，他熟；对民，他不熟。

《韩非子》书的涉民篇章，不仅数量上远少于君臣之作，而且精彩、犀利程度，更是大为逊色。原因即在于此。

三）从韩非专制思想的承继源流看。

思想就像婴儿，不会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韩非的君主专制，同样有源流在前。如果我们查找一下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留下的片言只语，或托名书作，就能看到他们与韩非观点，非常的相近，甚至雷同。在这些相近，甚或雷同的观点中，几乎无一例外，基本都是围绕着君臣关系展开的。前面说过，这是那个时代的热点问题，也是时代的焦点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凝聚点。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不约而同地锁定在这一目标上。

四）最后一点，从韩非对官吏（层）的认识看。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这是韩非在《外储说右下经四》里说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即官早已不成样子了，但人民依然还是好人民；然而如果民心已动荡，那你也就别指望还会有什么独善其身的官了。也就是说，有好民，不一定有好官；官烂了，人民依然秉守正义；但若民心思乱，那官早已一定烂在前头。所以韩非一针见血、旗帜鲜明地提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同上），——官吏、官僚、官场，才是一个社会稳定、健康、安危与否的关键所在，要害所在。

一语道尽。

先秦诸子，韩非是最后一人。当然，这是从学术源流来说的，因为按目前较为公认的诸子系年说，韩非死后，荀子还在人世。所有诸子之中，韩非一生行居国家最少，比荀子都少，大约跟庄子相近。不仅如此，韩非生活的活动空间，更是绝对的小：从官场到官场。终其一生，韩非可谓生于官场，死于官场。韩非以笔为“投枪”、“匕首”，在官场之中，猛扎猛打，好像天生跟官，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著文言语之间，有一股不弄死、弄倒一批誓不罢休的狠劲、邪劲。直到最后，当血在匕首与手掌之间涌出，这一次，他发现，涌出的地方，在自己的胸口。

2006年7月20日初稿

2006年7月24日改定

：该处罚的，捕爹捉娘，天王老子也不放过（君王则暂且搁置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