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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我们引入西方人文学术为什么很不成功?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4-07-13


编者按:
这是翟玉忠先生写给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系付金才老师的一封信,其中特别谈到了西学移植的问题,对于学人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本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知识本身,中国学人似乎早已失去了反思能力,他们不会想到知识也可以是反文明的、反人类的!

 

付兄好:

 

    624号的信现在才有时间静心下来回复,见谅。

 

    特别感谢您出于我个人方面的考量,建议不公开我的新作《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为何要接续中华道统》一文。但我还是决定将它尽早发布出去,因为仅凭一己之私利,就不去堂堂正正地宣传中华大道,我的心会更加不安。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为何要接续中华道统》只是想告诉世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路径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锁定了,其目前出现的问题是本质上的,不是靠从内部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必须从古老的东方引入思想资源。只有这样,人类的未来才能建立在更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个思想资源就是以黄老哲学为核心,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中华道统。

 

无疑,这篇文章会刺痛很多人,但也会使一些人觉悟——仅凭后一点,我感觉发布它就是应该的。否则,我们常说“牺牲自己,作圣贤木铎,唤醒二十一世纪迷失在现代性中的人类”,岂不成了空谈!

 

                       一、

 

    另外,对您信中所说“先生不同于我等凡夫”这类话,真让我心怀恐惧。多年一来,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做到“三不”,即不为人师,不当圣贤,不作名人。只希望自己成学人、凡人、好人,这对我来说已经极难做到了。

 

    为什么不为人师呢?简单说就是没有这个资本——道德、学问两方面都不行。为人师,一定要教人内圣之学(内业、心术),德成智出,然后方可授人以渔,教之以学问。我也修行,但比起自己看到的圣贤、师长,相差太远。处江湖之间,甚至于声色上亦常常动心——每每念及此,皆惭愧难当,感到愧对教自己心法的上师,各方面大力提携自己的圣贤,又何以为人师呢?我去大学、社会上讲课,只是为同人家交流自己的心得。向我问学者,我亦以兄弟相称,常常从人家那里学到好多东西,这里真心话。

 

    所以说我只是个凡夫,和大家没有任何区别的。若说我与很多学人的极大不同,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敢于逆潮流而动,喜读古今圣贤之书,有所心得,必记下,集腋成裘——在出版界朋友的慈悲帮助下,过去十年竟然出了近十本书。但学术上亦不少犯错误,只能孜孜以求,死而后矣!

 

    我还怕自己成名。一位近百岁的老部长曾告诉我,人间最不可要之事,就是图虚名,受实祸。不是说成名不好,有了名声,也是资本,可以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问题是我看到现代社会上所谓的名人,大多都是作为物欲和财色的楷模在表演作秀,而不是作为道德和智慧的人生榜样,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成功的标尺就是物质上的成功,是十分靠不住的,也是虚假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看看,那些大富大贵的人,多少人能得善终啊!

 

    我不想从政,不想从商,只想为学,想让圣贤之学的发扬光大。所以只作学人、凡人、好人就够了。还好,除了个别很极端的先生,朋友们大都说我是好人,这已经足够了……

                       二、

 

    下面,我想谈谈您在信中提到了两个重要学术问题。

 

    先说移植西学的问题。这里要分两个层次讨论。首先是科学技术上的引进,除了科学主义使中医这类中国本土科学范式非法化以外,从整体上讲是成功的。其成功主要原由,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科技的巨大热情之外,还有科学本身是需要实验验证的,名与实相差不会太远,否则怎么讲理论都意义不大。事实上,中国人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受惠于西方现代科技的引入。

 

    但在人文领域,我们引入西学十分不成功,导致今天可叹、可怕、可悲的新蒙昧主义。中国人文学者不仅不能为现代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信仰基础,还对中国现实缺乏基本的解释力。过去一百多年来,通过“否定——移植”的形式,即否定中国现实,移植西方理论,中国学人几乎将西方所有的主要理论都引入进来,除马克思主义外,对现实影响都十分有限,甚至有害,最后还得靠“摸着石头过河”,实事求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原因很多,个人以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重要的。

 

