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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尚贤制与民主制五论(之三)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4-06-12

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政治不是一种取得特殊利益的权力,而是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专业。这决定了中国人的选举观念,诚如墨子所说,官员选举不能任人唯亲,必须选贤任能,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治理好国家。

1、先哲眼中政治是一门专业

墨子以裁缝、屠夫等职业为喻,雄辩地论述说:现今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也定要找好屠夫;有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裁缝。这时虽然有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若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们去做。为何?因为担心损失财物。这时王公大人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也一定要找好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定要找好工匠。这时虽有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若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也不会让他们去做。为何?因为担心损失财物。这时的王公大人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就加以任用。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吗?这样不明大体,就如同任命一个哑巴当外交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啊!《墨子·尚贤下》:“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罢,同‘疲’,意为疲弱——笔者注)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喑,yīn,哑——笔者注)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齐国人王斗曾用相似的比喻,劝齐宣王施行贤能政治。齐宣王自认为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愿与贤能共治齐国。王斗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大王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比不上喜爱一块纱。”宣王感到大惑不解,王斗说:“大王派人做帽子,不让身边的宠臣去做而让裁缝去做,为何?因为专业裁缝才能做好这件事。现在大王治理齐国,凡不是身边受宠信的人一概不用,所以我说大王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比不上喜爱一块纱啊!”齐宣王醒悟了,马上选拔了五位贤士,齐国因此大治。《战国策·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縠,hú,有皱纹的纱——笔者注)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显而易见,王斗明确认为政治具有专业性,如同不能随意让人当医生、裁缝也一样,也不能随意让亲信参与国政。

《墨子》在《尚同》诸篇中强调,不仅各级官员要选贤任能,国家元首也是一个职业,也要由智慧贤明的人担任。《周易乾凿度》引孔子语:“《易》有君人五号: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兴盛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公元79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开由大臣和诸侯参加的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最后由章帝本人决断。班固根据相关资料编成《白虎通》一书。可以说,该书代表了汉人的政治观念。《白虎通》开篇即讲:“天子者,爵称也。”天子是同公、侯、伯、子、男一样的爵称,代表了一种社会职位。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这表明天子和一般有爵禄的官员一样,都要拿着俸禄承担治理责任,不能坐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世人不知这个道理,所以才出现了较多压迫掠夺人民的君王。他在《日知录·周室班爵禄》中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2、功次制度是一种“自用之道”

既然各级官员都是一种需要贤能担任的专业职位,又如何选贤任能呢?关键是通过依法赏罚,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自愿地为公共服务,这就是古人说的“自用之道”。至秦汉,这种贤能政治发展为功次制度,即依据量化的为国家服务指标功和劳,依法选拔官员。

“自用之道”是一种天下为公,每个人都主动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制度设计。它依据人情趋利避害的特点,以公正赏罚为手段,实现“以我之大私”成就“天下之大公”。《慎子·因循篇》重视遵循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并将其应用到治国理政。作者指出,所谓因循,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情。人们没有不愿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的,要强行改变人们为自己做事而变成为我做事,那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因此,古代帝王对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就不任用他们做臣子。对于俸禄不多的人,不要求他们担当艰巨的任务。人们如果不能竭尽全力为自己做事,那么君主就不任用他们。所以,君主要善于利用人们都尽力为自己做事的特点,而不要强求他们去为我做事,那天下就没有不能为我所用之人,这就叫做因循民情。文中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经典《管子》提出破坏人们自觉主动为国家服务的六大因素,包括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它们将导致整个国家的衰败;如果国家受上述六种因素左右不依法赏罚,就有人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法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获取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为臣民所听从;有触犯法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取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能为臣民所听从,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主动为国家效力了。人民不肯主动为国家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要统治我们了。《管子·重令第十五》:“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赏罚重要如此!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将赏罚称为“二柄”。它从《周礼》的“八柄”演化而来。《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论大宰的职责包括:用八种权柄辅助王统御群臣。第一是授予爵位的权柄,以使臣尊贵。第二是授予俸禄的权柄,以使臣富有。第三是赐予的权柄,以使臣得宠幸。第四是设置官吏的权柄,以劝勉臣下的善行。第五是赦免死罪的权柄,以使臣得免死之福。第六是剥夺的权柄,以使臣贫穷。第七是废黜的权柄,以惩罚罪臣。第八是诛杀的权柄,以使罪臣遭祸。“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这“八柄”中,前五项属赏的范围,后三项属罚的范围。

春秋时期,西周的“八柄”变为管子所说的“六柄”。据《管子·小匡》“六柄”为杀、生、贵、贱、贫、富。文中“六柄”写作“六秉”,但《国语·齐语》中记为“六柄”。

至战国,贤能政治中的赏罚理论与实践走向成熟。《韩非子》中有《二柄》一篇,从赏罚的定义及赏罚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赏罚如何循名责实落到实处,以及元首公正公平、无为而治的智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韩非子·二柄》首先定义了“二柄”,“二柄”就是刑和德。什么是刑和德呢?杀戮就叫做刑,奖赏就叫做德。人臣害怕刑罚而想从奖赏获利,因此元首充分利用刑罚和奖赏,群臣就畏惧君主的威势而追求君主的奖赏。可是世上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能从君主那里窃用刑罚治他的罪;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人,他们又能从君主那里窃用奖赏赏赐给他。如果君主不能牢牢掌握赏罚的威势和权力,任由大臣窃用权柄,中央政府就会大权旁落,国家就可能如齐简公、宋桓侯时一样被人篡夺。“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国家要将奖惩制度落到实处,就要循名责实,以实际功业为标准执行赏罚。所谓形和名,就是事实和言论。循名责实要求人臣陈述他的主张(名),君主根据其言论而授予他职事,再专就职事责求相应的功效(功)。功效与职事相当,事情和他的言论相当,就奖赏他;功效和他的职事不相当,职事和他的言论不相当,就惩罚他。“刑(刑,通‘形’,形成,表现,引申为功效——笔者注)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贤能政治选举官员,最大问题是有人利用贤能的名声获利,君主随意选拔人才,国事就要失败。所以国家元首不要随意表现自己的好恶,防止下级迎合上级,要真正做到抱素怀朴,无为而治,只有这样,选举官员才会公平公正。“人主有二患:任贤(这里的‘贤’,指空有贤能虚名的人——笔者注),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效,表现——笔者注);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见素,显现本来面目——笔者注)。”

从领导者的智慧至实施贤能政治的理论、方法,《韩非子·二柄》的论述面面俱到,可说是尚贤制的一篇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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