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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商品价值三源泉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作者:[陆寿筠] 来源:[] 2013-03-31

     

 

 九年前,20044月,笔者在亲身体验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各自的优劣,初步学习了中国传统心物一元、天人合一、人类一体的整体论世界观,又在哲学形上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多年的穿梭思考、贯通之后,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新论:价值三源泉和联合所有制论》一文,寄给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上海某高校学报编辑部。承蒙编辑先生和有关专家拨冗垂读,还写下了既给予肯定、又表示无奈的评语:该文“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文笔流畅,也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分析。”但由于所论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属于“比较敏感的理论问题”,所以“专家认为,”该文“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和更适合的刊物发表。”所幸,互联网的开创给不为主流所容的“异见”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于是,一年半以后,笔者将该文以十次连载(其中第十篇是临时起意最后添加上去的)发表在价值中国网本人专栏中。又两年以后,笔者接着写下了从“劳动价值论”到“价值三源泉论” 一文,初步阐发了“价值三源泉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突破、和创新的意义。现在此文则是结合当下世界现实、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价值三源泉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进一步阐发(小部分与以前重复)。理论是引导实践的先行官;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一个理论的意义究竟如何,决不是可以靠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推销得了的。最后的话还应让大家来说,让历史来说。

 

一、人类的出路在于生产资料的联合共有

 

价值三源泉论首先论证了所有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自三大源泉,即除了人们各别付出的劳动以外,价值首先来自“潜藏在生产初始原料中的天然潜在价值”,还来自“隐藏在生产工具、设备、技术、和经过再加工的生产原料中的、人类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依据劳动与劳动者的不可分离性(相比于资本与投资者的可分离性)、以及三大源泉价值的相互不可分离性(无法分别量化),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资本支配劳动、劳动依附资本的体制下,资本单方面霸占了生产资料中本属人类共同财富的天然潜在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价值、以及雇用劳动者参与创造的新的额外价值,从而有可能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小资本得以迅速膨胀为大资本,大资本又不断吞并中小资本,最终发展成垄断资本、垄断金融资本,从而形成能控制一地、一国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超级霸权。这就更加深刻、彻底地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私有制在根本上与全人类利益相对立、成为人类社会总危机的根源这一真相。

总之,价值三源泉论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生产资料的联合共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最佳出路。笔者设想的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则在战略上指明了人类社会向着天下大同方向演进的大致路径,并提供了向着此方向渐进式地演进的大体制度框架,为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从各国基层企业到全球的各个社会层次上、多元主体(包括不同国家和多元文明体)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普遍民主化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天下主义世界大同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想诉求,提供了科学的、扎实的、战略性的理论基础和支撑。笔者具体分析和论证了该设想的理论彻底性和实践可行性。虽然设想的逐步实现可能需要若干世纪乃至千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设想中所提议的起步之策是完全已有先例可循的可行之计,即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率先实行劳动入股、和对生产资料的劳资联合共有基础上的企业全员民主。笔者以为,上述理论和设想的现实实践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二、揭开资本和知本联合霸权真相

 

        作为价值第二大源泉的人类集体智慧,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在世界各地逐步积累、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相互交往中逐渐融合。今日之“高科技”就是在这样的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今天任何新的创造发明虽然都离不开有关个人的体脑劳动,但也离不开全人类的集体积累。这与经过人工改良的动植物仍包含着原始果谷禽畜中的天然价值是一个道理。所不同者,物质财富是可以消耗掉的,而精神财富则不会消耗掉、而是日久弥新的。因此,高科技再发达,每一个小孩仍得从1+1=2学起,必须将人类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切与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有关的、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知识学到手,继承下来,才谈得上有所发明创造。否定这一点,就是忘本,就是缺德。但在资本不受制衡地单方面支配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人心贪婪的一面就会有意无意地将这样的真相掩盖起来,从而将本属天下共有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占为一己私有。

        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性思想的深入人心,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于是就有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相关律法,这对于保护脑力劳动者的创造价值不被金钱资本所吞没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所有体脑劳动者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大资本出于分化劳动者、对其实行分而治之的需要,开始用较为优厚的待遇来笼络科技工作者、扶植顺服的工人贵族。一般来说,科技工作者与技术要求较低的其他劳动者相比,创造的价值比较大,所以获得较高报酬是合理的。但为了收买阵容不断扩大、作用快速上升的高科技劳动者,大资本就会从超高额利润中分出一小部分、给少数科技尖子以特别高的薪资福利,拉拢他们进入自己的超级巨富阵营,以此引诱其它高科技人才为大资本掠夺人类资源献出他们的心力。

