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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替代不了终极信仰——理性主义批判之五 
作者:[陆寿筠] 来源:[] 2015-08-06

四、终极信仰与意识形态之历史命运

(四)传统社会主义有违终极求衡原理之错失

为了推动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除了对其基本面的正面肯定以外,此节的重点放在对其错失方面的分析。

“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代表多种不同色彩的、甚至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标签。本文所指则是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由上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大规模地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理论。笔者的着眼点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之处,主要也是指向在中国流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笔者没有条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原著的本意进行对照)。为了区别于日后经过反思、总结历史经验后必然会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姑且将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标签为“传统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肯定,由马克思首创、经其后继者发展并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主观意图和历史作用上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相互对立的:后者推行和维护的是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剥削制度,是必然走向内外掠夺愈演愈烈、让1%的少数人骑在99%人民头上的不合理社会秩序,其后果是永无休止的大小战争、自然资源的挥霍殆尽、地球生态的巨大破坏、人类文明的存续危机,而社会主义就是为了纠正这样的不合理制度、防止这样的危机毁灭人类才应运而生。在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性大规模实践中,社会主义所展现的新气象史无前例、潜力无穷,展现出比之资本主义要合理得多的巨大优越性,曾经鼓舞着全世界广大的劳动人民,让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光辉地载入人类史册。

社会主义丰功伟绩的取得,除了有关国家和地区广大人民的努力、牺牲、奋斗、实践以外,其诸多领袖人物的理论贡献与革命实践也是功不可没。由于他们的真诚信仰、他们对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深切痛恨、他们对人类历史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代言人的独到认识,所以他们所阐发的理论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是符合人类终极理性、符合天地大道的。这里不是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分析和评价,但不妨以比较熟悉的中国情况为例,可以举出笔者心中永远的伟人毛泽东的诸多著作:

《实践论》深刻地阐述了理论与实践、也就是在形下层面上心与物的辩证互动关系,批判了将两者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特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源泉。

《矛盾论》深刻地指出了从具有普遍性、又各具特殊性的诸多矛盾中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性。显然,这一命题的成立,是以对于社会和任何事物整体的多维性、亦即多维矛盾的整体性的如实认知为前提的,因为所谓“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只有针对整体而言才有意义。因此,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理论,在学理和实践效果上应该是与多维整体动态平衡的原理相一致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地指出了在新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并明确地指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是:“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也就是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因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不一定总是对抗性的。显然,这是符合动态平衡原理这一终极理性的,既重申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不容抹煞,又不陷于终极对抗思维的泥潭。

《论十大关系》从国家经济建设多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人际经济关系、到民族关系、到党派关系、政治敌我关系、思想是非关系、到国际关系,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和正确处理的种种矛盾关系,呈现出一幅实际上是多维整体动态平衡的壮阔图景,处处闪耀着终极理性智慧的光辉,是共和国最初三十年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日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总结。

但是,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一件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崭新事业,当代的实践历史毕竟还不很长,我们不应苛求前人、不能要求他们像神明一样事无巨细都一概了然于胸而不犯错误。如果说,上个世纪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实践的世纪,那么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社会主义浴火重生、蓬勃复兴的世纪。当前,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处于深刻的总危机之中,世界人民正在快速觉醒,后资本主义新纪元的曙光在节。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继前人未竟之业,这是我们作为后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笔者粗陋地列举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有违终极理性之求衡原理的主要表现如下:

1)心物二元哲学世界观

关于其意识形态的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人天对立思维之未达到圆融统一的终极理性高度,上文已有较多分析,不再重复。

2)人类中心、物质主义之社会历史观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唯物主义,或称唯物史观。它从分析人类物质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包括政治与思想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一个重大方面,在形下层面上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但是,作为逻辑起点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即“唯物史观”之“物”,乃是将“与天斗、与地斗”、即向自然界单向索取这样一种人天对立关系,作为所有后续分析的逻辑前提。显然,这一逻辑起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对心物、人天关系的认识无法圆融之二元主义是直接相关的,都是没有超越形下经验、达不到形上一元终极理性认识高度的表现,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以偏概全的简约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

