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弗里德曼掩盖美国前世今生的罪恶历史，靠滥用权威，傍亚当.斯密来论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然而他却是阉割亚当.斯密思想的学术道德腐败者；他发现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美联储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等经济危机，却把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于是他主张限制政府，放任资本；他教导美国发动货币战争与债务战争掠夺他国财富，是货币战争与债务战争的理论教父。他教坏了美国，祸害了世界。今天正在祸害中国。
米尔顿·弗里德曼因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闻名经济学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传播他的理论。
由于中国解放后效仿苏联计划经济，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的市场经济（春秋时代齐国前300年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齐桓公时代管仲改革实施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式市场经济）以及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中的重要的市场经济部分早已忘记，因此何为市场经济反倒几乎一无所知。
弗里德曼无疑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与助推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导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基本没有研究中国市场经济悠久的历史，一切向向西看，向美国看，弗里德曼等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然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学家们的《圣经》，弗里德曼的话就像上帝的话，无论是否真实、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是否合乎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都是不可怀疑的。例如最近由刘鹤领衔起草的“383”改革方案就具有强烈的弗里德曼底色。
据学界传说，弗里德曼尤其善于辩论，与人置辩从未输过。我相信，因为你看他的著作，虽然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同样看到，他确是善于诡辩。
不过，本文就专门来戳穿他的诡辩。
弗里德曼不愧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高手。为了宣传自己理论的高妙，他首先占领道德制高点，然后再凭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再占领理论制高点，于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还有多少人敢怀疑他的理论呢？
他首先用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作为抬高自己理论的台阶：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接着弗里德曼将美国说成是没有任何污点的道德模范：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作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不可能不熟悉美国的前世今生。而美国一点不清白，充满罪恶，但是为了说明自己理论的正确就这样睁开着眼睛说瞎话。
美洲原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过着自由的游牧生活。美国建国首先需要的是地盘，于是这帮来自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就是靠采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办法实施种族灭绝来获取了他们建国的土地。
我们摘录几段英国剑桥《美国经济史》的记载就彻底击穿弗里德曼的谎言：
美国建国前从欧洲来的各国殖民侵略者遭到印第安人抵抗，但是来到这里的英国人（即后来脱离英国成为美国人的这些人）无耻的蓄意的将当时的无法治愈的天花病毒传染给印第安人，以此悄无声息的灭绝印第安人。
“由于缺乏食物，当地人的内部分裂，以及天花疫病的流行，致使北美土著人停止对殖民者的进攻。天花疫病的流传是英国人蓄意造成的。他们在匹兹堡分发带菌的毛毯时引发的。”
“18世纪80年代，在大平原及西南以及其它地区差不多1/3的人口以前从未遇见过传染性疾病的袭击，这时也被天花击倒了，同时当地还爆发了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疾病。”
“18世纪80年代爆发的流行性疾病，同样摧毁了南部平原和西南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
由于天花等传染病的传播，大量的印第安人死去。仅仅“加利福尼亚地区印第安人人口从从1770年的72000人减少到1830年的约18000人”
这些未来的美国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以英国女王的名义颁布法令，采用大量猎杀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的“野牛政策”和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头皮政策”来鼓励白人猎杀印第安人，或者直接绞杀印第安人：
“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指美国独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或许弗里德曼会说，这是美国建国之前的事，与美国无关（在中国现在就有人这么说）。但不可否认就是这帮欧洲来的强盗把印第安人驱赶，几乎彻底灭绝之后建立美国的。弗里德曼的逻辑就是说，一伙强盗杀人放火抢占别人的财产地盘以后成立了一个组织，例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然后就说我们共和党或民主党是清白的，没有干坏事一样无耻之极。
美国建国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改邪归正，并以印第安人拒绝他们的“文明开化”为由，继续驱赶屠杀印第安人：
“……美国扩张主义的利益集团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把‘文明开化’的政策目标调整为驱逐所有东部印第安人，要求他们把东部的土地让给美国政府，作为交换，美国政府给予他们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在政府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以后，杰弗逊总统增加了这种土地交换的可能性，……1825年，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驱逐印第安人的清单，1830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印第安人》驱逐法得到通过。”
后来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发现了金矿，美国政府就制定了种族灭绝的政策：