        另一方面,一些获得了某种特殊科技成果的佼佼者,也会以奇货可居的姿态、将其特殊技术作为资本,即知识资本,或简称“知本”,主动联手垄断金融资本,通过将新科技迅速转化成形形色色的新产品(从用之于掠夺战争的各种武器,到不断花样翻新的时髦日用商品),获取空前高额利润,成为顶尖巨富。在这个过程中,占多数的一般科技工作者以他们辛勤的体脑劳动换来了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所得与其付出或许大致相当。但是现实证明,近年来高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并没有丝毫缩小全球各国和世界规模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包括中产阶级的分化),并没有明显逆转社会失衡和生态失衡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和灾难。相反,除了世界上小部分人享受着高科技产品带来的一些生活便利以外,大部分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却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危机感空前沉重;世界各地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峻,社会危机普遍加剧;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包括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不间断的战争、和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日见严重、频繁;人们的生存、健康、安宁普遍受到致命威胁。归根结底,世界金融大资本在科技大知本的加盟支持下,加剧和加速着对于世界各种自然资源、人类精神资源、和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和窃取,乃是最根本的原因。

    原载200435日北京新浪网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西方世界利用所谓“知识产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挤压和掠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了‘圈知运动’,他们到各国去申请专利、申请注册商标。而今的美国,大量工厂外移,已经呈现出制造业的“空壳化”趋势。知识产权贸易成为美国经济利益的关键所在。"(李欣刘磊, 以知识产权为名的中国软件何时圈地国际"

又,原载200441日北京新浪网的另一篇文章介绍说,德国生物学家瑞卡达,于2003年出版的《饥饿的公司》一书,揭露了跨国生物技术公司通过转基因作物垄断世界食品链。文中说,大公司对我们的控制有可能比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更完全,更强烈。它们在忙着将过去经历过殖民化的所有空间重新殖民化,而过去或者由于技术或者由于法律条件不具备而未能殖民化的大量新空间,也在被它们殖民化,包括我们的躯体,我们的头脑,以及人的集体和传统经验及创造力的成果(“瑞卡:为生物安全呐喊”)今天,面对着美国孟山都农业公司在世界各地不负责任地疯狂推销其转基因产品的局面,德国科学家多年前的警告已然成为可怕的现实。

还有,在今日西方以及被西风吹晕了的东方,制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普遍西化带来了所谓“富贵病”的流行,而为很多人所迷信的西医西药,对于这些病则基本上束手无策。相反,西医处方药已成为美国人致死的第一杀手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中医药及其养生传统等非主流选择之时,西方某些跨国公司又将“圈知运动”推进到医药领域,纷纷将东半球和南半球各地传统草药知识申请为自己的“专利”:他们不过是将这些草药经过伪“科学”手段的肢解(美其名曰“提纯精炼”)、拼凑(美其名曰“加强效果”),借以给他们窃取来的“知识产权”加上“合法”、而且迷人的包装,然后再将这些窜改过的药品倾销到原地和世界各国,一方面获得超高利润,一方面排挤、打击、并企图最终排挤掉(如某些洋奴“院士”所主张的“废除”)当地正宗的传统医药,以便他们一劳永逸地从人类集体智慧的宝库中汲取无穷无尽的财富。

    总之,在当代,金融大资本与科技大知本的联合霸权(“资知联霸”)是窃取、挥霍人类集体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却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揭露这个真相,但愿有朝一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丰厚资源、和人类集体的伟大创造能够真正地给全人类带来持久的福利。

 

三、整体论的广义“劳动”观

 

价值三源泉论不但揭示了价值来自三个源泉这一真相,而且对于作为价值来源之一的劳动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展性作出了修正性的阐述,这一修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1.以是否源于劳动将资本区分为“合理资本”和“不合理资本”、并将合理资本归属为劳动范畴。

“合理资本”即来自过去劳动所得的薪资,经省吃俭用有余积累而成,而投资于生产或服务于生产的商业、金融等经济活动(广义的“生产”,下同),此为“合理原始资本”;如果该资本是投资于全员民主管理、因而名符其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劳资兼于一身的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或不雇工的家庭企业,或劳资虽然分家但共同民主管理、共享利润的企业,也就是在劳资关系大致平衡、不存在单方面霸权的生产过程中发生效用的,那么相应于该资本所得之利润则为合理所得,而不是剥削。即使在社会劳动力显得富余、资本显得紧缺的情况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相当于劳动分得较高比例的利润,这种收益也是合理所得,不应看作是剥削。如将此所得再投资,则为“合理再生资本”。但如果来源合理的原始资本,是投资于雇佣劳动制生产过程而取得利润的,则一般来说(除非业主给所有雇员的报酬相当地丰厚),则该利润中既有合理所得、又有剥削所得,如果全部用来再投资,则成为合理与不合理兼有的再生资本。如果照此继续反复投资,则再投资的次数越多、合理所得和合理资本的比例就越来越小。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与政策路线有关的结论:

1)经济战线上真正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或革命,必须首先批判、抵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复辟路线和为之开路的极右思潮,在攸关国计民生大局的行业领域,全面建立全民民主监督和全员民主管理、因而名符其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和标杆、和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基础,同时提倡、鼓励和支持劳资兼于一身、没有雇佣劳动的家庭企业或合作社、或劳资虽然分家但共同管理、共享利润的中小型企业。为此,必须消除将劳资合体的经营方式一概称之为“资本主义尾巴”、要立即加以割掉的极“左”思潮消极影响。

2)不应对私人资本的社会功用一概抹煞、一概称之为剥削。资本之所以产生剥削、并且最终能够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左右国家政权,成为内外掠夺、威胁国计民生的最大不合理因素,关键问题不在资本本身,而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权力关系的不合理。合理的生产关系可以同时生产出合理资本,并令其快速积累而又始终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合理需要。即使是雇佣劳动的中小私有资本,其资本虽然有剥削的一面,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只要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引导得法,则仍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亦即合理的一面。(宏观政策调控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宏观生产关系”,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导向对于非社会主义“微观生产关系”的制衡和引导。)至于对这样的私人资本,究竟应允许其规模有多大、可存在多久、应对之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则应视社会资本与劳动力资源多寡对比和国内外经济政治情势而定,需要专门家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建筑在对资本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合理的资本政策,既可以约束资本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又可以激励人们养成勤俭节约、避免资源浪费的良好生活习惯和社会风气,抵制和消除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或为了赢得众人的“注目礼”而盲目消费、虚荣攀比的腐朽歪风,此乃为社会发展积累资金、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保障人们身心健康所必需。(为此,还必须批判和抛弃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合理需求而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扩大消费、因此无条件提倡消费、无限制“促进需求”的西方“消费主义”经济理论。活生生的现实一再证明:这种理论不但在事理逻辑上是极其荒唐的,而且其实行的结果必然是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以满足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奢侈腐朽的无尽欲望。要改变奢靡淫逸的歪风邪气,单靠教条式的教育和空泛的宣传是无力的,必须与各方面合道合理的政策律法相配合才能奏效。此是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

总之,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源头上说,劳动是第一性的,资本是第二性的。在有待建立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源自劳动的合理资本与劳动本身对于社会的贡献可以是完全相同的。而源自暴力掠夺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制度性剥削的不合理垄断资本,则必须接受全社会、全世界劳动者的剥夺和改造;来源不合理或不完全合理的中小资本也需要接受全社会的民主监督、制约和引导,从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地发挥其建设性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必须分清资本来源的是否合理,既不能机械、绝对地将劳动和资本对立起来;又不能将不合理资本与劳动平起平坐,以一个折中主义的“生产要素”概念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资本霸权掩盖起来。

2. 除了将合理资本归入广义的劳动范畴以外,笔者还将其外延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扩展到包括(与企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企业家的开创开发和管理活动,以及(与企业生产间接有关的)上述所有人员就业前后(在企业内外)的受教育学习活动、他们及其家人扶老(退休劳动力)育幼(未来劳动力)和维持现有劳动力的家务劳动、和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管理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劳动等。总之,全社会所有成员所付出的、为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所必需的所有劳动,都应被看作是参与了社会所有产品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

基于这样的劳动价值观,可以得出如下与社会经济政策有关的结论:

1)所有企业的生产和收益都离不开全社会劳动者的贡献,因此理所当然地负有以纳税的方式回报社会的义务(税收也可以同时体现将企业所得利润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中的天然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价值部分归还给社会共同体)。

2)政府有责任根据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综合平衡的客观要求(市场不可能完全自动地实现这种平衡),根据产品价值的多方来源,制订合理的税收政策(和相配套的天然资源价格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并将企业上交的税收(以及出售天然资源所得收入,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应上交的、本属于全民所有的那部分利润),即国家的财政收入,合理地用之于国家和社会的各方面需求、包括各行各业人们应得的各种劳动报酬和全民民生保障。虽然其中的民生保障部分也可以称之为“福利”,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而作出的、即权宜性的所谓“二次分配”,更不是福利主义的恩赐或慈善,而是在道义上对所有广义劳动者为社会生产得以持续所作出的贡献给与应有的回报和保障,因此是完全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包括北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稳定内部民心、巩固内外霸权而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和为之服务的慈善式福利主义经济理论。有了这样的劳动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必鹦鹉学舌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二次分配”理论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而应根据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和实施各项合理的民生保障政策和措施。

以上所述才是“劳动”这一神圣概念的全部面貌和对之应采取的相应政策路线,才与西方支离破碎的原子论世界观、社会观、制度路线划清了界线,才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整体观的、也就是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劳动价值理论和 尊重一切劳动的制度路线。

 

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原理。从劳动价值论发展、充实到价值三源泉论,不是动摇了、而是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希望一切真心盼望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人们共同来探讨、研究、讨论。相信这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及其后继者们所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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