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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管仲拯救汉武帝,今日中国学什么 
作者:[李学俊]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1-22

阅读提示:

汤因比认为全球文明中,唯独只有中华文明将来才能统一世界。而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中华文明才有大一统的文明基因和成功的经验。他特别推崇汉武帝,因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真正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方位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华帝国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但是,汉朝在经过汉初“无为而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文景之治”的短暂盛世以后,靠囤积居奇,操控市场,私铸货币等发财的大资本商人继续操控市场,进一步掠夺财富。农业与商业本末倒置,导致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经济与社会危机;平定国内频繁叛乱,抵御周边匈奴、西羌等外敌侵扰的战争,商人偷税漏税等等使国库空虚;加上灾害频繁,穷人易子而食,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汉武帝手中无钱,内外交困,于是,大汉朝面临政权倾覆的政治危机。

不过,汉武帝终于走出危机,稳定了大汉王朝,其经济政治模式成为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基本模式。

而引导汉武帝走出危机困境的正是五百年前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说到此,读者会认为,这是笔者在玩穿越,就像关公战秦琼,不可能。

但这不是玩穿越,而是真实的历史。不过是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中思想政策通过汉武帝的宰相桑弘羊等一批懂得管仲思想的政治家来实施而已。

从管仲拯救汉武帝的历史可见: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法会在实施的开初时期有力激励资本创富,从而繁荣市场经济,迅速克服生产供给短缺局面,赢得社会各方皆大欢喜。

但是,随着这种机制的进一步实施,壮大的资本就会操控市场,垄断经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国家的财政税收入不敷出,产生经济危机。国家一旦面临频繁的自然灾害,内乱与周边国家武力侵扰滋事,就无力应对内外危机……

今日之中国,与汉初的文景之治有许多相似。中国改革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取向,无疑会激励资本等各个经济要素,进一步繁荣市场经济,GDP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将很令人骄傲,各方皆大欢喜。

但是,随着这种机制的进一步实施,如果国家失去经济主导权,国有企业只退不进,在建设混合式所有制的时候被非公资本控制,甚至偷换成私有制,强大的国际资本与国内私有资本就会操控市场,垄断经济,诱发经济危机,导致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国家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或分裂内乱,外国武力侵犯,财政税收入不敷出,就无力应对这些危机。

今日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正在用各种方法围堵遏制中国,日本正在回归军国主义,不断挑衅、制造事端,诱导中国陷入战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也有一些国家乘火打劫。

他们不是汉朝周边的蛮夷,而是操控着世界最强势的资本、军队的美国及日本。美国主导着世界的货币主导权、话语权、网络控制权,因此,今日的中国周边形势也许比汉武帝面临的危机更加危险。

严酷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在实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改革的同时,今日中国应该从文景之治和管仲拯救汉武帝历史中学习些什么呢?

一、       汉初:“无为而治”带来“文景之治”的盛世

汉初,经历秦朝暴政之后,社会经济全面凋敝。

司马迁记载说:“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竟然找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没有一点余粮。”[1]

而此时,掌握资本的商人们却囤积居奇,操控市场,导致物价飞涨:

“于是因秦钱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铸荚钱,规定一金为黄金一斤重,简化法令,省约禁条。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2]

面对商人们的乘火打劫,汉高祖刘邦采取了秦朝抑制商人的政策: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3]

抑制商人商业政策实施的结果使汉初市场经济受到抑制,经济停滞。

高祖去世,孝惠帝开放松抑制商业的政策,成为汉朝经济解禁的时期:

“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4]

到孝文帝刘恒(公元前202157年),遵循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经济全面开放,进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一切都由市场决定,政府退出市场。

文帝去世,儿子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继位,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模式。

文景父子二弟执政41年,在遵循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原则下,大概实施了

以下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汉文帝时,将田赋税率从惠帝“十五税一一步降低到 “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有效的促进了农业。

第二、实施“贵粟”政策,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

由于粮价偏低,农民种地无利可图。文帝接受了晁错“贵粟”的建议,提高粮食价格,促进了粮食生产。——这是文景之治中难得的政府行为之一,而晁错“贵粟”的建议正是来自管仲平准思想。

第三、实施国家储备粮食制度

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建立国家粮库,储备粮食。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是文景之治中难得的政府行为之二,而贾谊的建议也是来自管仲平准政策。

 第三、彻底“弛山泽之禁”,发展副业、盐铁生产,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

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实施彻底“弛山泽之禁”政策,开放国有山河湖海,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盐铁生产。

第四、统一国内市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文帝十二年,朝廷废除了限制市场流通的过关用传制度,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促进汉朝各地商品自由交易流通。一切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极大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农业税收入。

第五、开放边境贸易,促进国际贸易

发展边境贸易,成为国内市场经济的补充。到汉景帝时期,汉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边境市场贸易,并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促进了汉朝的经济发展。

