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流派,是由于不同医家“所见病案不同、临床思路不同、体会不同”,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诊疗思想,并为后世医家推崇、继承、发展,经过师承或学术沿革而形成不同学术争鸣和流派,是中医学内部因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学术之争。较多研究认为,医学流派的形成需要有开山宗师和继承医家、独特的学术思想、代表作品三个条件。虽然目前对中医学术流派的认识,从起源、流派划分,到划分的标准,均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然纵观新的医学观点及代表医家的出现,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医家自身的主观因素,分述如下。
1 客观条件
1.1 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医学流派形成的“土壤”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时,战争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王璨《七哀》诗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啼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形象地描述了东汉末年战争、灾荒所致横尸遍地的惨烈局面。张仲景因“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故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创立了外感六经辨证和内伤脏腑辨证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伤寒学派的创始人。金元四大家的出现亦是如此,如刘完素生活于宋金对峙时期,是时灾荒严重,瘟疫流行,据记载,仅金章宗前十年间,旱灾就有六次之多。因社会动荡,天灾不断,百姓疲于奔命,情志怫郁,加之北方气候干燥,“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纵然热病渐多,而时医仍多固守《局方》,临证投以温热辛燥之剂,犹如《素问玄机原病式》所言: “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未求其本。”时已变,而方药不变,其害多矣! “用辛热之药,……而郁结不能开通者,旧病转加,热证渐起,以至于死,终无所悟。”因“内火外火俱动”,故刘氏力主寒凉,同时告诫医者“善用药者,须知寒凉之味。”以上表明,正是在战乱、瘟疫、饥荒等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诸如伤寒学派、河间学派等才得以应运而生。
1.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是新的医学流派出现的“温床”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曰: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其大的文化背景离不开宋朝思想统治局面的改变。秦汉以来“独尊儒术”的统治阶级主流思想,到宋代转向了儒、释、道三教合流而形成的以“理学”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理学对医家的深刻影响,促使着医学争鸣和新的医学流派的出现。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也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使长期禁锢汉王朝的封建文化构架发生动摇和锐变,……医学研究的百花齐放成为可能……”。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中,刘河间持道家思想,李东垣持王道思想、张从正的思想则具有浓厚的个性化色彩,而朱丹溪更是理学入医的典型代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影响的直接结果。
1.3 患者人群是医学流派形成的“基石”
临床实践中,不同医家正是根据患者群体疾病的特殊性,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诊疗思路、处方用药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李杲年轻之时,乃富甲一方,《慈禧全传》谓其“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中晚年连年战乱,金朝末年蒙古军开始南下,民众疲于奔命,颠簸流离,尤其是开兴元年的“壬辰之变”,致使“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 先是蒙古兵围困京城汴梁,百姓缺衣少食,脾胃损伤,后天亏虚,即《内外伤辨惑论》所言“大抵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 解围后因饥荒较久,饮食过饱,然脾胃运化无力,又出现“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而伤人”,“浊溜于肠胃,饮食不节而病者也”。故李杲强调脾胃乃元气之本,脾胃虚弱,元气不充,“为百病之始”,“若胃气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其临证重视补益脾胃,调达脾胃气机之升降,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升阳除湿汤,均体现了温补脾胃、升举清阳的思想,而这种学术观点和诊疗思想,与患者人群密不可分。
1.4 地域差异是医学流派形成的必要条件
地域不同,疾病特点亦不尽相同,医家学术特点自然有别。早在《素问·五常政大论》即载有“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备千金要方·序》曰: “凡用药,皆随土地之所宜。”《诊宗三昧》曰: “西北之人,惯拒风寒,素食煤火,外内坚固。所以脉多沉实,一切表里诸邪,不伤则已,伤之必重,非大汗大下,峻用重剂,不能克应。滇粤之人,恒受瘴热,惯食槟榔,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纵有风寒,只宜清解,不得轻用发散,以表药性皆上升横散,触动瘴气,发热漫无止期,不至津枯血竭不已也。”温病学派的出现,乃地域因素影响医学流派形成的最好例证。《外感温病篇》载曰: “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表明了江南乃温病的高发之地,也是温病学派形成的得天土壤。温病学派代表医家均来自于江南,如瘟疫学派代表医家吴又可乃江苏吴县人,温病四大家中的叶天士、薛生白均为江苏吴县人( 亦有人认为薛生白为江苏苏州人) ,吴鞠通为江苏淮安人,王孟英为浙江海宁人。可见,医学流派的形成及学术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2 主观因素
