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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第二次启蒙运动与中华文明的自我再发现 
作者:[李学俊] 来源:[作者惠赐] 2017-10-27

 《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新书座谈会与会专家合影

编者按: 2017年10月20日,《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丛书的新书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是此丛书之一部。这是作者在田辰山《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一书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谢谢以上各位对田老师大作《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一书的精彩解读。

总结田老师大作,有五组关键词可以概括其基本思想与内容:

1、互鉴与批判;2、重新发现与新解;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全球治理;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颜渊与融合;5、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第二次启蒙。

其核心就是如何在西方文化全球强势传播的这个时代,改变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强东弱的不对等,不平等状态,借助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历史大势,实现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即中华文化全球化,即他所说的通过东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互鉴,使中华文化当仁不让的担当人类的第二次启蒙的历史重任,创造出更符合自然天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人类文明。与翟玉忠老师主张的“打破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建立道法文明的清净世界”的主张是不谋而合。

第一,互鉴与批判

田老师充分肯定了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开放与包容的特质。但是,他认为互鉴不是全盘西化,以胡适与《河殇》作者为代表的被西方奴化教育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失掉了文化自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河殇》关于文明优劣的评判标准本质是强盗逻辑。这个逻辑就是:

物质生产与消费少的文明,被别人欺负侵略的文明就是落后文明,反之,物质生产与消费多的文明,能欺负与侵略其他国家民族的文明就是先进的文明。

田老师用辜鸿铭关于文明标准是造就了什么样的人的思想,判定《河殇》宣扬赞美的所谓先进的海洋文明其实是违反自然天道的文明。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自信。

田老师提出培养300-500名真正学贯中西,遵循中华文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高政治理念,具有大学问、大智慧的人才,并使他们充实到国家的执政层与智库里面。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好主意。

第二、重新发现与新解

田老师指出,西方一多二元单线式的思维认为,万物除了和上帝联系外,彼此是被分隔的,乃非互系的关系。

安老师指出,儒家世界观认为万物是互相联系的关系,角色伦理学讲的就是人的伦理关系角色,这是对儒家理论的重大再发现。因为,他讲清楚了儒家就是在不同身份角色的伦理关系中讲人的权力与责任对等,自由与遵守规则对等的偶对互联关系。例如,“君德臣忠”这一偶对关系。君的责任是有德,所以才有权力要求臣忠;臣的权力是要求君王有德,而自己的责任是忠诚。反之,君王无德,就没有权力要求臣忠;如果臣不忠诚,就没有权力要求君王对他有德。同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妻贞,政仁民义等等都是责任与权力的呼应对等。

田老师指出,大道至简。要向全世界讲清中国故事就不能用西方文化神的语言,而必须用中国文化人的语言。一语中的地指出:“以人为主,以关系为本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此,我们看到二位老师其实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思想的一致性。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全球治理

在西方文化主导的今日世界,福山等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是完美的制度,历史到此已经终结。西方国家也频繁的在其他国家制造颜色革命,大有自由民主宪政全球化之势。

国内的许多西化学者也竞相步其后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走西方式自由民主宪政才是唯一出路。

但是,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国家自身的各种危机频频爆发,搞得自己和全球动荡不安。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模式与治理模式,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圈崩溃;恐怖主义盛行,地缘冲突与战争不断;西方缺失道德束缚的科技主义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合流,产生了许多威胁人类文明的不确定因素。高速发展生物基因技术颠覆了生命与自然人伦道德关系,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又带来人类可能沦为人工智奴役对象等隐患。

这些不遵天道的科技与资本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种种新技术在正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球治理需要彻底反思,需要寻找新出路。而田老师比较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发现了不同的民主政治结构。

西方民主宪政是三角形阶梯式的金字塔式结构,是经济强人、政治强人做主,而非真正的自由民主。其维系方式是三权分立,轮流执政方式限制与制衡政客的权力。但这样的强人做主的宪政民主与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安老师和田老师都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心场”结构,而维系“心场”结构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是“天下为公”的大道理念,执政者因遵此天道才具有合法性,否则,民众就犹如载舟之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因此,这个结构的本质是为民执政,发展到今日就是人民民主。

田老师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的结论就是: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思想理论、政治结构,制度文化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全新的思路与启示。这些卓见与阐释,论证了中华文化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比较优势,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

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与融合

田老师继承了唐君毅先生对中国哲学一多不分特点的评估,彰显了中国以人为本体,一多不分世界观、整体思维与通变的辩证法哲学优势,揭示了西方以神为本体,一多二元世界观、单线思维与形而上学的严重缺陷与现实困境。

他通过对瞿秋白,艾思奇等人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哲学通变思想对马克思辩证法哲学译介的考证梳理,论证了马克思辩证法哲学与中国《易经》,与中国文化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关系。确认瞿秋白,艾思奇等为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话语基础;而毛泽东则在思想理论的高级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并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田老师同时肯定王殿卿先生的研究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更为重要来源是中国文化。

这里,我要补充介绍一位今日未到场的一位学者:诸玄识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1990年定居英国,先在阿伯丁大学深造,长期在大英图书馆独立从事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最近出版著作《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通过海量西方原始文献资料考证,揭示西方如何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之后又忤逆中国文化,伪造了西方历史。

我们知道,马克思辩证法哲学主要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诸玄识先生的研究有力地证明,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来自中国的《易经》与《道德经》。由此看到,马克思哲学最主要的间接来源是中国。而田老师,王老师和诸玄识先生则是这一重大关系的发现者。

第五、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化

胡适否定了一大批中华经典,斩断了中华文明的血脉渊源,其思想理论的传播严重误导了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评估,也是导致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母语文化产生了严重的自卑自贱因素之一。

与之相反,辜鸿铭先生顶住当时巨大压力,向全世界正确地解释与传播中华文明,批判西方文明。他认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人。中华文明造就的中国人精深、博大、淳朴而优雅,是世界最优秀的文明。而西方虽然产生了工业革命,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造就了“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唯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所谓文明人,其实是野蛮人。所以,西方文明是一种野蛮的文明,必然导致人类真正文明的毁灭,而中华文化则可以拯救世界。

田老师认为,就学贯中西,就坚守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正确解读传播中华文明而言,百个胡适也抵不上一个辜鸿铭。

这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判断,由此判断的深入探究,田老师认为,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担当起人类第二次启蒙的重任,实现中华文化全球化传播。这是一个更为大胆而正确的判断,实际是预言了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也呼唤有责任有思想有见识的学者敢于担当。而就我所知,陈鼓应先生,安老师,田老师,张西平先生,王殿卿院长,刘家全院长,翟玉忠老师以及在座各位,没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搞成学术卡拉OK,而是已经担当起这个伟大的重任,默默地作了许多实际的传播教育工作与贡献,所以,在此,我们对各位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衷心祝贺!同时,祝贺安老师、田老师大作出版!祝贺本次跨文化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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