第六、国家放弃货币主权,任由百姓自铸钱币,市场选择决定通货:

 “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另铸四株钱,钱文是‘半两’,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所以吴国是个诸侯国,但它依铜山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成了叛逆。邓通仅仅是个大夫,因自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氏钱遍布天下。”[5]

第七、厉行节约,禁止奢侈浪费。

汉文帝汉景帝都提倡节俭,严禁奢侈浪费。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均无增加。曾想修一个露台,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任何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

第八、立法买卖官爵

由于什么都有市场决定,只要有人买,什么都可以卖,于是富而不贵的商人总想获得官爵,于是,买卖官爵就成为必然的了。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重新修定了卖爵令,降低价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罚为官作的,能向官府缴纳粮食以免除罪过。”[6]

由于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迅速的激励了社会生产的各个要素,特别是资本的积极性,于是,市场经济迅速繁荣,出现了中国一统天下之后第一盛世,即文景之治。

到景帝去世,武帝刘彻登基初年,还是一遍繁荣景象:

“今上(汉武帝——引者注)即位不几年,那时自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天下粮食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帛等货材。

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因此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7]

二、市场决定一切制造的危机:富豪与无产者的两极分化

由于无为而治,政府几乎全面退出市场,市场决定一切,连官爵都可以合法买卖,经商成为最能迅速致富的途径。当时流行的谚语就是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8]

“那时候,法网宽疏而百姓富实,因而产生了利用财物作骄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党,以威势武力横行于乡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车服超过了自身等级,没有限度。”[9]

据司马迁记载,蜀郡的卓氏开发铁矿炼铁,铸造铁器,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之多。而程郑也经营冶炼铸造业,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10]

于是,产生了农业与商业的结构性失衡,本末倒置现象,社会严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百姓大量弃农经商,农业凋敝,农民受苦,遇到天灾人祸就只能卖田地、卖房屋、甚至卖子孙。晁错对此描述道:

农民“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来还债的事情。”

商人利用资本囤积居奇,操控市场,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

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对于文景之治盛世掩盖的严重弊端,贾谊与晁错都已经看出。晁错就指出,这样的政策法律表面上有利于农民,而实际上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11]

汉文帝的时候,由于中央政府放弃货币权,已经造就了像邓通这样的大金融家富可敌国,超越王侯的资本豪强新贵。国家金融权完全被金融资本所垄断。

为了改变这些危险的现状,贾谊根据管仲政治经济学思想,向文帝提出:国家掌握货币权,禁止豪强私自铸钱币;维护农民利益,抑制过度的商业;加强国家储备粮食以防灾荒逐步削弱分化诸侯力量等一系列建议:

“贾谊说上书道: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造成国家产业结构本末倒置),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

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

……

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12]

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但由于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资本新贵和世袭权贵的利益,备受攻击指责,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终被贬谪,流放到南方,死时年仅33岁。

汉景帝时,晁错同样指出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弊端。于是提出改革,实施“损有余补不足”的削夺资本新贵豪强财富与权力的政策,受到景帝重用。不过与贾谊一样,也受到资本新贵豪强的攻击,晁错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

三、   武帝危机1:内乱与外战  危及大汉政权

贾谊和晁错的盛世危言不幸言中。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登基,很快就爆发了一系列的危机。

第一、内乱内战:平定动乱耗费巨资 国库空虚

“从此以后,严助、朱卖臣等招徕东瓯,发生了对两越的战事,江淮之间费用浩大,从而变得萧条而烦乱。”[13]

“那时候,汉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数万人,从千里之外肩扛担挑运送粮食,……而到京都内府支取粮款。

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费用与南夷相仿佛。又调发十万多人修筑并守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极为辽远,自山以东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数十万以至百万万,府库更加空虚。”[14]

第一、      外战:匈奴大兵南侵,御敌没有钱粮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因为无力抵御北方匈奴侵犯,曾经采用带有屈辱性质和亲的政策,代替军事抵御,与之保持暂时的和平状态。文景之治后,国力强大,武帝改变了这一政策,派军队驱赶匈奴:

“及至王诙在马邑设计谋袭击匈奴,匈奴与汉断绝和亲关系,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连祸结,无法和解,天下人为此烦劳,叫苦不迭,而战争还是日甚一日。行人为战事运载物资 ,居住的则忙于送行,内外扰嚷骚动,都为战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钻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15]

持续的战争,导致军费钱粮枯竭:

“过了四年,汉派遗大将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队,出击匈奴右贤王,……而汉军士、马匹死了十多万,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还都不计算在内。于是大农条陈说,倾尽库藏钱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战士的费用。负责人员道:……而富人屯积财物,贫者没有粮食吃。”[16]

无可奈何之下,汉武帝也不得不卖官鬻爵来筹措军费:

