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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源:刍议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深层文化问题 
作者:[溪源] 来源:[作者惠寄] 2012-12-19


编者按:溪源先生不是从问题到问题,而是从文化的深层——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论述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值得所有决策者参究。

    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艺术等众多方面,将不可回避地面临诸多方面的判断与抉择,尤其在未来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文化对经济制度的诠释力和话语权的确立将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环境。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经济问题,认清全球化的趋势和本质,并结合国情和实际,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瞩目,不少问题也让西方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尤其在西方经济出现问题时,一些大师们还寄未来经济学的希望于中国;而另一方面,至今我们却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国内不少学者谈经济问题,依然是言必称希腊。同时我们还看到西方经济学自身的不同学派也观点不一,甚至出现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的现象。因此从当前看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似乎大家都有一些找不到北的感觉。那么到底怎么看这种现象?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思路或者答案。

    现实中,经常遇到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理论或者企业的规章制度我们学不来、无法学,或常有南橘北枳的情况。这实际上正说明任何制度的产生和设计都是离不开文化的诠释和支撑的。众所周知,希腊时期形成的系统的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构成其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理性思维的主要内容,基督教的契约观念又为其提供了法治的伦理基础。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一方面与培根的实验方法结合,导致不断地一分为二,不停地寻找客观物质的最小单元;另一方面则是讲究对任何问题的是非必须讲清楚,制度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并在概念清晰的基础上,不断地用形式逻辑来构建其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等大厦。但是这种从个别到一般形成的概念,对个别来讲已经是丢掉了不少客观联系的条件和信息,而还原论导致的从个体或者一般的概念出发,再用形式逻辑的线性思维来推理和建立整个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法律、财政、税收和企业管理制度体系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当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则出现原来的假设、概念、模型或参数越来越脱离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已经导致蝴蝶效应并出现系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的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反映。而这里综合反映出来的概念加形式逻辑的无限推理和应用后出现的问题,其根源正如东方老子指出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实际上就是指出概念及其使用范围的有限性和理论的应用必须联系实际、决策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认识论意义。而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这和他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世界已发生了变革,尽管在过去几年遭受到了巨大打击,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首个以思想立国的国家,这个思想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提出‘你认为这个想法如何?你想如何改变世界?当你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段看似简单的话,但是作为国家的立国思想突出个人和自我就非常很特别了。这对我们“道之将行,天下为公”的东方文化来讲是有点背道而驰的!西方文化中的分析哲学、抽象思维决定了他们必然一切从清晰的个体、从我出发,以量和形式逻辑来构建他们细密的社会法律和清晰的产权经济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律制度的精细化和产权的私有化。这是他们的活力所在,但正如任何事情都具有其两面性,他们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2008年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干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后来,她又给英格兰银行行长打电话,问了同一个问题。于是,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召集顶尖专家专题研讨。这些专家给女王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就能发现他们容易出现宏观辩证思维的缺失则不是偶然的。

    那么,我们的文化与之相较又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比较中呈现出不少相反相成的现象,而且恰恰又与从否定西方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天然的联系,这又说明什么呢?

               二、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比较中来把握全球化过程的一般规律

    老子《道德经》中有“执大象、天下往”的话,意思是“抓住了最根本的规律以后,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和无往而不利,天下都将向往和归顺”。通过对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我们看到许多相反相成乃至互补的现象,不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需要我们从大规律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
 
    比如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就是讲,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官僚化使市场失去了生机与活力,那么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必然出在国有企业。这些显得很对偶,但也确是有依据和道理的。

    在金钱与权力的关系方面,美国是金钱支配权力,中国则是权力支配金钱;美国的政治哲学以讲权利、讲法律为主,也讲道德。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则以讲义务、讲道德为主,也讲制度和法律。我们以前批评人家是帝国主义扩张,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而人家现在则抨击我们是专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人重消费,中国人重储蓄,人家实行直接税为主,我们还只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这里面的一系列对称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再从产业经济看,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都广泛地存在。

    如果要专门找这方面有趣的对称、对待问题就更多了,连我们地名的书写顺序都和人家相反,为什么会这么巧呢?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来看,这两者似乎构成了“阴阳”、“矛盾”关系,那么辨别和认识到这种“阴阳”、“矛盾”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从更大的时空看,还要认识到这些诸多的现象中实际上就包含着一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北宋哲学家张载从传统文化的认识论角度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则必其反,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无疑对启发我们从文化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未来东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等的碰撞、交融、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阴阳”即矛盾的关系,双方的互相转化、互根、互补,平衡、对立、消长必将是未来主导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化问题的主要形式。这种推断可能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但是我们注意到当年管子在管理国家总结的七种方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管子?七法》)中就包括“象”,这是为了处理作为复杂系统的国家事务,具有我们民族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这七法《管子》具体解析为“……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这其中的“象”一法是多么地类似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维方法!这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还注意到钱学森同志晚年十分强调:“我们要多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关于思维科学》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以这种形象思维是有其重要价值的。在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晶中医中,就强调“察色按脉、先辩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医医国”(唐。孙思邈),“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老祖宗的这套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给予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视。并从实
践中丰富和加深认识。

