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科学技艺
顾植山:中医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  
作者:[顾植山] 来源:[龙砂医学2014-11-06] 2014-11-16

    近代龙砂医学流派的著名医家章巨膺先生认为:“各家学派由于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条件形成,可以说地理、人事为之因素,但是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与天地相应,气候的转变自必影响于人体疾病的形态,因此王朴庄、陆九芝等从天时转变的关系,以运气学说来分析医学流派不同的理论。”“王朴庄、陆九芝等以《内经》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之学说来推论医学流派形成的缘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以进一步加以探讨。”[1]

    医学史上一个学术观点的产生,必定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当时流行的疾病的证候特点有关。试看张仲景著《伤寒论》的时代背景: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痛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伤寒论》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肆虐的疫病而作。是对当时外感流行性疾病的治疗经验总结。

    东汉末年发生的大疫,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他的《七哀诗》中也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

    张仲景的《伤寒论》既然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疫病而作,为何所论大多为感受风寒之病呢?

    我们将东汉末期的疫病流行与当时气候变化的特点作比较分析,发现这次疫病流行的高峰期——2世纪末至3世纪初,恰恰处在开始于2世纪后半期的寒冷周期。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到东汉时代,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直到三国时曹操(公元155-220年)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气候已比汉武帝时寒冷。……这种寒冷气候继续下来,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五月份)降霜,直到第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在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2]这应该是东汉后期产生大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提示该时期疫病流行的病邪性质与寒冷低温有密切关系。了解这一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体会《伤寒例》中“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的意义。

    至南北朝后期气温回暖,温热病增多,隋唐时期孙思邈的《千金方》有“青筋牵”、“赤脉扌费”、“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五大温证之论,治疗上重用石膏、大青、栀子、芒硝、生地、玄参、知母等药,开温热病清热解毒和攻下养阴的治疗法门;所制石膏竹叶汤、萎蕤汤、犀角地黄汤、紫雪丹等,也为后世治温病常用名方。

    北宋与金元时期运气不同,产生的疫病和治则也不同。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时行寒疫治法》中,载有“圣散子方”一则,并附有苏东坡序文一则。苏东坡在序文中记述圣散子方在当时应用的效果谓:

    “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女相易,状至危笃者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时疫流行,平旦辄煮一釜,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其门。……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至不可数。”[3]

    但金元以后,用圣散子方多无效,故逐渐被后人弃用。苏东坡的记载,应该不会弄虚作假,为什么后世就无效了呢?据陆懋修《世补斋医书·大司天三元甲子考》推算,北宋“仁宗天圣二年六十三甲子中元,太阴湿土、太阳寒水”,故这一时期的医家重视对寒疫和阴证阴毒的阐述。推测苏东坡遇到的“连岁大疫”是应于当时运气特点的“寒疫”,故用此香燥之方能“全活至不可数”,庞安时将此方亦列于“时行寒疫”中。至金元时,气运和疫情都有了变化,陆懋修推算金代前期属“六十五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燥火用事,再用辛香燥烈的圣散子方当然就不灵了。

    当时刘完素的解释是“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4],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就应时而生。《金史·方技传》则引了金代另一医家张元素之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张元素开创了易水学派。

    朱丹溪“值泰定元年第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这时江南有些医家仍在墨守宋代《和剂局方》的成规治疗时病,此所以朱丹溪有《局方发挥》的批判。今人不知五运六气的不同,用朱丹溪批评元代医家墨守《和剂局方》的《局方发挥》去批评北宋医家,就乱套了。

    清代余霖治疫以重用石膏著名。他在《疫疹一得》中说:“疫疹因乎气运”,“医者不按运气,固执古方,百无一效”。其治疫名方“清瘟败毒饮”的创立,与他的运气观点有直接关系。他在书中说:“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大小同病,万人一辙,……缘戊子岁少阴君火司天,大运主之,五、六月间,少阴君火,加以少阳相火,小运主之,二之气与三之气合行其令,人身中只有一岁,焉能胜烈火之亢哉?”[5]可知其清瘟败毒饮是据火年运气立的方。

    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记载:“乾隆癸丑(公元1793年)春夏间,京师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即余霖),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甚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

    章巨膺先生的观点主要依据了王朴庄、陆九芝的意见。王朴庄名丙,江苏吴县人,清·乾隆间伤寒名家,除著有伤寒论著多种外,又著《时节气候决病法》,推崇运气学说,并发挥了“大司天”理论。陆氏在所著《世补斋医书》中说:“余则更以六十年一气之大司天计之。余盖本于外曾祖王朴庄先生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

    陆氏用其“大司天”推算的结果对照金元四大家等主寒主温的不同特点:

    “刘守真著《素问玄机》,……乃绍兴甲子之四十三年,燥火用事,亦宜于凉,”

    “李东垣为易水高弟,值宋宁宗嘉泰四年,为第六十六甲子,寒湿用事,故宜于温。”“王海藏《阴证略例》纯用温药,……仍在嘉泰甲子中,”