2.1 学术继承是医学流派形成的保障
新的医学思想的出现,既要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又须有后世医家的秉承、发挥和发展,从而保证医学流派的形成和延续。伤寒学派宗师张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继承了《内经》、《难经》等前人的医学精华。后世医家如晋代的王叔和,北宋的朱弘、成无己,明代的陶华、方有执,清代的喻嘉言柯韵伯、方念祖,民国时期的曹颖甫、祝味菊,当代的胡希恕、刘渡舟、陈亦人等,以《伤寒论》为基础,强调六经辨证治疗外感的同时,各自对外感疾病的认识均有不同发挥,促进了伤寒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其他医学流派亦是如此,如明代温补学派代表薛立斋,继承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生理上重视“人以脾胃为本”、“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病理上强调“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等,发挥了东垣“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理论观点,强调了脾胃内伤与虚证的关系; 治疗上强调以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等为基础,注重调补脾胃之气血阴阳; 以《难经》为基础,阐发了命门学说,将其重视脾胃、滋其化源的思想扩展至命门,善以六味地黄丸、肾气丸补益肾命之阴阳,治疗各种虚损,使“阳旺则阴生”,“阴旺则阳化”等,都是在继承前世医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的结果。
2.2 学术创新是医学流派形成的动力
医学流派的出现,离不开自身学派代表医家的学术创新。吴又可生活的明末清初,正是温疫流行之际,是时诸多医家多以伤寒论治,而患“指鹿为马”之谬。吴氏经过“静心穷理”,认识到温疫一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温疫四时皆有”,与伤寒六经传变截然不同,故治疗亦应各异,然时医“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故吴氏将温疫“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著成《瘟疫论》一书,成为瘟疫派之代表。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扩展,现代医学亦随之在中国扎根、蔓延,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风发云举的西方文化极大地冲击着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中医学亦不例外。在此背景下,诸如唐容川、张锡纯等思想较为敏感的中医大家,主动吸收现代医学之成果,提出“衷中参西”的中西汇通思想,成为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辛亥革命以后,针对中医的存废之争,朱沛文、恽铁樵、施今墨等一批中医大家又提出中西医学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贯通二者之长,进一步推动了汇通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
2.3 学术秉承的主观倾向性是医家自身流派归属的 “路标”
不同医家对前世医家学术思想秉承的倾向性,影响着医家的流派归属。明清时期,大兴温病、温热之风,叶天士、吴鞠通等突破传统外感六经辨证的诊疗思维,指出外感温病与伤寒之不同,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强调方药的轻、清、灵、巧,从而形成了温热学派。然该时期伤寒学派代表人物喻嘉言崇尚六经辨证,认为三焦辨证只适合于外感瘟疫,认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定法。从三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反对温热学派重三焦而废六经的辨证思想,指出“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故属妄言”。伤寒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医家祝味菊对温病学派观点的批判更为激烈,否认叶天士、吴鞠通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认为其内容缺少临床实践的基础和经典理论的支持,并缺乏作为理论的严密性,“卫气营血,不过解释叶氏所习见之四种病型而已”,“叶著之《温热论》,非是探求病源之论,实乃应付病变之作也”。可见,对前世医家学术思想秉承的倾向性是影响医家自身学术流派归属的重要因素。
3 结语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还是温病学派、温补学派、汇通学派,其形成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主观人为因素,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医家自身学术创新、继承和发展的结果。需要指出的的是,虽然不同医学流派各有自己的观点之“偏”,但所有的理论创新都宗于《内经》,若一个新的学术观点不能在《内经》中找到理论根据,该理论就很难得到信服,故《内经》乃各个医学流派的理论之源泉。同时,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原因,都是医学流派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单一因素均不能形成新的医学流派,相反,新的医学流派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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