“‘你们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钱买爵并得以缴纳赎金减免禁锢等罪刑。’据此,请准于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买武功爵到官首一级的,可通过测试补为吏,并优先除授;千夫一级与五大夫相当;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以此使军功显荣。’而实际军功爵有许多超过了这个等级,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为朗为吏。吏制杂乱多端,官员名位变轻,职任也荒废了。”[17]

“第二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大规模出兵与胡人作战,捕获斩杀敌人八九万 ,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汉军死于战场的马多达十余万匹,运输和制造兵车衣甲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当时财政匮乏,战士有许多人得不到俸禄。”[18]

战争导致钱财耗尽,武帝也不得不挤出自己的费用中来养战马:

“天子为讨伐胡人,大量养马,到长安就食的马多达数万匹,养马士卒关中不足,就从附近诸郡调发。而投降的胡人都靠县官供给衣食,县官财力不足,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解下自己乘车上的马匹,从私人仓库御府中拿出钱财养活 他们。”[19]

总之,平定南粤、西南蛮夷各地叛乱,淮南、衡山、江都王等谋反,抵御匈奴、西羌侵犯等的外战使大汉朝国库完全空虚,严重危及大汉朝的国家政权。

四、武帝危机2:国库空虚  灾祸降临  雪上加霜

平定内乱与抵御匈奴的战争已经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偏偏有出现了黄河频频决口,为了修复决口堤坝,耗费无法计算。为了修造水渠引汾水和黄河水,花费达数十万万:

“起初,于十数年前黄河决口于观县,梁楚地区原已数次遭困,而缘河诸郡筑堤塞河,每每重又堤坏河决,费用之多无法计算。此后番系欲节省砥柱漕运的费用,引汾水、黄河水为渠造渠田,开渠的达数万人;郑当时因渭水漕运曲折路远,自长安到华阴开凿一条直渠,有数万人施工,朔方郡也开凿水渠,数万人参加。各自都历时传2-3年之久,功且未成,花费也都达到数十万万。”[20]

然而祸不单行,第二年山东又遭严重水灾,“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第二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老百姓大多陷于饥饿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遗使者,尽出郡国仓库中的物资赈济贫民。仍不够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贷予贫民,还是不能救灾民脱困境,就把贫民迁徙到关西,或充实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约七十余万人,衣食都靠县官供给。

数年之间,借给他们产业,派使者分部保护他们,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盖相望,道路不绝。费用以亿计,多不可计算。于是县官财力告竭。”[21]

为了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抗灾救灾,使国库本来的就空虚的中央财政雪上加霜,还使发生灾害的地方财政也陷入财力告竭的危机。大汉朝政权摇摇欲坠。

五、   武帝危机3 资本主宰市场  盗铸钱币成灾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资本主宰市场, 市场决定一切导致国家货币权力丧失,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投机增加。这些严重问题终于暴露出来,危及大汉朝政权,于是汉武帝被迫收回国家货币权。

“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另造钱币以足用,并打击摧折那些浮华荒淫的兼并之徒。……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直四十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来朝觐聘享,玉璧都必须以皮币作衬垫进献,然后礼仪得行。

又杂铸银锡制成白金,……白金分作三品,第一品重八两,……值三千钱;第二品重量较小,……值五百钱;第三品又小一些,……值三百钱。命令县官销毁半两钱,另铸三铢钱,钱文与重量相同。盗铸各种金钱的一律是死罪,但是盗铸白金的吏民仍是不可胜数。”[22]

但是,由于币值不合理,规制复杂,经常改变,所以商人就与中央政府对着干,大量储备货物,导致市场供给不足,通货膨胀,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得靠政府供给衣食:

 “商人因钱经常改变,就多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建议说:‘郡国颇受灾害,贫民没有产业的,招募他们迁徙到地多而富饶的地方。陛下为此降低膳食等级、节省费用,拿出皇宫中的钱来赈济百姓,放宽借贷的利率和赋税等级。” 

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亩中耕作,商人数目不断增加。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供给衣食。”[23]

由于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大汉朝农业衰落,本末倒置,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导致私自铸造钱币造成汉朝经济崩溃,而国家收回货币权之后,严禁私自铸钱,然而私下偷铸者不计其数,继续危害汉朝经济。

“自从制造白金和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官民因盗铸金钱获死罪的数十万人,天子没有发觉而被地方处死的,不可胜数。自出赎金经赦免罪的有百余万人。然而犯罪又能出得起赎金的连一半人也没有,普天之下大约所有人都无顾忌地盗铸金钱了。”[24]

六、    武帝危机4:富豪富可敌国,“穷者人相食”,社会全面崩溃

市场决定一切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黎民百姓陷于被资本奴役,生存困难的困境之中。富豪们屯积居奇,富可敌国,连封君都对他们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而他们出入则是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