   一是现代西方学术名实脱节现象已经很严重,很多学科只能自说自话。比如政治学和经济学就是这样,它们几乎成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手中的“逻辑自恰玩物”,缺乏对现实解释力和现实效用。这与西方重抽象方法、重二元对立、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关,尽管西方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们在“庐山之中”,若你有时间读读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再参之与中国学术,就会将西方学术的本质弱点看清楚。

 

    二是西方人在向他人宣传自己的文化时,出于地缘战略考量,除了吸引留学生以培养亲善自己的后备力量,其传播的知识本身也常常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常常编造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并精心向外推销,以此来迷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从政治学到经济学都是这样。但中国学者在引入西方学术时,往往囫囵吞枣,能标新立异就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知名学者前些年对我报怨,八十年代研究什么都能成名,只要是西方过来的就行;现在不行了,市场行情变了,没有人知道他是研究罗尔斯的专家了——我听完他的诉说,一时哑口无言——难道中国人文学者一点主体性、独立性、创新性都没有了,难道说这种话不辱斯文吗!

 

    三是中国学人在引入西学时,是采取上面说的“否定——移植”的形式,不仅要否定过去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还要否定过去一百五十年,过去六十年、甚至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现实经验,这就导致中国学人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只能与国际接轨,而不能同中国现实接轨。表面上这种论述实现了与现代的对话,实际上却是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因为移植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现实环境相似,理论的引入才有意义,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常常与西方迥异。告诉你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多年前,一位研究私有化的知名学者骄傲告诉我,他应邀去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讲学(记得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学生、教授们听完他的讲演后,大惑不解,说你讲的怎么和我们说的一样——我现在还认为那是美国人在笑他鹦鹉学舌,可这位知名学者却认为自己的学识达到了国际理论水平!

 

                 三、

 

    为什么我们的先贤引入佛教特别成功,甚至将世界佛教的中心都移到了中国?从学理上讲,除了佛教似近代科学,要真修实证之外。还与引入组织形式上采用译场形式有关,这种集体主义的学术组织形式尽管不同于西方私人学术传统,却是极度严谨的,也是极为成功。想一想,上千人,至少几十人在一起翻译一本书,细致分工,反复精细推敲,持续近千年的佛经翻译,这种学术活动,是对人类精神文化怎样的敬意和投入啊——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西方以外的学术范式和学术组织形式吗!

 

    我也翻译过书,知道译书比写书还不容易,也看到很多“西方名著”译得那么差,真是让人伤心。一些人出于赚钱、出名乱译,真是造孽,难道他自己的子孙不会再读书了吗?!有一位商界朋友曾发心要如译场一样重新翻译外国经典,我敬佩他,但这做起来实际上很难,需要国家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要持续上百年的努力才行。现代人那么短视,那么轻躁,谁搞一种到死都不能完成的事业呢?我就是希望,大家做学问,也要有一颗有道德的心,就是老百姓说的“良心”!

 

我同意您对《中庸》首章“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句的理解?昨天我还专门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中庸集说》吕大临的解说部分,在那么多注疏中,他解得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你说东汉后内圣之学(内业)失传是有道理的,但韩愈他们的初衷也是要恢复道学,接续道统的,就是时运不济,只能阴取佛道,这很成问题。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解释这句话时会有很大偏颇,也是受“以佛释儒”的影响。“以佛释儒”有优点,特别是对道体的证悟上,但对于儒家自己的修行路线,却模糊掉了,这有极大的问题,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

 

    您说“隐微就是中”,这太好了,抓住了关键,是对《中庸》解释革命性贡献。我想专门写一篇小文论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本义,要“窃取”你很多观点,干脆你亲自写,我再补充如何?关键就是要将“鬼神之为德”那段作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说”。我发现,吕大临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没有明确指出。标题就叫《〈中庸〉首章“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本义考》如何?

 

    至于您建议说写“一个《新三字经》的注释和讲义”,看机缘吧,我现在还腾不出这个时间来。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同您的交流让我受益非浅!

 

     祝好!

