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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古代奏疏中的警世之言 
作者:[周树山] 来源:[《同舟共进》2016年第3期] 2016-03-28

  古代士大夫上给皇帝的奏疏是庙堂的应用文,本不以文章词采取胜。畅论时政,指陈时弊,胪列应兴应革之事,虽引经据典,为自己的主张找根据,但决不像我们常见的官样文章,满篇官话、套话、空话、废话……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官样文章的作用在于走过场,开场锣鼓响过之后,生旦净末丑上场照本宣科,念过定场诗后跑回幕后,幕后的东西观众是看不到的。所以官话套话不止是形式主义,也不仅是制度僵化毫无活力的表现,它是一种表演,是愚弄老百姓的玩意,是现代专制主义的衍生物。古代的奏疏是写给皇帝的,它不负担向百姓宣传,统一思想的任务,所以必须要言之有物,不能有半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受书写工具的限制,臣下的奏疏也不能信口开河,长篇大论。做官的士大夫,除了起于草莽的开国臣子,多为满腹经纶的知识人。历代皇朝,当它稳定之后,都要举荐重用读书人,形成稳定的文官集团来理政治国。所以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很多奏疏不仅感到它指陈时弊痛快淋漓,而且为其文采斐然、引证广博、说理透辟、正气激扬而击节赞叹。李斯的《谏逐客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许多奏疏都是《古文观止》上的名篇。西汉一朝,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名士且不论,即便那些不为后世所重,其名并不彰显的人物,因其奏疏留于史册,我们读后,仍感到文有可采,人有可风。下面聊举数例,以证斯言。

  “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西汉的历史中,梅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高官显爵,当然没有运筹帷幄的庙堂之功,攻城略地的安邦之举,其最大的职位,不过是小小的县尉,顶多相当于如今科级公务员。去官之后,回到老家寿春,平头百姓而已。然而《汉书》上竟有他的传记,不为别的,只为他有两篇上成帝疏,所以班固堂而皇之地把他列入正史。其身已灭,其名犹存,其言犹应为后世所铭记。

  梅福上成帝疏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古人说的话,他是针对汉成帝不纳天下之言,对言者治罪加戮的恶政而提出的告诫。中国历史上,告诫统治者广开言路,不应以言治罪的言论很多,著名的有《召公谏厉王止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名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厉王一味堵塞言路,甚至用卫巫这样的耳目“使监谤者”,卫巫“以告,则杀之。”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万马齐喑,人皆钳口的局面,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能消弭谤言而安居高位,三年后,这个用特务监视言者,用刑罚来惩治言者的厉王就被推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害怕人民议政,这几乎是一个传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闭钳天下之口,到清王朝严酷的文字狱,这个传统一以贯之,到了清末民初,饭堂旅舍等公共场所还贴着“莫谈国事”的告语,盖因专制统治以民为敌,以愚民治民为能事的“治国理念”。梅福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他所提出的关于开放言论的主张或许还和现代政治 “言论自由”的观念有距离,但这确实也是中国言论自由之先声。他提出统治者必须重视“知识人”(士)的言论和见解,方可补弊政之失:“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他引用《诗经》中大雅的名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明吸引众多知识人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排斥知识人,打击知识人,视知识人如寇仇,这是颟顸凶恶的专制暴君最大的恶行。他举出两个“士”的例子,说明当知识人面对仇恨言论迫害言者的暴君时,是会跑到敌国发挥所长的。一个是古代的箕子,他是纣王的叔父,在暴君治下身心遭到迫害,性命难保,他佯狂而保命,后跑到周,写成《洪范》这样的著作;另一个是汉初名臣叔孙通,他本秦人,逃脱了秦国的暴政,归汉后,为汉朝制定了礼仪制度。这并非他们叛国背亲,实在是因为暴君治下,“不可为言也”。

  统治者欲求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广开言路,奖励那些敢于进言的人,使人才脱颖而出,“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如果这样,天下之士方能砥砺奋发,吐忠言,献良策,使国家充满旺盛的活力。反之,如残暴的秦王朝那样,钳百姓之口,张诽谤之网,无疑“倒持秦阿,授楚其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才都赶到敌国去,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可取,其中必有不正确或不经不伦的偏宕之言,“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谬,施之当世合时务,亦亡(无)几人。”既如此,当有“言者无罪”的胸怀和气度。无论言者之言多么不中听,也不可以因其言而惩罚他,“夫戴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杀了一只枭鸟,鸾凤等鸟尽皆远逝,如此,治国者怎能听到良谋忠言呢?所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如果国人都“承顺上指”按统治者的心思意愿说话,错误荒谬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国家就会很危险了。汉朝建立以来,有三次大的危机,吕后之篡、霍氏、上官氏两大权贵家族的反叛之谋都危及汉家社稷,其原因,都是不能广开言路,止逆谋于初萌所致。所以,“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此言质之今日,也是振聋发聩之言。班固不因其身份卑微,籍籍无名而弃之,将其嘉言懿行载之史册,足见史家之卓识。