1. 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认识,只看到人的因素、而看不到“天”的因素。生产力可以创造对于人有用的价值,这没有错。但不是所有的使用价值都是由人生产出来的,而首先是由大自然所提供的。在大自然提供给人们的物质资源中,有的是可以为人们直接享用的,最明显的例子如空气、水、阳光、瓜果粮食等;有的虽然需要经过人们加工或改进才能有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被加工、被改进的资源本来就含有潜在的、可以为人们利用的使用价值,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从无到有地创造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人们所享用的一切生活资料其使用价值并不仅仅来自人们的劳动,而首先来自大自然。何况劳动生产能力本身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内在精神能力的一种表现。”对大自然“元生产力”的抹煞严重扭曲对于社会理论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以及社会改革的实践效果(拙著65-72页)。

2. 只看到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是指人支配自然的能力)发展的程度对于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而看不到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影响,看不到不同地域文明体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差别,因而对不同文明体的历史解读,表现出一刀切的教条主义武断态度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偏见,对人类整体文明史的认识则表现为单向线性历史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中国地处东亚平原、大部属于温带气候,因此自古农业发达。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养成了中国人天人合一、顺应天时、靠天吃饭、安土重迁的思维习惯,形成了中国社会谨守天道、节制人欲、自足自立、自守内敛的思想文化传统。虽然从春秋(如齐国)、经汉唐、到明清,商业之发达长期领先世界,但从没有为了商业利益而穷兵黩武、进行海盗式的对外掠夺。边境战争也都是为了抵御周边游牧部落的劫掠侵扰、保卫农耕家园。因此,中国不同于西方游牧、海商文化的对外掠夺传统,历史上没有通过对外战争、俘获大批异邦民众、将他们沦为从事物质生产的奴隶、农奴,从来没有出现过建制性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剥削压迫制度(拙著91-95页)。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历代政府的性质,尤其在道法家路线治国的大多数年代里,除了对外抗击侵扰,对内基本上是中性的,即在较大程度上是以调节、平衡多维社会关系、抑制豪强势力为主要职责的国家管理机器,而不是一以贯之的阶级专政机器。只有当儒家的自由放任路线占了上风、大地主工商豪强利益渗透进入和左右着朝廷的运作、对广大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实行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促使阶级矛盾普遍尖锐化的年代里,国家政权才明显蜕变为剥削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道法家的治国路线、国家政府的中性管理性质才得以恢复。

总之,看不到、不正视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将中国历史硬套进欧洲模式,首先就违背了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由于其线性历史观,近百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自己历史的认识受到很大的扭曲,本民族经过数千年历史证明与天地和合相容、自觉求取社会关系的平衡和谐、因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生幸福的优秀思想传统,被误认为是必须淘汰的“封建思想”、“旧文化”而被割断、抛弃,那种真正与封建农奴主、大资本、官僚资本专制一脉相承的、背离终极理性的外来思维方式趁虚而入,使得原本正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倍增曲折、名声扫地,资本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有违社会主义思想创始者和真诚实践者们的初衷。

3)终极对抗思维

终极对抗思维是以二元论的对立统一原理为根据的。关于西方对立统一思想与东方阴阳平衡理论的区别,上文已有阐明。终极对抗思维除了表现在人对于自然只有对抗索取、没有适应顺从以外,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脱离总体求衡思维的阶级斗争理论。关于“动态平衡”中的“阶级斗争”,笔者在“为什么重提无产阶级”一文中已有基本阐述,这里将结合对于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上文已有提到,阶级对抗和阶级专政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以贯之的普遍现象,但在马克思所在的、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发源的西方,及其一贯扩张政策波及的世界其它地方,阶级对立和阶级专政确是自古至今从未间断的历史现象,也是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普遍现实。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在各国的代理人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表现在他们对于全世界99%的人口的压迫、剥削、掠夺、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他们之间的相互争夺,他们所引发、培植、支持的恐怖主义,和他们引发的世界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因素。

因此,各国人民针对他们的阶级斗争是替天行道、求得世界社会关系平衡和谐的最根本的手段。在上世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欧亚大陆东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主导权曾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其性质与资本主义世界刚好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动者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大片地区曾经得以翻身、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新世界的建设事业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那是由于他们在马、列、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引下,迅速提高阶级觉悟、不愿意再做受剥削、受压迫、受专政的奴隶,站立起来向着所在各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总后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对于其中一小撮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继续顽抗分子实行专政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总体上是符合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的,客观上是与求衡思维的大方向一致的。