“由于淘金潮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就接管了这一地区（墨西哥州—引者注）……因为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私人军事扩张得以进行，北部和山区的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出去，彻底灭绝印第安人就成为美国政府一项经过认真商讨得而执行的政策。到1860年，4000多土著印第安人——代表印第安人的12%就死于这样的清剿战争。……1850年的法律规定，只要白人认为你是流浪的人，任何印第安人都要受到罚款。……印第安人的儿童和姑娘会当被绑架做奴隶和妓女。疾病、酗酒和贫穷是印第安人要经常面对的问题，这已经不足为奇了。疾病通常有肺结核、天花、肺炎、囊虫病和性病，这些都是造成印第安人死亡的主要原因。1848—1860年间，有2/3的印第安人都是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的。”
“至1865年，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口数量可能不到35万人，与人民估计的4个世纪以前的500万到1000万人来说，显然是急剧减少了。”
殖民主义者到底杀死了多少印第安人已经不能确实知道，历史学家估计，北美印第安人的总数超过1000万，到19世纪末期，只剩下20多万。
印第安人不愿过美国人的文明生活，所以就被美国灭绝了，谁来干活呢？
他们就从非洲贩来大量的黑奴：
1700年到1809年从非洲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贝宁海湾，比夫拉湾和安哥拉六个国家和地区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就高达6，672，000人。
黑奴贸易持续了400多年，使非洲损失了1亿多人口，而美国则是使用黑奴最多的国家。
这些都是美国建国前后的罪恶，铁证如山，弗里德曼却一句话美国“以清白的历史开始”就将美国的原罪掩盖过去，开始编造美国奇迹的美丽传说。
弗里德曼继续论述美国奇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于是，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杰弗逊宣称的‘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美国奇迹就产生了。
然而经济历史学家尼尔.索尔兹伯里在《美国经济史》中如此大量的历史记载说明，美国建国前后历史，美国对“天生平等”的人实施了全面的种族灭绝。
美国，从建国开始，从总统杰弗逊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在说谎，都在欺骗，都在把强盗恶魔说成天使，都在掩盖美国的原罪。
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奇迹产生就是由于美国实施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里的思想这个的观点站不住脚，是对美国奇迹的神话与美化。索尔兹伯里对此段美国经济历史的总结，更是用铁证戳破了弗里德曼对美国奇迹神话与美化：
“纵览1865年时整个北美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其所造就的巨额财富，就可以认识到印第安人背叛与土地分离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罪恶的历史铁证将美国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弗里德曼却是美国的王二：此地无银三百两。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条件之上，即私有制与私有制下的公平交易。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市场交换确实能各取所需，促进合作与经济发展。但是存在的条件并不如弗里德曼所说。
第一、市场的交换并不起源于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私有制，还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因此，说“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就是否认交易起源于公有制和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的历史事实。春秋时代的齐国，管仲实施的就是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混合的市场经济（参见笔者《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
其次，“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但协议常常并不公平。公平交换的概念是等价交换，真实的市场交换有等价交换的时候，但常常是不等价交换。因为交换的定价权永远掌握在强势一方。所以，大量的交换都是被迫自愿的，没有公平可言。因此，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交易理论假设条件存在严重缺陷。
论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后，他再次借助亚当斯密论证“市场万能”：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可见他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具有克服政府干扰的能力，具有完全的自我纠错能力，市场万能，所以不需要政府干预。历史反复证明，市场确实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十分有限，所以总是爆发经济危机。
弗里德曼引用亚当斯密这段话来论证市场万能显然是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古人。因为《国富论》发表在1776年，但那时英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还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英国是在1825年7月才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已经过去50年了，而到1857年，才从美国开始爆发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差不多已经过去80年了。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但是，弗里德曼这个善于诡辩的经济学家也有说漏嘴的时候。他指责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无意之间说漏嘴了：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熟悉美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恰恰就是这5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罗斯福的新政采用政府干预市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军火大量需求刺激经济，结束了美联储弄出来的1929大萧条。
他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模式卓有成效：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经济发展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更快，在很多经济领域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300多年走过的路程，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次证明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
真正的国际自由贸易应该是人类走向合作与和平的必由之路之一，也是当今中国政府所努力倡导与实践的。但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国际贸易几乎还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但是，弗里德曼却敢大言不惭的说大英帝国就实行了完全的自由贸易：