  梅福上疏,没有得到皇帝的理睬,自此隐于家中,读书养性。那时没有什么信息传播的渠道,更谈不上互联网,所以他成不了网络大V,更成不了“公知”和“意见领袖”。大约他也深感苦闷吧!等到王莽专权,汉世衰微,他就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有人说他成了仙,后来还有人看见他更名改姓,在会稽的一家集市当了保安(吴市门卒)。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梅福晚年落魄,终入狂狷一流,这是帝王专制时代下层知识人的悲剧命运,如梅福者,大约还有很多吧!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

  “立言、立功、立德”,古人称之为三不朽。官职和名位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标准。我读史书,见有些人已是宰相或名列三公九卿之位,但其名字仅在别处被提及,却找不到他的传记。此无他,盖因其人平庸,没有嘉言懿行或事功建树可被后人所铭记。在高位作恶者反被列入佞幸,被史家彰其恶而榜其丑,遗臭万年。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如梁任公所言,一个人从孩提时把卷而读,至白首而不能穷竟。但只要有定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总能在其间发现瑰宝。史上先贤的智慧、思想及风姿华采数千年之后仍是滋养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今人诋毁排拒,只能见其愚。历史上的思想家、文学家且不论,仅以当时为职官者言,所行不过是尽职尽责之事,所言不过是应兴应革之务,当时之政事与今日之政事肯定风马牛,但历史在中国实在走得太慢,千年之后,古人针对时政时务所发议论,今人犹觉言在当前,事或有别理却相通,岂非太阳底下无新事,古人之言不可废乎?

  贡禹,汉元帝时人。此时的西汉王朝历经数代,离王朝新兴,制度草创之日已远,统治集团燕然怠惰,讲究奢侈享乐,渐趋腐败,贡禹上书,历数腐败奢华之弊,列举之事,直指皇室,请求皇帝减损。他首先指出远古大治时代的情形:“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无)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以上图景,或许是可能的吧。皇室内只有九名嫔妃,养八匹马,宫墙只涂灰泥,木门之类也不雕刻花饰,皇室所用器物不雕画,打猎的园囿只有方圆几十里,且与百姓共用。税赋很轻,除什一税外,没有其他的赋敛徭戍之役,如果要为国家出民工,每年每丁不超过三个工,千里之内的事皇室自己去办,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设几个官吏管事。这才是小政府,大社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颂扬之声。这样一副远古的大治图,的确令人向往,和今日的重敛豪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汉代开国及后来的几任君主的节俭去之不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锑履革,器亡(无)雕文金银之饰”。可是后来,“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贡禹奏疏中列举了几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服官”,是专门管理为皇帝及宫廷做衣服的官员,因为作坊在齐地,称“齐三服官”。从前每年不过向宫廷呈送十竹箱衣服,现在专给宫廷做衣服的人就达数千人,每年耗费巨万之费。“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专为朝廷制作金银器物的作坊在蜀地广汉,仅此一项,年耗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三工官是为宫廷服务的机关,管理宫殿庭园修缮等事务,每年支出五千万之巨,东西织室是为宫廷织造绢帛的作坊,每年也要耗费五千万。“厩马食粟将万匹。”一万匹马将吃掉多少粮食!贡禹还说,他曾经随皇帝到过太后所居的东宫,其赐臣子进食的桌案和杯盏,皆用金银文饰,而东宫奢华之费难以胜计!贡禹责问皇帝:天下之民因为大饥荒而死去者成千上万,甚至人相食,宫廷侈糜豪奢,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君主口口声声说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应该这样吗?老天难道看不见吗?

  以上列举宫廷和官家的“特供”,耗尽多少民脂民膏?所以,奢侈贪腐之风来于最高统治者,他要求皇帝以身作则,正人正己,先从自己做起。“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皇帝的车驾及日用器物,减去三分之二。宫殿园林已经修好了,不好拆除,但后宫养着那么多女人可以减少。皇帝生多少孩子自有天命,留下二十名贤德的后妃,其余女子,都打发回家。皇家陵园中值守的宫女没有孩子的,也应放归。宫廷养马不超数十匹,长安城南皇家游猎的园囿,自西南直到户县的广大土地都恢复耕地,让贫苦农民耕种。“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汉元帝是个不错的皇帝,看了贡禹的奏疏,觉得虽然言辞激烈,但还是忠于社稷之臣。于是下令减少宫廷的马匹、粮谷和御苑中饲养的狮子老虎等食肉的猛兽,把宜春下苑的土地与贫民耕种,罢免了齐三服官和供宫廷娱乐的角抵之戏。并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贡禹不是贪恋禄位之徒,不久,向皇帝辞职,要求回家终老,他在奏疏中细数自己的家境和俸禄,“臣禹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瞻,裋褐不完。”妻子吃糠咽菜,没有完整的衣服,后来到朝廷做官,由俸禄八百石到如今的二千石,身居高位,而无益于国,尸位素餐,日夜惭愧,如今年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请求归老家中。皇帝报书,赞扬他“守经据古,不阿当世”还要听他治国理政的宏论。所以要他保重身体,为国珍重。不久,拔擢他为御史大夫,名列三公。贡禹虽年老。毫无衰暮之气,在位数年,心系国事,给皇帝上书几十次,言为政之得失。