    朱丹溪“值泰定元年第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故宜于清。”

    “至明张介宾为万历时人,专主温补,则又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湿用事时矣。”

    “此后吴又可论瘟疫,周禹载论温热暑疫,多用寒凉,均值天启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风火用事时,故在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运中遵之多效。”

    “大司天”之说,源自北宋邵雍“元会运世”理论。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在《皇极经世》中,邵雍创造了“元会运世”历史年代划分法,以三十年为一“世”,以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一元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王丙之前,明代医家对大司天理论已有论述,如汪机在《运气易览·论五天五运之气》中就引用“元会运世”来阐释时病:“一说自开辟来,五气秉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痰,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胜国时火运。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八气,南北二政,岂独止于一年一时,而烦忘世运会元之统耶?”

    王肯堂在《医学穷源集·元会运世论》中有更为深入的论述:“古无痘症也,历汉唐而盛行于中国;古无梅毒也,至本朝而濡染于南州。其他溢于经外者数条。夫世愈积而愈多,病日降而日变。古之所有,或为今之所无;今之所无,或为后之所有。即如张、王、刘、李诸家,以身所经历之证,经历之方,著书立说,传诸后世,非不确切不磨,乃至今不尽吻合者,盖同会而不同运也。”又在“三元运气论”中说:“尝考之往古,验之当今之务,而觉六十年天道一小变,人之血气与天同度。”“以上元之治,施之中、下,非尽不侔也,而所伤者多,此之谓太过;以下元之治,施之上、中,非尽无当也,而所误者众,此之谓不及。是故必先立其元,而后明其气。古人著论立方,后人动加訾议,而不知当其元何尝不善也。”这里王肯堂已明确指出:疾病的变化,各家流派和不同治则的产生,与“运”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王朴庄临床以用温药见长,而陆九芝则以擅用寒凉,反对温补著称,若不讲五运六气,就会把两人看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可是,前面谈到,陆氏是非常推崇其曾外祖父王丙的。陆氏在其《世补斋医书•六气大司天上篇》中说:“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运值湿寒,其气已转,而医循故辙,治之多乖。朴庄先生《伤寒论注》成于乾隆甲寅,以寒凉之治谓不合湿土寒水之运,公之所治无不以温散温补见长。盖公固明于大司天之六气,而自知其所值为湿寒也。”

    “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为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用事,时上元之气未至而至,故于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乱盛行,尽为热证。时医以其手足厥逆,竞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毙。余于甲子年独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而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

    这是王朴庄擅用温散温补;而到了陆九芝自己却喜用寒凉的根本原因。可见陆氏的反对温补,恰恰是继承了王朴庄的五运六气“大司天”思想。

    陆氏提出了“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的观点。这对我们正确评价历代各家学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SARS发生以后,笔者挖掘《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中医许多流派和学说的产生都与“三年化疫”理论有密切关系。例如:

    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的背景是“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6]这里讲的壬辰改元是1232年,向前推三年是1229己丑年,按“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李东垣碰到的恰应是土疫,才能有脾胃学说的创立。后世因发生的疫病不再是土疫,东垣学说转而应用于内伤病为主,故成了“内伤法东垣”之说。

    吴有性著《温疫论》的背景是“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北直指河北、南直指江苏一带)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7]。《吴江县志》记载当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1641年往前推三年是1638年戊寅,据清·马印麟《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二年戊寅,刚柔失守,天运失时,其年大旱。” [8],《素问遗篇》虽未直接讨论戊寅年,但举了戊申年之例:“又只如戊申,……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治之法可寒之泄之。”三年以后吴有性所见疫病,医家以“伤寒”法之效果多不好,而吴有性擅用大黄苦寒泄热取效,可证当时流行的正是火疫。

    杨栗山在温病学说已经盛行以后,撰写了《伤寒温疫条辨》一书。他为什么要重提伤寒?书中记载道:“乾隆九年甲子,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9]。乾隆九年(1744年)为什么突然“证多阴寒”?向前三年是1741辛酉年,按运气“丙辛化水”的原理,正好符合。

    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跟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不讲五运六气,就难以搞清各家学说的关系。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

参考文献:

1.章巨膺.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广东中医1960,[11]:534-539
2.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竺可祯文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3.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09-110
4.金·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见:河间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403
5.清·余霖.疫疹一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7
6.元·李杲.内外伤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3
7.明·吴有性.温疫论.见: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
8.清·马印麟.瘟疫发源·凡例.清雍正三年刻本:2.
9.清·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


相关文章:
·揭开数字“七”与中医学之间的神秘面纱!
·中医学术流派形成之我见
·顾植山:中医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
·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五老上书)
·沈文朋:谈谈中医学习和幼儿学中医
大六经工程 |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 |  独家网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草根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新诸子学刊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善因文化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