“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果大战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自由贸易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实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也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们大体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条件，同任何人自由买卖，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使我们在今天更感觉惊奇的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整个欧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护照，也不受那重复的海关检查。他们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可以自由入境并成为居民和公民。
结果，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百年，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最和平的时代。在这期间，只有过一些小战争，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自然还有美国国内的大内战，它本身就是美国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实行奴隶制的结果。”
看来弗里德曼对历史并不陌生，但是他彻底的“忘了”大英帝国在中国强迫自由贸易失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市场，贩卖毒品的鸦片战争。那是什么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就是各方的自愿。我需要你的产品，或者货币，你需要我的产品或者货币。同时我愿意交换。如果我不需要你的产品（质量、价格、品种等等不符合我的要求）就可以不与你贸易。也就是说自由贸易有愿意交换的自由，也有不愿意交换的自由。可是当年英国商人运来的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不符合中国市场的需要，所以中国自然拒绝与之交易。
英国如果真正遵守自由贸易的话，就应该自动回到英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商品再来与中国贸易。可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凭借炮舰洋枪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通商口岸进行贸易。这是什么自由贸易？！这种兵临城下的协议有何平等自愿？！
打开中国通商口岸后，英国人还是没有有竞争力的商品，于是就卑鄙的向中国人销售毒品鸦片，这是什么自由贸易？！
地球人都知道的事，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难道不知道！？只能说无耻！
不过，由于弗里德曼们善于诡辩与包装，一些中国的学者也许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精神鸦片迷倒了，上瘾了，不仅完全接受这种强盗理论，居然有人比他更无耻。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一天，有一户人家不请自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主人因为只爱喝茶，就请他喝茶。但来人说这是侮辱他，因为他从不喝茶，只喝咖啡。主人说家里从没有咖啡，从来都喝茶，可是来客却说主人欺负了他，于是拔出刀来架到他的脖子上，必须给他咖啡，主人家其他人要将此无理强盗赶出去，于是来客就挥刀杀人，抢夺财产，强奸他的家人。事后家人常常以泪洗面，主人却说，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用茶来招待他，我应该给他喝咖啡，……
我还没听完就止住他说， 你编吧！世上哪有这样混帐的逻辑！？
他点开网站说：你自己看吧！
我看到，这是王人博与所谓著名学者贺卫方的对话：
王人博：……
100多年来，我们一直被西方欺凌的说法是真是假？
贺卫方：中国在近代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西方人想要商务谈判，中国根本不派像样的人去谈。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见皇帝必须三拜九叩？这不是欺负人？西方人见教皇才双腿跪地，见自己国家的君主最多单膝跪地。相比而言，日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屈辱感。1853年，佩里准将带“黑船”到日本，日本人说别打了，谈判吧，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迫使日本幕府敞开了国门。现在日本人每年在佩里将军登陆纪念日，还要搞纪念大会。我们的屈辱感是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告诉我们说，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
看完文章我无言以对，世上真有如此混帐的逻辑。朋友说：
贺卫方就是那个混帐的主人。
外交礼仪中“入国随俗”是一个通行的国际准则，外国人来中国按中国礼仪，中国人到外国按外国礼仪没有任何欺负的成分，有何不妥？……
我陷入了沉思。以自由贸易自居的西洋人有权强迫他人贸易吗？美国，欧盟今日不也是禁止出口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中国能强迫它自由贸易吗？
贺卫方这个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怎么了？他的思维果真如此弱智？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若中国的学者都如此思维，真令人不寒而栗；若中国的政治家都如此思维，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弗里德曼继续论证美国创造了的奇迹，靠的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国富论》和《独立宣言》：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他和萨缪尔森一样，用亚当斯密这段话来证明所谓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是市场经济和谐的规律：“《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
显然，他和萨缪尔森一样阉割亚当斯密的思想，因为亚当斯密仅仅论述了市场经济中有私人资本自利利他的现象，但从未论证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原则、原理，规律，并不认为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反之，认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根本矛盾的，并对私人资本侵犯公共利益进行了强烈谴责：
“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如果说萨缪尔森无视亚当斯密对私人资本的谴责，断章取义（详见笔者《西方经济学必须纠正对<国富论>的断章取义》），那么弗里德曼却胆大妄为，敢于在同一本书中，前面引用了斯密的这段话来证明所谓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紧接其后就敢用斯密否定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一致性，对私人资本的揭露谴责来为自己狡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此刻，弗里德曼对亚当斯密指出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性视而不见，反而狡辩说，对私人资本滥用自由权力的限制造成的损失会比放任私人资本滥用权力的损失大。可见，弗里德曼的学术道德腐败比萨缪尔森有过之无不及。