  他提出改革人头税(口钱),汉武帝横征暴敛,重赋于民。民生子三岁就要交人头税,民不堪重负,“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他提出裁减宫廷和官府大量吃官饭的冗员,“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游戏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如此多吃财政饭的闲散冗员,全由百姓税收养活,国家何堪此负!又提出皇帝近臣及侍中以上官员,不得经商私卖,与民争利。如有犯者免官削爵,永不录用做官。又提出废止汉武帝兴起的以钱赎罪和以钱买官的弊政。种种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言,至今读来,仍感新鲜警策。很多建议十分具体可行,皇帝皆酌量实行之。

  王朝是世袭的,前代君主乃后世君主的祖宗,言祖宗之恶,揭祖宗之短,向来为当朝统治者所深忌。但贡禹指陈时弊,追根溯源,毫不留情地批判汉武帝的暴政所造成的风俗败坏,遗祸久远的恶果。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诡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为居官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有钱可买官,能够在官方文书和计簿上说假话,做假帐的谗巧之徒可任显职;好勇斗狠,以暴力欺压百姓者使居大位;品德败坏,行如猪狗者,家富势足。当官能够攫得财富才算好汉,干坏事只要获得利益就是英雄。全社会以此为标准,以至于兄弟父子以此相勉励。这就是汉武一朝的社会现实!

  贡禹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即使是太平年景,国家也不安定,百姓也不幸福,原因在哪里呢?他给出的答案是,那是因为统治者“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结果。统治者有法不依,任意胡来,言出法随,人治为上,有权就有一切,乃至奢侈享乐,贪腐公行,把信仰、原则、道德、信义……这些人类尊崇的理念抛到一边。我们读到这里,不禁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社会深刻的批判和睿智的见解而叹服。现代病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有相同的病象,则可能有相同的病灶,如果恶疾隔代相传,极有可能是基因的问题。贡禹已矣,如果他所指出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痼疾我们今天尚能感同身受,我们则应反思,我们和帝王专制的社会是否有相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呢?

  曲突徙薪

  古人说理,善于取譬设喻,我们读先秦诸子之文,这种印象格外深刻。史书上这种例子也不胜枚举。大将军霍光死后,霍氏家族骄奢不法,茂陵有一个叫徐福的人预言道:“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当时的霍氏家族,正当烈火烹油,如日中天之时,徐福能有这种断言,说明他很有远见。他三次上书汉宣帝,建议皇帝抑制霍氏家族的特权,云:“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三次上书,皇帝“报闻”而已,并未引起重视(或许皇帝故意纵容,使其自蹈灭亡之路也说不定)。

  不久,霍氏家族因谋反被诛灭。一个权势煊赫的家族转瞬覆亡,正应了后人的一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霍氏覆灭之后,许多揭露其阴谋的人都得到了封赏,但官家并没有理睬徐福。于是,出来一个人为徐福鸣不平,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文不长,录如下——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

  突,烟囱。让烟道拐个弯儿,把旁边的柴草移走,免于发生火灾。这是已经看到危险的人善意的告诫。主人对劝告“嘿然不应”。结果发生了火灾。火被扑灭,主人请客,“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上书的无名氏讲这个故事是要皇帝赏赐曾断言霍氏将反,应抑乱于未萌的徐福。后来,身居闾巷的徐福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十匹绢帛,又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郎)。

  我想,开明的执政者对曲突徙薪者不应该“嘿然不应”(更不要说治其罪),如果改变“天下以言为戒”的做法,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更多的曲突徙薪者就会勇于进言,把“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恶行丑事揭露出来,不至于在祸患发生之后,浪费大量的社会成本。所以,还是那个卑微的小人物梅福说得对“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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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6-03-28 10:57:11.0)
    最近一个月来新法家文章的质量明显大幅度进跃
新法家网友(2016-03-28 10:56:42.0)
    好文章,这足见古时候的利益诉求渠道和博弈机制是十分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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