“然而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他们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25]

无疑,这个现实就是管仲曾经警告齐桓公必须防止的“一国二王二君”现象,资产阶级正在崛起,资本主义正在汉朝发展。

可是穷人受灾无救,绝望之中,已经发生人吃人了:

“这时山以东遭受黄河水灾,并且一连数年粒米不收,方圆一二千里之间,易子而食。天子心中怜悯,下诏书说:‘江南火耕水耨,命饥民可流亡到江淮之间寻口饭吃,想留在那里的,可在那里定居。’派遣的使者冠盖相连,来往于道路,护送这些饥民,并从巴蜀运来粮食赈济他们。”[26]

七、武帝危机5:道德教化与严刑峻法均失效  民心已毁 社会分裂

武帝陷入内外交困重重危机而无计可施,想通过推行儒家道德教化来纠正人们的形态行为,以法家严刑峻法来惩罚不尊圣旨的官民,走出危机。

但是即使宰相公孙弘用儒家《春秋》大义教化约束官民,自己节衣缩食率先垂范,张汤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由于市场决定一切,赚钱第一的思想已经将全体人民彻底洗脑,道德不值钱,法律算个鸟,人心早已不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7] 为了钱,为了赚大钱,谁还害怕严刑峻法?

“自从公孙弘以《春秋》大义绳治官民,从而取得汉丞相的职位,张汤以峻文苛法断事当上了延尉,于是产生了因‘见知不举报’、‘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谤’等罪名,便穷治不休,以致入监入狱的事。第二年出现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事,公卿寻根究底,审理此案,把他们的党羽一网打尽,获罪而死的达到数万人,从此官吏更加惨急,法今更加苛细了。

那时候,朝廷正在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升任为卿大夫。公孙弘以汉朝丞相的身份,盖布被,饭食也很简单,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对世人没有什么影响,人们都以功利为务了。”[28]

儒法两家政策都同时使用了,还是无济于事,穷途末路之际,汉武帝突然想起一个大公无私的道德模范卜式,希望通过表彰和奖赏他,让有钱人道德与良心发现,捐助国家,拯救人民:

“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话,封他官为中郎,爵为左庶长,赐给农田十顷,还布告天下,使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当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入山牧羊,经过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每每再分给他一些。

这时候汉朝廷正数次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卜式上书说,愿意把一半家产交给官府作为边境作战费用。天子派使者问他:‘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为臣自幼放牧,不熟习官场的事,不愿做官。’

使者又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

卜式道:‘臣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使他驯良,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没有要对天子说的话。’

使者说:‘那么,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

卜式道:‘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才能灭掉匈奴。’

使者把他的话回报了天子。天子又转告公孙弘丞相。

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扰乱了法纪,原陛下不要再去理会他 。’

于是天子很久没给卜式答复,数年后,打发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29]

“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屡次出征,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花费很大,仓库空虚。第二年,贫民大迁徙,都靠县官供给,县官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

天子见到上面卜式的名子,尚能记得,说道:‘这是前些日子,要献一半家产助边的那个人’。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力。卜式又把它全都交给县官。那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帮助官府。天子于是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才给他显官尊荣以诱导百姓。

起初,卜式不愿做郎官。天子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请你替我放牧。’卜式才做了郎官,却是穿着布衣草鞋的放羊郎。

一年多后,羊群肥壮且繁殖了很多。天子路过这里看到羊群,夸奖他一番。卜式道:‘不但是羊,治理百姓与这是同一道理:让他们按时起居,不断把凶恶的除掉,不要让他败了群。’天子听了很是惊奇,封他为缑氏令试一试他的本领,果然缑氏百姓反映很好。升任为成皋令,办理漕运的政迹又被评为最好。天子认为卜式为人朴实忠厚,封他做了齐王太傅。”[30]

武帝内外交困中想把卜式立为天下人的榜样,但是,最后一根稻草也没有救出汉武帝: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 [31]

虽然天下已经发生了穷人易子而食,而资本富豪们漠视穷人绝望,继续过着激情燃烧的奢侈生活:

“世家子弟和富人或斗鸡赛狗赛马,或射猎赌博游戏,扰乱齐民的生活。”[32]

整个汉朝人心已经彻底冷漠,人性已经泯灭,社会已经彻底分裂。

而由于经济崩溃,武帝巡视郡国,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竟然都因为无力筹备接待天子和随行官员的饮食,不得不“畏罪”自杀:

“明年,天子开始巡察郡国。东渡黄河,河东太守没有想到天子的车驾会来到这里,供具不备,失了礼教,畏罪自杀。西行穿过陇山,陇西太守因车驾来去仓猝,准备不足,以致天子从官连饭也吃不上,陇西太守自杀。”[33]