不过他的狡辩貌似有理，很快我们就会感谢弗里德曼，因为他杰出的研究发现，迄今为止，正是私人资本滥用自由权力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特别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严重的1929年经济危机大萧条。
不过他却把罪过归结到美国政府错误货币政策，而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萨缪尔森会证明他错了。两位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互掐，很有意思吧？
谁在说谎呢？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资本都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强势资本总是操控市场，而最关键的大金融资本如果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获得了政府机构部门的职能和权力，那么，就是将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不仅是官商勾结，而是官商一体了。而美联储就是这样官商一体，不是政府的政府，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府。它成立之始，就大显身手，制造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弗里德曼对此记载道：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从弗里德曼的记载分析可见，是美联邦储备系统制造了1920－1921年这场危机。
弗里德曼的研究卓有成效，他还发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 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自由放任的投机游戏无法继续玩下去，崩盘了——引者评）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弗里德曼在谴责联邦储备系统（他一直将联储委员会当做是政府部门—引者注）不干预市场，显然此刻，这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师主张政府干预市场“自由的发展”了！
联邦储备系统为什么不救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政府，是私有企业，凭什么救你呢？除非自己认为救市对自己有好处，就像2008年那样，可是那时的美联储还没有回过神来。弗里德曼使劲的揭露联储委员会这个“政府”的不是，却使劲的反证自己的观点的错误。
“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
“……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弗里德曼在其巨著《美国货币史》中记载分析更为详尽，在第一章绪论中他总结道：
“美妙的时代在1929年嘎然而止，那一年正经历预示大萧条的低迷时期。在它的起始阶段，除了货币存量轻微的下降，这次紧缩在货币方面和早期的紧缩一样。除严重紧缩外，无论紧缩或扩张，货币存量通常还是在上升，虽然在紧缩过程中增长率很低。但是紧缩的货币特性在1930 年后期急剧改变，几家大银行的破产导致随后出现了一系列银行流动性危机，包括空前规模的挤兑和银行倒闭，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以及美联储对事件的反应强化了银行业的倒闭风潮，即便他们没有将复苏的可能扼杀在摇篮里，那么他们也没有把握住复苏的最后一线曙光。”
综上所引可见，弗里德曼之所以不余遗力的强烈谴责美联储委员会是因为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而他认为联帮储备委员会是政府机关。
可笑的是，他就像唐吉可德大战风车一样，搞错了对象。
联邦储备系统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组成。前者是十二大地区私有银行，后者是由这十二大地区私有银行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虽然有美国总统任命7名委员，但是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投资与股份，按公司的运作规则，股东才有决定权，因此，政府代表不过是代表政府发表一些参考意见而已，其主要还是为美联储装潢门面，欺骗公众，误以为这是政府机构，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实际根本不是美国政府机构。
萨缪尔森对此有特别解释：
“在考察联邦储备系统组织机构时，有人可能会问：联储属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政府部门中的哪一方？
回答是：‘不属于任何一方。
从法律上讲，十二大地区储备银行都是私有的。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储则又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活动的’。
联邦储备系统在名义上是一家公司，为所有作为其成员的商业银行所共有。但在实际上，它却是一家公共机构。它直接对国会负责并细心听取总统的建议，一旦它以盈利为目标并且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服从公共利益。”
萨缪尔森承认了十二大地区储备银行都是私有的，其联合体同样也是私有的公司，并以盈利为目标。由于美国当初没有国家中央银行，于是它们就取得了本来是国家机构中央银行的地位。
萨缪尔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活动的”。因此，由于它私有的性质，它绝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那样，真正在“一旦它以盈利为目标并且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服从公共利益。”因为这违反了资本以盈利为目标的本性，萨缪尔森此说和弗里德曼一样都是在美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美国政府根本就管不了美联储，美联储就是完全独立的：
“然而首要的是，联储是个独立机构。尽管联储细心地听取国会和总统的意见，甚至服从选举和任命的结果，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最终还是要根据它自己对国家经济利益的看法来决定货币政策。所以，联储有时会与行政部门发生冲突，几乎每一位总统都曾经对美联储的政策提出过建议。若联储与行政当局的目标发生冲突，则总统有时也会有严厉的措辞，然而联储通常总会很有礼貌的听取意见，但仍然会选择他们自己认为的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做法。联储的决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
既然联储的这种私有公司的性质，即使总统国会都仅仅只能提提意见，“决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那么，弗里德曼将制造大萧条和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对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了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攻击就像唐吉.可德大战风车一样的可笑。
