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因为曼德拉，以甘地为代表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又走进人们的视野，但对其解读，却不免存在某种神化的嫌疑。其实，神化源于人们的误解。本期专题，拟简要介绍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史实，希望有助于厘清一些真相。

    理论上，甘地“非暴力抗争”过于迂腐 甘地认为“非暴力抗争”适用于任何场合
   
    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他认为，真正的强大不是暴力，而是非暴力，暴力在本质上才是虚弱的表现；坦然接受暴力打击的人，他身上就蕴藏着比任何暴力都更加强大的力量。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而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对甘地而言，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必须始终坚持、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应用。如他所说：“这种力量（指坚持真理的力量）既可以被个人所用，也可以被团体所用。它既可以用于政治事务，也可以用于家庭事务。它的普遍应用性就说明它是永恒的和战无不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运用它……这种力量对于一切暴力、专制、非正义来说，就像是光明对待黑暗一样。”
   
    甚至主张犹太人集体自杀来让世界注意到希特勒的暴行
   
    甘地对“非暴力”的信念如此坚定，把它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于是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特别在二战期间，他就局势发表的一些呼吁和见解，今天看来都颇为荒唐。甘地曾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来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的时候，他却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刘易斯·费舍尔在《甘地与斯大林》中记录了甘地另一则事情。1938年，甘地认为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那会“让世界和德国人觉醒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他为自己辩解说：反正犹太人已经被杀了，还不如死得有些意义。 （《关于甘地的思考》，《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哲学建立在“人性本善”前提上，能否成功要视乎对手是谁
   
    人们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津津乐道，从“向食盐进军”到几度被羁押，从办报到劝解民族团结，许多人深信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一手促成了印度的独立。正是甘地这些行为和“成就”，才塑造了圣雄的神话地位。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何以能成功？甘地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人性本善，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问题是，人性本恶还是本善依然是恒古争论的问题，所以在实践中，非暴力抗争能否成功需要运气，视乎对手是谁。
   
    甘地的对手英国，在其本土，舆论自由、司法独立等现代政治文明规则逐渐深入民心，而且英国在印度当时逐渐建立起法制社会，以及相当明确的三权分立政体。当然，面对持易见者，英国究竟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
   
    英国殖民当局建立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规则满足了甘地“非暴力抗争”前提条件
   
    事实上，甘地自始至终都享受到基本权利，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英国大众对他也是宽容的，即便是因他抵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1931年，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夏伊勒陪同甘地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近距离见证甘地受到的待遇。火车一到伦敦，印度事务部的官员给他当司机，汽车刚到旅馆，即发现几百人伫立雨中等候，旅馆大厅里更是聚集了来自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新闻界的1500多人。除了在圆桌会上自由辩论外，他会见了从议员到纺织工人的各界人士，甚至以恢复棉布贸易来煽动英国工人向政府施压支持他。（《甘地的武器》， 夏伊勒）
   
    又以著名的“食盐长征”为例，1930年甘地带领成千上万的信众来到丹地海岸自制食盐，导致5万人被捕入狱。而他的信奉者，女诗人萨罗吉尼奈杜则率领 2500名志愿者向苏拉特进军，准备占领那里的巨型盐场。美国记者韦布·米勒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甘地的信奉者们默默地前进，在离围栏大约100 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经过挑选的一队志愿者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越过壕沟，向铁丝网靠近……突然，一声令下，一大群印度警察扑向迎面而来的示威群众，他们手中的包铁长棒雨点般地落在志愿者的头上。没有一名示威者举起那怕一只胳膊抵挡一下落在头上的棍棒。他们像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栽倒在地……但示威者只管前进，直到被打倒为止。”
   
    “食盐长征”成就了一次媒体狂欢，美国1350家媒体都报道此次行动。事后，英国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沮丧地认为，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无疑甘地及其信徒伟大的自制必须肯定，但是假如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美国记者的报道，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无法传播到西方，使得甘地自身一直被置放在世界读者的眼前。
   
    在印度皇家警察任职过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曾以苏联为例，指出唯有英国治下才能产生甘地，这需要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保障群众运动的形成，进而吸引外界注意；“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当非暴力抵抗的观念碰巧同时降临到俄国民众的脑子里时，俄国民众才有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即便如此，从乌克兰饥荒的历史来看，那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但印度独立不仅仅是甘地的功劳；相反非暴力不合作或使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更为容易
   
    不可否认，甘地确实阻止了暴力的进一步蔓延，非暴力运动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比如1931年的《德里协定》。但是，于整个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而言，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究竟有多大的贡献？
   
    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印度独立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历史结果。在印度民族内部，在精神领袖甘地之外，有一位负责实务的政治领袖尼赫鲁，以及贱民领袖安培多伽尔。后者是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三驾马车一起领导、影响了印度独立和建国。而实际上，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尼赫鲁很难说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印度独立运动中不乏流血冲突，特别在后期“退出印度运动”——学者尚劝余概括说“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
   
    另一方面，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还做出了另一番的解释。他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而使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更为容易，而非抗争带来压力，因为甘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争执的行动”：“严格说来，甘地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是英国人的敌人，但因为在每次危机中，甘地都会挺身而出，制止暴力——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印度人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所以，他被英国人认为是“自己人”。英国人在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不过，奥威尔对于非暴力抗争是否确实有助殖民统治的稳定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他承认“这样一种考量，长远来看是否靠得住，值得怀疑”。（《关于甘地的思考》，《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
   
    而实际上德日军事威胁和美、中的压力才是英国主动撤出印度、并平稳过渡的最主要原因
   
    二战一开始时，尼赫鲁等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虽然时不时发动静坐示威类的群众运动，并向印度人和中国人灌输“非暴力”同化日本人的谬论，但他在原则上的正确站队，让英国很领情。此时英国日子非常惨淡，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因此维系印度殖民统治有些力不从心，但丘吉尔并不愿意放弃印度，态度依然十分强硬。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国对于印度独立态度不得不重新调整。1942年日本在东南亚相继占领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战火烧到了印度边境。印度当时不仅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还是沟通中国、东南亚和中东战场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对盟国战事有着重要意义。此时印度国内独立运动战线与英国关于独立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独立谈判陷入僵局。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要求“英国像美国让菲律宾独立那样，让印度独立”，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性。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克里普斯方案”研究》，郭俊超，广西师范大学）
   
    最终，在德、日的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英国开始主动提出印度独立方案。而另一方面，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民众同情印度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一直批评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的残酷的殖民政策的工党取代取代了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并主动放弃印度，至此英国国内阻碍印度独立的最大因素消失，印度和平独立也就顺理成章。
   
    从长远来看，印度独立确实是历史趋势，但不可否认，印度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快速并且较为平稳的独立，二战的局势、印度的地缘政治以及工党的上台，这些因素才是主要原因，而非取决于甘地的抗争。要不是英国主动放手，僵局将很难打破，而流血冲突也难免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仁慈，从本质上说，英国放手只不过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
   
    此外，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也无法阻止冲突和杀戮
   
    此外，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无法阻止冲突和杀戮。 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40多年里，警民总共将近8000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100万人。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40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还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局限性？
   
    印度独立后，印巴分治，这时期空气中弥漫着种族屠杀的血腥味。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信誓旦旦说非暴力绝不会导致丢命，但一个激进的印度教徒高德西枪杀了他。而他被刺的根本原因则是他的改良实验都以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作为代价。
   
    结语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愿望确实很美好，但其对印度最终独立的历史贡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