另一方面,缺乏终极求衡思想指导的对抗思维又使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留下一些缺陷,使其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结果。概括地说,对抗思维将事物之间的对立绝对化,实际否定了事物向着平衡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如:

1. 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绝对化,只看到资本剥削劳动的一面,看不到资本也可以来自劳动,看不到资本也可以与劳动结为一体,看不到资本对于生产的管理也有劳动的因素,看不到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域内私人资本对于国计民生、也就是对于全体劳动者也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于是,勤俭节约、有利于为发展社会生产积累和贡献资金的好传统得不到鼓励,反而受到打击;将并不雇佣劳动的小资本经营说成“资本主义尾巴”硬要“割除”、因而扩大了资本主义阵线、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拙著98-99页)总之,绝对化的对抗思维是“左”倾路线的思想基础,其危害并不亚于右倾,而且“左”右往往相互为用、推波助澜、危害尤烈。

2. “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形“左”而实右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际上受资本主义势力包围、资本主义思想从四面八方猖狂渗透,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无产阶级思想力量尚未达到优势,阶级斗争大量地表现为思想斗争,笼统地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必然留下很大的漏洞,让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大量的思想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将大批非无产阶级的人们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从而将他们赶到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那一边去。这是在现有历史条件下为资本主义复辟事业服务的最佳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这一形“左”实右策略一再为走资派反复使用、屡试不爽的原因。这显然是违背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正确地指出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一部分人民。”也就是说,不能让属于“无产阶级”的人们去压迫尚未属于“无产阶级”的人们、去“专”他们的“政”。且不说,不少事实表明,(除了一些确属思想方法“左”倾激进的人们以外)不少这样的压迫者、“专政”者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别有用心的走资派、复辟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流氓无产阶级分子。

 在实践中,还由于“人民民主专政”无论是“民主”、还是“专政”都没有通过法制形式予以制度化(下文将有从另一角度的分析),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基本上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战役式的、由上而下发动群众的运动方式,而基层事务一般都由不受党外人士监督的党员干部、甚至并无官职的一般党员作“主”说了算,由他们运动群众。在这样的情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则被解读为将一切社会矛盾都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看待和处理,包括人们对基层一级的普通党员(被看成是党的化身)提出善意的批评,都要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更容不得人们对国家大事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仅仅是口头议论。由于轻易地将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常常将斗争、专政对象扩大化,结果是压制了、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错了对象。更严重的是,以政治手段、甚至准军事手段(暴力)解决非暴力的思想问题和思想分歧,大搞暴风骤雨式的“斗私批修”、“红色恐怖”,造成大规模人身侵犯现象,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遗憾局面。就这样,通过不停顿的政治运动,“劣币驱逐良币”,一些真正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直人士受到打击,另一些别有所图者则混入党的队伍、甚至逐级爬升,严重扰乱了阶级阵线和执政党的队伍,导致最终由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始料未及啊!

 是终极对抗还是终极求衡,这样两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关于这一点,为布局方便起见,将在下一节的“‘老大哥’党国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一段中稍有陈述。

4)缺乏层次观念的铁板论集体主义

1. 没有落实“人民民主”

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所有劳动者的集体事业,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发扬集体主义的精神才能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对于“集体”和“集体主义”的理解可以是动态平衡论的,也可以是机械铁板伦的。按照动态平衡的社会观,任何群体,都至少存在两个层次,即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和组成该群体的每个个体成员。这两个层次之间也可能还有更多的层次。每个层次都可以有其各自不可替代的主体性(如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每个成员对于各级干部官员的监督作用就是其主体性的重要内容)。而且,任何个体,也都不是不可再分的“原子”,而往往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意念、意向的组合体。所有层次之间、以及各个层次上的不同部分之间在多维整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该群体能够有效运作、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是这样认识,如果只是将每个个体看作是一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被动地接受机器操纵者的摆弄,而不是将每件这样的“齿轮”或“螺丝钉”看做也是有思想、有意志的行动主体,那就是机械的铁板伦。(参见拙著444-46页)而铁板伦的集体主义理念和实践往往不利于、甚至破坏了整个群体内部关系的平衡,因而损害了群体运作的有效性,甚至改变了群体的性质和行动的方向。