萨缪尔森对美联储的说明一下击毁了弗里德曼对政府的指责，两个诺贝尔获奖者无意之间形成了对掐，谁在说话？这次显然是弗里德曼在说谎（美联储性质详情请参见宋鸿兵《货币战争》第一卷）。
萨缪尔森都知道美联储的这种私有公司的性质，弗里德曼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解释：他们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使用权威帮助证明自己就怎么说，哪有什么学术道德。
宋鸿兵先生在2007年出版了《货币战争》第一卷，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国际金融大资本通过货币战争来“剪羊毛”，掠夺他国人民财富的秘密。很多人将信将疑，一些自信矜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不削一顾，轻蔑的斥之为作者主观的想象推测，名之曰“阴谋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证明了宋鸿兵书中的观察预测，于是相信货币可以战争的人终于多起来。但是， 迄今为止，货币战争问题仍然没有被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当成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予以重视研究，其中原因赖人寻味。相反，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正在不余遗力的在中国实施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承认有货币战争，也就没有防止他国利用货币战争来掠夺中国财富，保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安全的意识。
而事实上，弗里德曼就是美国发动货币战争掠夺他国财富的理论教父。
在讨论自由国际贸易的时候，弗里德曼道出了货币战争的秘诀，为美国不用武器掠夺他国财富支了第一招，当然首先中招的是美国的盟友日本：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鲜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花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也许在此之前，虽然有罗生柴尔德家族率先知道滑铁卢拿破仑战败消息在伦敦金融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发横财的货币内战，但是，作为国际大规模货币战争尚未发生。此刻，弗里德曼训斥了美国太愚蠢，叫醒了美联储：美国发明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就是用几美分成本印刷的百元美钞就可以出口到世界上“自愿的，平等的”交换任何商品。
货币战争的原理是什么呢？弗里德曼细心的解释道：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弗里德曼怕美国人还不懂，再次教训要“保卫美元”的低智商美国人：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它就会定在收盘时的比率。这样产生的美元对譬如说日元的比价，可能暂时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国货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货的相对成本。要是这样，这就会给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一种刺激去买进美元，留存一些时候，等其比价上升来获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国货的日元价格，就会刺激美国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货的美元价格，就会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这些发展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而纠正开始时过低的比价。美元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确定的话，就同所有其他的价格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它传递情报，提供促使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的刺激，因为它影响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
那为什么对美元的“疲软”生那么大气？为什么反复发生外汇危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兑换率不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就美国来说，从1973年到1979年初，损失了将近二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套重要的价格起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能够阻止基本的经济因素对汇率最后产生影响，但却能够使人为的汇率维持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妨碍了适应基本因素的逐渐的调整。小的混乱累积成了大的混乱，最后发生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
到此弗里德曼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之一和盘托出，聪明的美国总统和议员们，美联储掌门人从此应该从理论原理上明白了，掌握了世界货币美元发行权的美国，如果能够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实行金融自由化，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定价自由浮动，那么，美元这只军队比美军海陆空三军还厉害，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不管是斩首行动，或是定点清除，还是外科式的手术打击，或者是围剿猎物的大兵团作战都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当然，其他国家由于没有处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美元，强者就实现货币自强，弱者就只有被人围剿的份了。
“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这句话不仅点醒了美联储，还点醒了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
“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那么富可敌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同样就可以对相对弱小国家实施货币战争，“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了”。
债券本来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并且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按事先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因此债券的本质是一种融资凭证，是债的证明书。
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受法律保护。
但债务人权力的保证更为根本还在于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和意愿。二者具备才是最安全的。有偿还能力没有偿还意愿，有常怀意愿却没有偿还能力，债权人都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即使有法律保护也很难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债务人是一个黑帮，一个霸道的强国，就可以用此道不劳而获，兵不血刃的掠夺他人他国财富。