 

         玉忠

 

            2014/6/26

 

付金才先生信件原文:

 

翟先生:您好

 

    邮件收到,感谢您对《通俗解》的认可,更感谢您的信任,把刚完成的大作发给我。

 

    您所提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这句话。我又阅读了《中庸集说》的相关部分。此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窃以为蓝田吕氏最佳。《中庸集说》(漓江出版社)第23页引蓝田吕氏曰“隐微之间,不可求之于耳目,不可道之于言语,然有所谓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应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则庶乎见之,故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然所以慎独者,苟不见此,则何戒慎恐惧之有哉?此诚不可掩也。”此书第141页引蓝田吕氏曰:“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顺父母。”所以我对这句话的诠释确有不合适的地方。“大”是形容词,君子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孝,孝最重要的是顺亲。我没有将见和显理解为形容词,而是将其作为动词。若理解为形容词,大意便是所有最易见最易闻的都源于隐和微,所以君子要慎独,慎独就可以见到隐和微。隐微就是中,让中升华变成现实就是见和显。我的解释可能是受禅修过程中每个次第都要十分清晰之特点的影响,还有就是我的自以为是。不过我还是觉得将隐和微解释为别人见不到的是个人私密时空是不合适的,道学气太浓厚。儒家内业之学,东汉之后失传,郑玄等大儒应该没有心性修炼的训练,只能从说教的层次去理解隐微和慎独。

 

    近代学术的引进,从根上毁了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如果沿着近代大师们设计的道路走下去,亡国亡天下。如果中华文明复兴,蔡元培、胡适极有可能会遭到文化审判,被判定为文化二鬼子、文化带路党。看一看《高僧传》域内外的高僧在引进佛教时,花费了多大的功夫,态度做法多么严谨。同样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同样是中国的精英,古今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您的大作提到韩愈,韩愈的《原道》一文影响虽大,《原道》文章开始还没啥,到后面杀气越来越重,君不为君,臣不为臣,都无所谓。到了老百姓不交税,韩愈就说要诛之。所以极为厌恶韩愈,赤裸裸的典型的御用文人。豪宅的看家犬都有狗证,好多人没有狗证,自报奋勇当看家犬。或许韩愈便是之一。

 

      我赞同先生的观点,尤其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在大学时候,因为上世界史的课,老师提到卜伽丘的书,便买了《十日谈》,本以为此书至少应该像《伊索寓言》一样会有不少极为智慧的故事,结果尽是中国北方老百姓所讲的高粱地里面发生的故事,有个学中文的同学想看这本书,边顺水推舟,将祸水送人了。又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为什么都是裸体,男性倒也罢了,女性哪怕是天使、女神也要裸体。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地中海的银行家们、土豪们的审美水平仅此而已,如同现在的土豪只会找女明星。二是先生所说,为鼓励纵欲,解放阴暗心理,为银行家、土豪们扩大市场需求。

 

    您提到有的朋友希望先生的大作晚些公开,朋友们的建议您应该考虑一下。先生的观点正确且鲜明,提出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类前途的危害,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警觉。朋友们的担心是对先生的保护,也是处于对弘扬新法家思想事业的负责。先生不同于我等凡夫,无人注意,技术和消费目前正是政府鼓励的。我也建议先生谨慎。我的建议纯属臆测,不妥之处,望先生见谅。

 

     再有,先生《道法中国》附录中的《新三字经》极佳,是否可以做一个《新三字经》的注释和讲义,结合民间和中小学的读经活动,将其作为读诵材料。新法家思想之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千秋大业,先生及我等凡夫仅仅铺路石,若儿童自幼便通过《新三字经》,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将黄老之学作为思维判断的基础,先生功德无量。

 

祝好

 

                               石家庄学院 付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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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08-02 22:42:22.0)
    遁世无闷 释义 指逃避世俗而心无烦忧。 出处 《易•乾》:“不成乎名,遁世无闷。”孔颖达疏:“谓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 示例★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下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任他功夫有进有退,久久自然有得力处。 道德公益网>>佳文赏析860唯无为可以定是非 东方阳熹老师批注:   老子、庄子所说的无为之道,是不落两边的中道,它是人们回归本性后所达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境界。换句话说,真正的无为之道是不落于语言文字的,是无法通过有为的方式达到的。人们唯有回归自性,才能够真正体验和实现无为之道,否则无论人们对无为之道理解的多么透彻,论述的多么精辟,也只是一种文字禅和知识见解而已。   人人克己,天下归心;天下归心,人类大同。人类远离了天真的本性,虚伪造作,不能率性,谈何无为?!故知离心的一切说法和立论,对自心的觉悟和解脱,以及人类社会实现大同并无真实利用。 道德公益网>>心语集 一一○、中道是一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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