在上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阵营内部,在被视为“老大哥”的大党国与其它“兄弟”党国之间、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之间、党内领导集团与广大基层党员队伍之间、领袖人物与领导集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整体,其中各层次上领导与被领导(或核心与周边)的关系、以及所有层次构成的关系链条,是该整体的一个关键之维。而此关键之维的关键一端则是被领导者、尤其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落实;而是否落实的主要检验标准之一,应是全体人民对于各级领导的监督体系是否落实、是否有效、能否保障执政党继续是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继续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具有领导核心的资格。(这里不仅涉及作为一般群体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将专门论述  而是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的著作中,不乏关于如何处理党群关系和党内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等方面的论述,但是无需多言,历史事实表明,有关的论述并没有成功地体现在事业运作的制度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革命军队内部的民主精神和体现此精神的一些做法(至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并没有在建政后继续发扬光大。反而有一些过去因战争形势的紧迫需要,而在领导关系的上下两端都不得已采用的、某些在和平时期看来是过度的行事方式(上面是高度集中的领导决策和命令,下面是对于暴烈行为比较放纵的“发动群众”方式)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两头“放纵”的战时方式不但没有加以收敛、调整,反而在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上于以继续和发展。

新政权名义上是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但实际上人民民主没有在制度上得到落实,以致一个普通百姓对执政党员提意见就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个别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的、一贯发生的现象。于是,人民对于执政者的监督基本落空,不少官员只对上级领导负责、只求上级称许、或只为保全自己官帽,而不对下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说真话实话,而是欺下瞒上。这就是为什么浮夸风、共产风、百姓遭难受苦的下情得不到上达,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制度原因。普遍的下情不能上达,又影响到上层对于党内外形势的正确估计,这又加剧了党内外的矛盾和政治混乱。总之,离开了人民群众对于官员们的广泛监督,结果是“人民民主专政”成了“官主”、官僚对于人民的专政,甚至是走资派官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专政”都落了空。究其根本原因,除了社会主义作为史无前例的事业,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领导人物都缺乏经验,再加上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威胁所造成的危机感、急迫感这些客观因素之外,在主观认识和制度建设上,对于人民群众每一个个体的主人翁地位及其主人翁作用是否得到真实发挥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落实到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保障的制度层面上。在社会哲学思想方面,其根源则是与原子论个人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即抹煞每个个体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铁板伦集体主义。

2. “老大哥”党国自我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铁板伦集体主义的另一个重大表现是在运动和阵营内部兄弟党国之间的关系上。具体地说,就是将老大党国的政治、或经济、或军事等利益冒充成整个运动和阵营的利益,强加于人,表现为大(党)国沙文主义(这已众所周知,此处不必细说),也可以表现为相反的事大主义(至于是否存在过,因为没有研究,此处不论。)总之,这种关系与奉行原子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差别。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路线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运动分裂、衰落的重大原因之一。可见,铁板伦集体主义和原子论个人主义不但社会效果相仿,而且在哲学思想上是同一个根子,即,除了伦理层面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外,还有就是思维方式上的缺乏层次意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和运动作为一股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确实存在着整体利益。在这个整体中,各个成员(党)国必须依据世界总体局势、力求做到民族利益与其它社会主义(党)国利益和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平衡,也要力求做到民族利益与其它所有国家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平衡,既要反对和防止大国主义、事大主义,也要反对和防止可能存在的以小欺大、即以“小”博取廉价同情达到欺大的目的。这就需要所有党、国无论大小,都要树立必要时牺牲自己局部利益、服从不同层次上的整体利益这样的全局观念。这样的观念不可能产生于终极对抗思维,而只有在具有终极求衡思维的团体和人士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5)缺乏层次观念的政治经济学

1. 低估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揭开了资本统治劳动的制度下,资本独吞剩余价值的真相,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剥削制度、开创劳动者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思想方法缺乏足够的层次维度,其剩余价值学说尚有不足之处,因而其应有的思想力度受到不小的限制。在关于资本独吞剩余价值的叙事中,至少涉及如下两个层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忽略:

自然界:上文已有提到,大自然不但是人类生产能力、以及其它所有能力的源泉,为人类社会生产提供了元生产力,而且也是生产原料中潜在使用价值的源泉。所以,资本独吞的剩余价值中不但包括人们劳动创造的价值,而首先是本属全人类所有的、自然界提供的生产资料中潜在的天然价值

人类共同体: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还来自隐藏在生产工具、设备、技术、和经过再加工的生产原料中的、人类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资本独吞的剩余价值中还包括了这一部分价值,尤其是大资本通过不间断的“圈知运动”盗窃、垄断和利用所谓“知识产权”独吞了这一部分也本属全人类所有的集体智慧价值。

2. 低估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的摧残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也由于思想方法缺乏足够的层次维度(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受资本殖民帝国主义暴力摧残和掠夺的整个世界、地球生态圈),而看不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生产活动。。。具有破坏性。。。浪费、破坏、抵消了元生产力(如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也浪费、破坏、抵消了人类建设性生产力及其成果(如高度剥削性、压迫性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对于生产者的身心及创造力的严重摧残、及其必然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掠夺、天灾人祸,资源和产能的错用等)”,看不到这是一股巨大的“负生产力”,应该将它以及被它所抵消的正生产力统统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总计估算之中剔除出去。而且资本势力常常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生产活动的范围,或根本不属于生产活动,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长期以来穷兵黩武、烧杀掳掠、继而政治控制、资本殖民,或发动世界大战、自相残杀,毁灭了无数生命、劫掠了无数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又摧毁了多少真正的生产力 --“正生产力”!而传统政治经济学除了给予政治、道德、思想上的谴责以外,并没有明确指出,为满足不断的暴力扩张需要所进行和激发的不间断的武器制造等生产活动所体现的生产力,根本就属于负生产力,更没有计算所有负生产力对于正生产力的抵消作用,甚至将这类负生产力也计入了正生产力,从而大大高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减弱了其生产力理论应有的思想力量。(参见笔者博文《生产力中心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伤》,“溢美隐丑:‘负生产力’被改邪归‘正’”一节,或拙著68-72页。)

6)“辩证 名义下的二元思辩:民主与集中

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在实质上是心物没有得到圆融统一的二元论、但在字面上通过“决定性作用”和“反作用”这两个不同的词语显现出一元的假象的话,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原则的描述更明显地暴露出二元思维的破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个“基础”,一个“集中”,究竟谁是决定性的,谁是被决定的?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两方面全说了,但又好比什么都没有说。显然,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应以终极理性、及其基础上的终极信仰为指导、为规范。没有终极理性指导的民主就可能是违背天道的民粹主义、或者甚至是更坏的东西,没有终极理性指导的集中就可能是专制独裁。如果两者都没有终极理性的指导和规范,那就必然是普遍的无法无天,让那些违天悖理的恶势力泛滥得逞,而且往往以种种漂亮的名义招摇过市,一个唱罢、一个登场,倒霉的总是老百姓。总之,完整的说法应是“遵道民主集中制”,“道”是统筹两方的一元中心。

总之,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总体上缺失圆融统一的终极本体信仰和终极求衡理性,在取得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同时,犯了不少重大错误。因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以跌入低潮而暂时告一段落。纵观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在全民族共同的、比较成熟的终极信仰、终极理性的光照下,虽有从未停止过的意识形态的纷争,也时有内乱外患、战争灾难,但社会的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反观近代以来,由于片面地背祖弃宗、以西人为师,信仰发生裂变,终极信仰和终极理性丧失,意识形态纷乱不堪、社会动荡长期不断;表面上一时灯红酒绿、深层问题始终没有较完美的答案。实现民族统一、国家富强的道路究竟在哪里,至今仍莫衷一是。放眼全球,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气数将尽,社会主义如何重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再出发?人类的救赎之路究竟在哪里?