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果有人故意用大量借债然后不还就可以拖垮债权人。这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之间用此法下套，将竞争对手消灭于无形并非个案，利用这种方法来对付竞争者无异于战争，因此，我们就用“债务战争”来定义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
美国其实早就已经打响了债务战争，而教父就是弗里德曼：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由此可见，弗里德曼为美国掠夺他过国财富支了第二招：用债券纸片换英国的实物商品，用外国的储蓄的真金白银来投资，比自己的储蓄发展更快。于是，美国人听懂得他指点迷津后基本就不储蓄了，将本来经济活动正常的融资手段债券纸片变成美国又一项掠夺他国财富金融核武器。
弗里德曼早就窥探出债务战争的秘密，于是教训美国，不要去和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实业领域竞争，而应该在美国人的强项就是金融等领域来竞争：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什么是“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呢？
我们看到，在弗里德曼的教导与训斥下，美国终于醒悟，印刷美元，发行债券和金融创新出无数的“金融衍生品”，互联网就是美国最能发挥优越性的事。
所以，美国的实业空心化，产业金融化、军工化、网络化，美国基本不再生产生活品，也基本不再生产普通生产设备，就生产三个东西：
一个是抢夺别人财富的货币、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一个就是保护他的货币霸权，债务霸权的杀人武器军火产品，一个就是监控全球的互联网。
美国尝到了甜头，于是不仅对英国，对日本，对全世界都如此，交替的使用货币战争、债券战争和军事战争三种手段。你不“自由贸易”向我出口商品，储备美元不够，我就用美元攻击你的外汇市场，迫使你增加储备美元；各国增加储备美元，美国自然顺势又大量印刷美元，向各国出口美元；美元发行太多面临贬值，各国另图他策，例如欧盟发行欧元，于是美国又用回5%的美国债券保值来吸引债券投资，于是各国又不得不购买美国债券纸片。
如果谁要挑战美元与美债，美国就在周边发动战争，制造动乱，威胁人们回购美债。例如欧盟发行欧元，美国就在东欧发动对科索沃的战争。中国人民币要国际化，美国就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总之，全球各国就如此成为美元与美债的俘虏了。
有了美元与债券两手，于是美国左右开弓，将各国经济玩弄于鼓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美国尽管一次又一次信誓旦旦的声称美国不会违约，演出了一场又一场限制债务的闹剧，但是，哪一次的结果不是再一次突破债务上限？这说明美国骨子里决不愿意放弃举债，特别是向外国举债，因为这是和发行纸币一样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条件下合法掠夺他国的财富。
中国2013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66万亿美元，其中有房地美与房利美债券7763亿美元，2013年9月下旬“两房”垃圾债券暴跌88%，损失6831亿美元，已经几乎归零。美国一枪未放就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规则合理合法掠夺了中国数千元美元。而美国最近制造的首艘下一代航空母舰“福特”级航母“杰拉德·福特”号研制和建造费用为150亿美元，6831亿美元可以制造45艘！
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将债券贬值就是打击对手无声的战争。
而美国如果不还债，或者持续大幅贬值债券，或者由于出现某种“意外”导致不能还债，就可以自动击垮购买美债足够多的债券人。中国购买美债世界第一，美国一边与中国高谈合作，一方面正在步步为营，全面遏制中国，中国处于最危险的债务战争核弹威胁之下！
弗里德曼一方面高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也承认不能因此轻视国家安全：
“几世纪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各种论文书籍浩如烟海，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这个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收某些特定关税的饰词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确实需要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已不是在讨论理论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确认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有必要征收关税或对贸易实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较一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特定目标的代价，并确立至少表面上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征收关税是代价最低的方法。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作这种比较。”
可见，弗里德曼承认自由贸易不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P.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P.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P.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P.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P.67 根据表2合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第二节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一章市场的力量第二节《价格的作用》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一章《控制的专横》第5节《控制和自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第二节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三章《危机的剖析》第二节《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三章《危机的剖析》第四节《银行业的危机》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三章《危机的剖析》第7节《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第二节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第二节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中华论坛《中国7763亿美元“两房”垃圾债券暴跌88%几乎已经归零!》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第二节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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