汉朝此时已经风雨飘摇,汉武帝陷入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

八、   管仲拯救汉武帝  《管子》定型大汉朝经济模式

(一)、任用桑弘羊等人,以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为经济指导思想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参见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系统而完备,远比今日西方经济学完美可行。管仲纠正了齐国三百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国家掌握货币与粮食双向调控市场,建立盐铁国有企业等措施,克服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危机,成功的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参见拙作《管仲纠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阻止了资本主义》。管仲的思想理论国策主要记载在《管子》一书中。

据韩非记载,战国时候管仲之书已经广为民间收藏。司马迁说自己也读过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篇目,“世多有之”: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

“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统一货币,从山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以朝会诸侯,利用区区齐国成就了霸主的威名。”[34]

由此可见,汉朝为政者和为学者熟悉研究管仲理论是十分自然的。而贾谊,晁错向文帝景帝上书的经济论策中,就是针对“无为而治”走向极端最后形成放任自流的市场造成的隐患危机专题性的重述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政策。

如果说他们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造成的危机隐患的揭露是初步的话,那么,武帝时期,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危机逐渐爆发,对大汉政权的严重威胁已经暴露无遗,于是,终于惊醒汉武帝,对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东郭咸阳和孔仅等一批与管仲出身、经历十分相似,熟悉市场,懂得管仲思想理论,善于理财的青年才俊委以重任,就意味着汉武帝实际上已经以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

“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兼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被任命为侍中。咸阳,是齐地煮盐的大商人,孔仅是南阳地区冶铸业的首户,产业(致生之业)都积累到千金以上的规模,所以郑当时才向朝廷推荐他们。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因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人讲求财利的事那真可说是精细入微,察见毫末了。”[35]

于是,武帝正迅速纠正了文景之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迅速恢复,国家牢牢掌握经济收入。管仲理论拯救了内外交困的汉武帝,汉朝抛弃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效法春秋齐国经济模式,使汉朝经济模式才基本定型。

(二)、采用管仲货币政策,国家收回货币权,掌握调控市场手段

管仲认为,“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流通的媒介。先王就是善于驾驭流通货币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所以,就把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36]

所以管仲主张国家要像先王那样,用来调控市场,满足民生,治理天下:

“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将珠玉定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市场,掌握民生用度,而治理天下的。”[37]    

齐国正是采用了管仲的货币思想与政策,将货币主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对市场进行调控,迅速克服了经济危机。

汉武帝登基后面临的最直接经济社会乱局就是私人、诸侯与郡国铸造的各种货币泛滥成灾,富商大贾乘机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而国家有难,这些从市场经济中大发横财的新兴资产阶级丝毫不帮助国家:

“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38]

于是,公卿们向武帝提出了管仲当年的主张,逐渐收回国家的货币主权。

 “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另造钱币以足用,并打击摧折那些浮华荒淫的兼并之徒。”[39]

其步骤实施是,首先国家也开始铸钱,参与货币流通。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开始制造的白鹿皮币,银锡合铸的白金币等货币,由于币值确定不合理,货币形态规制的大小不便使用,一度造成混乱,还有人磨钱获利,于是第二步,请郡国铸造五铢钱:

“有关机构的人说三铢钱重量小,容易从中舞弊,于是请准于诸郡铸五株钱,将钱背面四周加厚为钱郭,使人无法磨取铜屑。”[40]

但是,郡国铸钱,份量不足币值,于是,第三步,国家开始铸造赤侧钱:

“郡国有许多盗铸的金钱,大多不够分量,因而公卿请求命京城铸造钟官赤侧钱,一个当五个,向官府缴纳赋税以及其他对官方使用的场合,不是赤侧钱不许使用。从此白金的价值降低了,百姓不在珍视它,县官下令禁止,仍无作用。一年多后,白金终于废止不用。”[41]

这时货币市场已经出现了良好迹象,即良币驱逐劣币,而非劣币驱逐良币。

后来赤侧钱被人巧用,国家终于走出第四步,彻底禁止郡国铸币,将货币权彻底收归国家。具体作法是由国家铸币机构“上林苑三官”统一铸造“三官钱”通行天下,最终统一了货币,私人盗铸基本消除:

“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许再铸钱,专门命上林苑三官铸造。流行的钱既已很多,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铸造的钱币不许使用,诸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全都销毁,把销钱得到的铜上缴三官。百姓铸钱的事更少了,铸钱所获利益还没有花费大,只有巧工匠和大奸商才有能力盗铸。”[42]

 武帝收回国家货币主导权,不仅结束了泛滥成灾的货币乱象,促进了经济发展,还首次掌握了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

(三)、效法齐国建立盐铁等国有企业,为国争利

管仲首创了建立国有商业和国有盐铁企业,在市场上为国争利,为民争利: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国家就要减少过多的商店。这样,市场就不会过分的虚假繁荣;市场的正常就不会有太多人经商,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生产的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