 

五、人类之救赎:超越功利,回归终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

行文至此,上一节最后所提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本文的结论似乎已经渐渐明朗,那就是,在思想层面上,中国和世界的出路大致上在于:东方道释儒信仰传统、和西方宗教和世俗信仰传统中的合理成分,加上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过反思并上升为理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再加上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道法家治国思想传统,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全新的思想体系,并加以实行。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某些局部性的理论陈述和社会管理技术,经过批判性筛选也许可以借鉴过来,为社会主义所用,但作为社会哲学思想体系,除了作为反面教材以外,在总体上则乏善可陈,应该放进历史的博物馆。

关于此结论,本文从头至此已作了全面充分的铺垫,现只将有关中国思想传统和如何以其求衡思维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它一切社会理论的形下基础)这两方面再作简单的概括归纳如下。

(1)中国思想传统:形上形下一以贯之

中国思想传统从形上到形下、从终极信仰到治国理念、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了一个自洽、如实、有效的完整体系,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在这个体系的终极处,无论是以中国上古时代的“上帝”为代表,还是称其为“道”或“天道”,还是(不落“空”、“有”两边的)“空”或“太一”,或笔者用当代语言所解说的“无限潜在可能性”,都是形上形下、精神物质、主观客观圆融为一的,并不把人们眼中的世界看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一贯直面正视人(人类和个人)的存在、意识和能力的极其有限性,正视此有限性所决定的万事万物相分相别的相对性和人化世界的层次性、多维性,也就是人对世界本相认识的碎片化扭曲,因此而重视唯一可能作些许补求的办法,那就是阴阳平衡理论、求衡思维路线、和在此路线指引下的(以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法家)社会治理实践。

(2)求衡思维路线指引下的新政治经济学:全部社会理论之形下基础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为基础、再以中国传统的动态平衡思维路线加以修补,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

1. 从人天关系平衡的角度重新阐述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及整个经济理论。大自然健康的生态环境是元生产力,或称“第一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是由大自然派生出来的,属第二生产力。人天关系是第一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是第二生产关系。第二生产力和第二生产关系必须服从平衡和谐的生态环境这一元生产力的需要。

新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有关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关系的理论放在首位,可以称为“元经济学”或“第一经济学”,作为整个经济学学科的指导纲领和学科基础。要提倡、鼓励和支持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公知们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尽快拿出成绩来。不健全的、甚至是错误的现有经济理论造成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某些浮躁喧嚣的公知们,该收敛起哗众取宠、猎名逐利的行径,认真做些有助于拯救人类于浩劫的舆论、研究等正经事了。

2. 关于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功能,包括正面的和(在没有得到规范节制的情况下)潜在负面的;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关系,做出比较全面的、如实的论述。

3. 重新审视其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作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4. 在上述修正基础上,结合世界现实实际情况,重新评判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的合理性程度。

5. 总结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包括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符合动态平衡原理的论述及其实际应用情况和效果。

动态平衡的原理贯穿于人化世界的一切领域,因此求衡思维路线也应应用于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除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外,尚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道德思想文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通过集体反思和新的实践加以重新审视和修正。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的终极理性应是全部社会理论之形上基础的话,那么,以终极求衡思维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修补而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则是全部社会理论之可靠的形下基础。

总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所启示的就是这样两条:圆融的终极信仰、求衡的终极理性,这两方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相依相成、无分彼此的。因此,按照这个启示,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超越功利、回归终极”。

(二)回归终极的两大意识形态障碍

1)障碍之一:西方后现代反基础主义思潮

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两个概念,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动。基础主义,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将某种超越人类历史的、绝对的东西,如物质实在、逻各斯、理念、上帝、客观精神之类作为世界万事万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基础,另一种意思是认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如宗教文化、或理性哲学、或理性科学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2页)。无论是哪一层意思,都将某种“基础”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依据。后现代主义者否定一种基础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基础主义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其片面性。

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基础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当代西方以及受西方思想影响所及的世界其它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思想文化危机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神学、到哲学、到科学,作为“基础”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一般兴起、独霸、瓦解、失落,直至现代被拔升至无上高度的科学理性,由于其与资本主义结盟而给人类带来种种危机。人们对其信念开始动摇、跌落,而又找不到新的、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基础”来替代它,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干脆取消、否定一切“基础”,而以绝对意义上的“多元化”、“协同性”、“不确定性”、“随机性”、“诗化”的模糊性、“相对主义”(包括道德相对主义)等概念,完全取代某种最高或终极准则、取代相对的客观性、确定性、权威性,从一个极端(某种权威的话语霸权)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任何客观权威的存在),实际是宣扬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范的随意性。在这种“两末之议”之间的摇摆,本身就反映了西方思想传统缺少某种成熟的终极性的信仰和理性这样一个事实。