    因此,从文化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宏观的大规律,一方面使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知己知彼,树立更加自觉、积极和主动的战略意识;也让我们在坚信自己优点的同时更加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不足;同时还将使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心中有数,更加善于扬长避短、有的放矢,从而避免长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尴尬!更重要的还要在未来全球治理合作新模式的探讨建设过程中,树立起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碰撞乃至冲突,这是人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必然。《易经》中谈到“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因此,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也必然酝酿着重要的历史机遇、成果和重大战略挑战。既然自然选择了中华民族为其中的一方,赋予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就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既要要高度重视挖掘和弘扬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重塑我们文化的诠释力和感召力。更要注重融合与扩大东方的文明圈以与西方形成对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的互动。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阴阳互济共生,有很大的回旋空间,不能排斥或者完全对立地看待对方,要善于在两极互动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把握好度,善于转化,注重发挥东西文明的综合的优点,主动抢占综合东西方文化优点这个战略制高点,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夯实文化根基,积蓄软实力服务。

            三、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经济等领域中众多“二”的对待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纵多领域改革的指导意见都有个“分”字当头。诸如“分田到户”、“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医疗卫生领域的“管办分开、赢利与非赢利性分开、医药分开”,电力行业的“厂网分开、输配分开、主多分开”等,正是这个“分”字,让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个“分”字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必须承认和西方的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有根本的关系,必须承认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这个“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分”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合”,而不是要“分”了后弄“散”了。所以我们现在深化改革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分”要分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什么时候“分”最合适呢?“分”以后是否同时考虑其“统”的问题?“统”的形式、内涵又是些什么?也就是讲我们也要注意和避免“分”了以后,导致群龙无首,无序发展,给“分”散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文化中的认识论这个因素来审视,才能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现阶段,我们深化改革同时还面临着众多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包含计划、监管、政策、价格、审批等)、商品与货币、供给和需求、物质生活与精神道德、私有与公有等等众多“二”的对待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依然坚信“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所谓小政府、大市场,迷信看不见的手,经济学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仍然是主流。在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上,货币已经成为脱缰的野马,成为了新殖民的手段。结果已经出现了不少难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流学者也存在在众多的两极中习惯执其一端的偏颇。比如在诸多领域中把市场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似乎只有彻底的市场才是优化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现实中如煤炭开采只要有钱就可以干,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也片面地追求市场化,大有“一化”了之的价值认同。煤炭需求旺盛了,有钱就能开采,结果煤炭事故频发,基层官员参股,引发腐败,现实是我们根本无法监管和管理到位,只好收归国有。山西似乎参照了历史上的“盐票”而出台了煤票制度,但却又有被批评以所有制来代替安全,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忘记了任何事情的成立都要有具体的条件,导致对这些“二”极的问题绝对化,似乎只能取其一,而现实中的具体条件问题、负面结果倒成了其次?至于什么理论联系那就早已经抛到九霄云外!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就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那么怎么处理这些“二”极的对待问题呢?中国古典哲学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两末”之辩的说法,认为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实的问题和意义都在两者之间的“度”,也就是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偕行,所谓“君子而时中”、“天下随时”的问题。至于怎么才能把握好度呢?那就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们反复强调的老问题了!曾国藩早已经说过:“天下事,需要躬身入局”才能从亲身的感受中提出有益的解决办法。否则,抓其一点,攻其其余,老是沉溺于“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的“两末”之辩中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些文化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无疑是深化改革中绕不过去的需要认真关注的大问题!

            四、开展文化创新是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现在谈起民族复兴,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莫名的振奋。但是这个道路怎么走呢?西方近代的复兴路径似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文明崛起的、具有一般性规律的借鉴。首先他们从文艺复兴开始,先是恢复希腊时代的人文精神;其后在宗教改革方面是处理好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并在宗教自身的发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再后的启蒙运动则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从思想上摆脱了宗教的枷锁;最后的科学革命就是遵循依此而树立起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培根的实验的方法,加上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传统),并以此来审视和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走向了全面的复兴。

    那么参寻此路径,要实现民族的复兴,我们首先就必然要复兴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释、道中的人文精髓,并以之注入现代社会来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和活力,最后一定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探寻出一条新道路,并据此来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走才能走向全面复兴。

    我们注意到一些文化界前辈十分关注这件大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我们应该更加敏锐地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不甘落后、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从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为自己的文明探索出一条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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