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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大汉朝如何陷入文景盛世的金融陷阱 
作者:[李学俊]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3-28


秦朝覆灭之后,民不聊生,天下凋敝不堪:

司马迁说,即使天子都竟然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竟然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马拉车子,大将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没有一点余粮。”[1]

无良商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而不守法令、追逐暴利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2]

面对商人趁火打劫,高祖采取了抑制商人的政策。

高祖去世后,“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3]

曹参接任萧何丞相之职后,将“无为而治,休养民生”的黄老之道作为国策:“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4]

文帝刘恒(前202—157年)与景帝刘启(前188—141年)都遵此国策,使汉初经济恢复繁荣,史称“文景盛世”。

 然而,文帝景帝的许多国策已经严重违背了黄老之道“有所不为有所为”的思想,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彻底放弃货币金融权,任由私人铸造,发行供给货币:

夏四月, 废除盗铸钱令, 允许私铸。重新铸制四铢钱。[5]

于是汉朝货币混乱不堪,被少数金融大资本操控。

贾谊(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上书说道:法律允许私人用铜锡铸造钱币。敢用铅铁掺杂而为奸巧的人,其罪罚是黥。但情况是,不掺杂弄巧就不能得利;而掺杂越精妙,得利就越丰厚。事情招来祸害,法律引起邪恶。如今令小民都能铸造货币,各自躲藏着进行铸造。禁止他们奸巧获利,即使每天判处黥罪也不能制止。近来,百姓抵罪,多的一县达百人之多,官吏所怀疑被鞭笞逃亡的人更多。制定法律来诱导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没有比这更多的!以前禁止铸造钱币,死罪积累到下面;现在公开铸钱,黥罪积累到下面。制定这样的法律,皇上将依赖什么呢?

使用钱币,各郡县不同:有的用轻钱,一百再加若干;有的用重钱,即使所称重量相同也不被接受。依法制定的钱币无立足之地,官吏想统一吧又太烦琐,而且力量不够;放任自流吧,那么流通的钱币就极其混乱。如无有效治理之法,国家金融走向何方?

现在弃农采铜的人曰益增多。他们用炉炭冶炼钱模,劣币一天天增多,五谷却不见增多。善良的人心动而走上邪路,小心谨慎的百姓陷入刑戮,这很不公平,如何能忽视呢!……奸邪的行为一次也没有被法令制止,法令反而多次崩溃。这是铜资源分散所造成的。铜散布天下(国家不能统一所有,统一开发铸币),这是所造成祸害的根源啊![6]

于是,贾谊企图说服皇上采用管仲当年的政策,将铜资源统一由国家占有,掌握金融权,用轻重术调控市场。然而:

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这时,吴王凭借自己是诸侯就在山裹铸造钱币,富比天子,后来终于成为叛逆。邓通,是大夫,因为铸钱币,财产超过君王。因此吴国、邓通的钱流行于天下。[7]

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国策使国家彻底丧失金融货币权,被私人资本掌控。他们通过铸币暴富,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叛乱,挑战汉朝国家的中央权力。

与此同时,社会很快贫富悬殊两极化。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只能卖田地、卖房屋、甚至卖子孙。贾谊与晁错(景帝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都看出这些盛世陷阱。他描述道:

农民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8]

班固记载: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翻倍的利润……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

 ……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为利益钱财,互相倾轧。他们游逛千里,头带高冠,车顶华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坐豪车,驾着骏马,脚穿丝鞋,身披缟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9]

贾谊在《论积粟疏》中发出大汉朝危险的警告:

年景不好,没有收入的时候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假设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

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啊。[10]

晁错尖锐地批评道:许多所谓惠民的法律与政策,表面上有利于农民,而实际上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

现行法律政策好像轻视商业,重视农业,可事实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如此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制建立是办不到的。[11]

国家金融货币权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不仅导致了吴王积累资本造反叛乱,汉武帝登基后,北有匈奴虎视眈眈,西有西羌进犯,内有天干、水旱、蝗灾、黄河泛滥等各种灾害频发。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积累的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到七国叛乱时候,要平叛都没有军费,不得不向金融家们借高利贷。

然而,金融家们连高利贷也不肯借贷。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军旅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12]

雄心勃勃要北驱匈奴,西御西羌,内平叛乱的汉武帝陷入文景盛世后的金融陷阱而不能自拔。

此时,大汉朝,危也!中华文明危也!

汉武帝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世界著名文明史家威尔•杜兰认为,是他实行了社会主义,才使汉朝走出困境,并因此达到了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

   

   注释:

   [1]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

   [2]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

   [3]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

   [4]《史记•曹相国世家》

   [5]夏四月, 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汉书•文帝纪》

   [6]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参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掺杂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汉书•食货志上》

   [7]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上》

   [8]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上》

   [9]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

   [10]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11]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汉书•食货志上》

   [12]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貣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汉书•货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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