所以,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作为其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有悖于人类超越各种功利“理性“、回归终极理性信仰这一历史要求的。中国的历史证明了:终极信仰的多元化(如无神的道家、儒家、佛家,有神的道教、佛教、儒教)并不排斥对于终极信仰义理的探讨、争论、互相学习借鉴、求同存异、义理理解的不断深入扩展、和言语表达的不断精进完善、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协同”,并不必然导致某一信仰的垄断统治。在遭到西方入侵的近代以前,即使一些统治者本人倾向于某一信仰,中国也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宗教压迫、宗教战争(包括宗教徒与无神信仰者之间)、或以不同信仰为背景的政治动乱。中国人也从未怀疑过,在终极难言、而又表达各异的信仰话语背后,实实在在地、绝对确定地有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神圣力量在运转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修证途径对于这种力量的感認,以对此力量的信仰为动力,化作数千年一贯的遵从践行,才创造出了光耀世界的独特文明。中国传统思想的复兴和传播必然有助于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扭转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错误方向。

2)障碍之二: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将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以外的世界,统统看作是原始、落后的地区,将欧美的历史进程说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典范,将欧美文化打扮成世界人民的福音。这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主义。它是伴随着、并且服务于从欧洲扩展到北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武力扩张、侵略、霸权而形成的,是以国际垄断资本物质暴力为后盾的一种精神暴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观念或信仰。所以,欧美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为某种狭隘民族利益服务的、一般的民族沙文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而是为实现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鸣锣开道、鼓噪自辩的战略武器。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欧美中心主义所要维持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秩序,它开始于资本主义国家基层企业劳资关系的不平衡,进而促成了垄断资本的产生、聚集、扩张,从而制造着、扩大着更多的社会关系不平衡:除了对于劳动者的压迫,还有对于中小自由资本的压迫,对于别国劳动人民和民族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对于自然生态的无节制掠夺、破坏,从而造成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无处安宁的现状。与此相对照,中国传统思想不是以狭隘的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为目标,不以狭隘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是以回归天下各方关系的平衡、和谐为最高目标和终极信仰,推崇其中所包含的终极理性,即求衡思维。两者是如此地泾渭分明。因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以物质力量为后盾,以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姿态,成为压制、诋毁、攻击中国传统思想的复兴和传播的重大障碍。

(三)大道信仰者的应对之策

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者,则将以传统的方式来应对各种善意的和恶意的对手。一方面怀着高度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以文字言语重新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和所长之处,同时指出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之所短、所缺,以此与世界各地区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批评者,进行平等的、和平的交流、切磋、互鑑;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根本的方面,是在自身(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中切实继承此传统,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创造性阐发,充分反思、总结、吸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其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首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方方面面各种关系大致保持平衡的、因而是和谐的、富足的、安宁的、稳固的、因而经得起任何不怀好意的对手各种可能打击的、同时足以成为所有善意、友好国家的参照借鉴、又能为它们所信任的新型大国,切实警惕和防止自我中心主义、文化/民族/大国沙文主义,力争与世界各国和平团结、共同为构建太平世界(平天下)而努力、作出自己相应的贡献。

华夏文明的传播向来不靠武力,而是凭着其思想传统本身的道义力量。暴力只能用于自卫,以抗击违道的暴力。企图依靠暴力强加于人的任何思想、文化,绝不会属于、也决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历史一再证明,真正体现着终极道义的思想、文化、文明,或迟或早一定会化现为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抵挡或熔化一切对抗终极大道的恶势力,即使因一时失足而暂时受制于恶意的对手。正如列宁喜欢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一句话所说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

 

参考书目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

翟玉忠:《性命之学》,中国编译出版社,2014

南怀瑾:《禅宗与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陆寿筠:《人类向何处去:新世纪意识形态之较量与重组》,九州出版社,2013

约翰·希克:《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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