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物价下跌;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价跌而不能使之上升。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哄抬物价,国家则调控使市场价格走低;私商故意压价格,国家则保护价收购,使价格走高。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

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人民的财财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业流通各国环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商业。由国家调控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专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43](这部分内容太丰富,恕不一一。请参阅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或《<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汉武帝几乎就是完全照搬管仲的作法,首先建立了国有的盐铁企业:

“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 官,隶属于所在县。’

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44]

由于初步开办盐铁国有企业,缺少经验,出现了价格暴涨暴跌等问题,于是桑弘羊接管盐铁,运用管仲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建立盐铁官等办法,使国有盐铁企业专营盐铁,获得丰厚利润,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大大缓解了武帝财政危机。

“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做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45]

(四)、效法管仲“税富济贫”,实施算缗令:征收财产税  缓解财政危机

管仲为了克服齐国财政收入不足,同时又要克服已经形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于是在财政政策上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税富济贫,差别征税等政策。对富人多征税,对普通民众少征税,甚至不征税,既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齐国财政危机,又兼顾了是公平。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征税就是如此:

“富户人家厚葬者出重税,小户人家薄葬者出薄税;富户人家盖豪华的房子收重税,贫户人家盖经济适用房收薄税。”[46]

当然,这个房地产市场不仅抱括阳宅,还抱括阴宅了。实行差别征税,富裕的人多缴税,普通人少缴税,实现税富济贫。

显然,武帝也面临当年齐桓公同样的问题。由于文帝与景帝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严重两极分化,大发横财的大富豪富可敌国却为富不仁。为了缓解两极分化,武帝也效法管仲开始征收财产税,即推行算缗令”

“商人因钱经常改变,就多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建议说:‘……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供给衣食。以前轺车、商人所有的缗钱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赋,请准许像往时一样出算赋。那些属于末作的商人凡赊贷买卖,屯积居奇,以及营商取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货物,赀产认定应占的算赋等级,通常是缗钱二千为一算。

诸种手工行业有租税以及冶铸业的人家,大抵四千缗为一算。不属于官吏的三老、北部边境的骑士,有轺车一辆为一算;商人有轺车一辆为二算;有船长五丈以上的为一算。有隐匿不自度赀产,或隐瞒部分赀产的,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赀产。”[47]

财产税用于国家机构财政支出,此举进一步缓解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于是把缗钱分给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还各自设置了农官,往往就地在各郡县整治没收来的土地,加以耕种。没收来的奴婢,则分给诸苑囿,使喂养狗马禽兽,或者分给诸官府。诸官府更设置了做各种事情的奴婢,罪徒奴婢众多,因而由黄河漕运至京的粮食大约增加到每年四百万石,并且还要官府自籴一部分粮食才能足用。”[48]

(五)、鼓励民众“告缗”,打击偷税漏税

推行算缗令”,征收富人财产税后,商人们就偷税漏税。为了防止偷税漏税,于是又鼓励民众“告缗”政策,打击偷税漏税:

“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商人有市籍的,连同其家属,都不许占有土地,以有利于农民。有敢违犯此令的,没收为他种田的田仆入官。”[49]

当武帝推出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没有人效法的时候,就发生了怂恿民众检举揭发商人偷税漏税的的事: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于是发生了怂恿告缗钱的事。”[50]

随着告缗政策推行天下,税收不断增加,财政终于宽松了很多:

“卜式做了齐国诸侯相,而杨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由杜周加以审理,很少有能反案的。于是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等官员按不同使命出使诸国,顺便治理郡国隐匿缗钱的案子,所得没收老百姓的钱物以亿计,奴婢上千万,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产也与这些数字相当。

……而县官因为有官办盐铁和告缗钱这两件事,财政宽裕多了。”[51]

(六)、采用管仲“均输法、平准法”调控市场,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管仲首创了均输法和平准法,用粮食与货币双向调控国内国际市场,实现市场平准稳定:

桓公问管仲说:“如果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各国,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剩余财富,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调控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相互调剂补助,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调节。

所以说:在诸侯各国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商品物资的贵贱来应对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物价调平(“用平而准”即平准)就是了。物资商品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流出。

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筹调控。”[52]

“使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相互调剂补助,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调节”就是均输法平准法的原理与方法。而桑弘羊采用管仲的作法用来调控大汉朝天下市场。

均输法主要指的是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就是资源商品的聚散。而平准法指在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的时候,按市场需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合理的配置资源。因此,二者很难完全分开。如果没有平准法,那么,均输法就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法没什么根本区别,完全由市场随机的决定资源配置。不同只是由谁来操作实施的不同而已。而有了平准法,就有了调控实现的目标:既货币防止流动性过剩,也防止流动性不足;既防止通货膨胀也通货紧缩;既防止市场萧条也防止市场过度繁荣;既防止生产短缺也防止生产过剩,实现比较平和稳定持续的增长。

后来宋代王安石又再次使用。只是人们普遍知道王安石的均输法而很少知道桑弘羊使用均输平准法,更不知道是管仲的均输法与平准法。

 管仲结合春秋时代国际贸易竞争的情形,进一步阐述了均输法的操作办法:“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民间就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适度而后止。粮食是人们的生命主宰;货币,是物质流通的渠道;号令(国家政策),是调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53]

桑弘羊十分熟悉管仲理论,作为御史大夫,代表朝廷在讨论国家盐铁政策的峰会上共发言114(参见恒宽《盐铁论》其发言就是以管仲理论为指导。当上大农丞的桑弘羊采用均输法平准法是必然的了:

“桑弘羊当上了大农丞,管理会计事务,慢慢设置起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了。”[54]

由于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经济稳定发展,财政持续大幅度增收,军费有了可靠保障,于是武帝走出财政危机,

“汉朝接连打了三年仗,杀掉了西羌入侵的军队,灭了南越国,番禺以西直到蜀南初次设了十七郡,姑且按照他们原来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至汉中之间旧有的郡县各自承担与自己毗邻的新设郡中吏卒的薪俸、食品、钱物,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被服等具的一切费用。而新设郡县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每年有万余人,费用都靠大农支给。大农以均输法调各地盐铁所得,以补充赋税的不足,所以才能应付得了。然而士兵路过的县城,不过做到供给无缺就是了,再也谈不上遵守赋税成法了。[55]

“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做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边远地区都以物价贵时,商人从该地区向外地贩运的物品为赋税,而由政府互相转输。在京城设立平准机构,总受天下输纳来的物品。召雇工官制造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给费用。大农所属各个机构全部垄断了天下的货物,物贵则卖出,贱则买入。这样,富商大贾无从牟取大利,就会反本为农,而所有商品都不会出现价格忽涨忽落的现象。

由于天下物品价格都受其抑制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天子巡游向北到朔方郡,向东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部边郡,然后归来。所过之处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金以亿计,全由大农支出。     弘羊又请求允许吏得以缴纳粮食补官,……一年之中,太仓、甘泉宫仓堆满了粮食,边境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输法折为帛五百万匹。不向百姓增收赋税而天下用度得到满足。于是赐给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56]

由于效法管仲的均输法和平准法,使大汉朝经济终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七)、效法管仲边疆屯田,移民戍边:加强国防

齐桓公初任国君时十分痛苦,因为很多该征的税收他都征不到,国家财政空虚,因此向管仲诉苦。为了征收这些漏征的税收,特别是多征富人的税收,管仲提出了用派遣人民到边疆屯田务农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祟弟、蒋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

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

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千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还有什么办法么?”

管仲回答说:“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

桓公说:“如何办呢”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十,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

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要按照市场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 ”

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

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 [57]

管仲边疆屯田的办法真令人拍案叫绝,既解决了粮食生产不足,又巧妙地用市场平价收购了富人囤积居奇的粮食货物,不征而税,实现税富济贫,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管仲的边疆屯田经验也被武帝采纳实施: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以逞凶暴。于是天子因山以东年成不好,赦免天下囚犯的罪行,就南方的楼船士卒二十多万人一起进攻南越,数万人调发三河以西的马匹为坐骑进攻西羌,还有数万人西度黄河修筑令居城。

这一年设置了张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置田官,使在这里戍守的候卒逻兵六十万人一面戍守,一面耕种。

中国内地则缮治道路以馈运粮饷,路远的达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供给。边境的兵器不足,就调发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满足那里的需要。兵车和战马不够,县官钱少,很难买到马匹,就制定一项命令:封君以下至于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不同缴纳不同数目的母马,分给天下驻兵的亭牧养,使每亭都有母马,每年考核其喂养繁息的成绩以定尝罚。”[58]

汉武帝正是启用了桑弘羊等熟悉市场,懂得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政策的人,最后使管仲理论成为汉朝经济的主导理论。

管仲思想政策的实施,使汉武帝有了充足稳定的财政收入,对内平叛,对外御敌,“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59],终于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大汉王朝亦因此建立了与春秋齐国相似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混合式经济模式(而绝对不是秦朝模式),大大提高汉朝的综合国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比同期罗马帝国强大),有了足够的财力,对外能将打击匈奴的战略国策进行到底(被驱逐的匈奴人逃到古罗马,成为终结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力量)。终于使汉武帝成就一番伟业,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综上可见,在解除文景之治造成的各种危机,建立汉朝国家经济模式的意义上,管仲拯救了汉武帝,根据《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家思想,效法齐国建立的汉朝的经济模式成为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基本的经济模式,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超级强国。

司马迁在《平准书》结尾情不自禁赞美道:“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马。增算告缗,裒多益寡。弘羊心计……”

九、   《管子》的政治智慧:政者,正也。

《管子》认为,“政者,正也。”即任何事情都要守中持正: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 ‘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60]

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是不及,但汉武帝,桑弘羊等人后来在以管仲理论改革汉朝经济的时候,有些措施就过头了。例如实施“告缗”鼓励民众揭发商人,打击偷税漏税本来是对的,但是由于实施“没收赀产。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等严厉政策,一方面怂恿民众告缗必定会制造冤假错案,一方面导致商人们破产歇业:“杨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于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大约全都破了家,从此老百姓满足于美衣美食,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谁也不再经营买卖、蓄藏等事业了,告缗钱这两件事,财政宽裕多了。”。[61]   

这样的做法无疑太过分了。虽然政府暂时会因为补征偷漏税款与罚没收入而使财政收入增加,然而无疑是杀鸡取卵, 政府看得见的手把看不见的手砍断了,资本的活力被彻底抑制,结果必然带来市场萧条。

果然,全国市场一片萧条,汉武帝终于醒悟 ,废除了“告缗”政策:

“天子……见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间没有一名亭兵徼卒,于是尽杀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命百姓,得以到边境诸县放牧牲畜,官府贷给母马,三年归还,利息十分之一,废除告缗令,以此充实新秦中地区。”[62]

其次,还将酒业也收归国家专营,在建立盐铁国有企业以后,对盐铁产品如何适应百姓的需求,就缺少提供产品质量与服务的激励机制,导致产品质量不好,规格不适应市场,使百姓有意见,成为贤良文学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废止国有企业最大的理由,即使卜式这样的道德模范也都居然主张“将桑弘羊下锅煮了”: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子派遣官员求雨。卜式说道:‘县官应该以租税为衣食,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于列肆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才会下雨。’”[63]

武帝总结自己的政绩,晚年醒悟知道自己的某些好政策做过了头,过犹不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灾难,于是写下《罪己诏》,使汉朝经济政治回归管仲主张的中正,既不不及,也不过,实现“政者,正也。”

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前94年-前74年)继位,于公元前81年召开了盐铁会议汉朝的经济模式在坚持武帝时期基本定型的政府掌控货币,调控市场,国有企业专营盐铁等有为而治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将酒业放开,使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共同发展经济,彻底终结了政府无所作为,市场决定一切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汉朝经济继续平稳发展,而汉朝的经济模式成为后世中国两千多年基本模式。

综上可见,管仲不仅拯救了汉武帝,其思想理论还有效阻止汉朝资本主义兴起(曾经有效的阻止了齐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使后来中国两千多年中资本主义总会受到有效抑制,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

今日之中国,与汉初的文景之治有许多相似。中国改革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取向,无疑会激励资本等各个经济要素,进一步繁荣市场经济,GDP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将很令人骄傲,社会各方皆大欢喜。

但是,随着这种机制的进一步实施,如果国家失去经济主导权,国有企业只退不进,在建设混合式所有制的时候被非公资本控制,甚至偷换成私有制,强大的国际资本与国内私有资本就会操控市场,垄断经济,诱发经济危机,导致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国家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或分裂内乱,外国武力侵犯,财政税收入不敷出,就无力应对这些危机。

今日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正在用各种方法围堵遏制中国,日本正在回归军国主义,不断挑衅、制造事端,诱导中国陷入战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也有一些国家乘火打劫。

他们不是汉朝周边的蛮夷,而是操控着世界最强势的资本、军队的美国及日本。美国主导着世界的货币主导权、话语权、网络控制权,因此,今日的中国周边形势也许比汉武帝面临的危机更加危险。

严酷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在实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改革的同时,今日中国应该从文景之治和管仲拯救汉武帝历史中学习些什么呢?



[1]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6]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7]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8]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9]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0]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1]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班固《汉书.食货志》

[12]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班固《汉书.食货志》

[13]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4]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5]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6]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留蹛无所食。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7]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8]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19]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0]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1]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2]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直五百;三曰复小,……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3]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4]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5]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6]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8]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29]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原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原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0] 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初,式不原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1]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2]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3]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4]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

[35]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36]  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 《管子》第73 国蓄

[37]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管子》第73 国蓄

[38]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39]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0]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史记.平准书》

[41]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2]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3]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管子》第78 揆度)

[44]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5]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6]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管子》第74章山国轨

[47]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8]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49]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0]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1]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2]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管子》第76章山至数

[53] 管子曰 :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 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管子》第78 揆度

[54]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5]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6] 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

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7]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干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兵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 《管子》第81章轻重乙

[58]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59]张敬云: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汉书·萧望之传》

[60]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管子》第16章法法

[61]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62]于是上北出萧关……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63]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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