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12月13日，“首届全球和合文化研讨会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9周年纪念会”在阿联酋迪拜Radisson酒店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在会上的讲演内容；上图为翟玉忠先生在讲演。
从中国民间的“和合二仙”崇拜到天下和合的大同理想，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合思想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数年前，应河北省儒学会的邀请，我去“和合二仙”寒山和拾得的故里河北省邢台市开会。看到一个不大的村子里都有“和合二仙”的庙子。当地人谈到唐代二位诗僧和睦共处的旧事，简直有说不完的话。 
图片说明：香港新界屯门青松观神仙壁画浮雕。“和合二仙”一人手持荷（谐音“和”），一人手捧圆盒（谐音“合”）；清代雍正皇帝封寒山为“和圣”，封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因此也被称为“和合二圣”。 1、和合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如果说“和合二仙”代表了普通百姓对家庭和睦、婚姻美满的深切向往，那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先生，过去两千年来先贤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价值的提倡，则代表了社会精英对天下和合的追求——大同社会中的“同”字，就是和的意思。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对五帝大道流行时代追述，首先提到“大同”。他说，在那个公理天道流行的时代，执政者一心奉公，政治上选贤任能，社会上诚信和睦。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使老人得到赡养，壮年有用武之地，幼儿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身体残疾之人皆得到国家的福利供养。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据为己有，能竭尽其力从事劳动却不必为自己。因此无人运用阴谋诡计处理问题，也没有人偷窃、作乱，如果外出甚至可以不关大门，这就是大同世界。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大同”作注说：“同，犹和也，平也。”大同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共存、和合均平的社会！ 过去我们常常用大同社会比拟西方不同时代的乌托邦理想，这是不对的。“因事以寓教”，孔子是通过记述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图景，阐释他所提倡的最高人文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在国人心中千载不灭的伟大人文精神，才使和合——和谐统一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如何真正实现和合？关键是践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价值理念。“天下为公”中的“为”字，不是“是”的意思，读作四声wèi，意思是能号令天下的执政者替天行道，始终为人民大众服务。史学家钱穆解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说，在大道‘行’的时候，天下都是‘为公’的。……‘天下为公’的‘为’字亦有两种讲法：一是平声，如白话文的‘是’字的意义，说天下‘是’公的。一是仄声，这句话是说，在大道行的时候，天下的人每做一事都是‘为’着公，就是口语里‘为什么’的‘为’。‘天下为公’四字，应照后一讲法。为什么？因下面的一大段话，便在解说天下一切人都为着公，不是为着私，这才是大道之行。”【1】 事实上，和合观念可以上溯到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西汉学者司马迁在综合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从孔子编定《尚书》所录的尧舜时代，上推到黄帝时代。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蓺，yì，种植——笔者注）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今天我们知道，黄帝实现万国和合，天下和谐统一的“治五气”，即治五行之气，根据一年的五个时节组织人民的生产生活。其遗文就在《管子·幼官》之中。《管子·幼官》本来有图，早已遗失。我们可以利用宋代出现的河图，将其恢复如下： 
图片说明：笔者对幼官图的重建，详情参阅拙文《河图洛书——中华政制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基因》，网址：https://www.daliujing.net/content/4233。 《幼官》类似于后世的月令体系，相当复杂。这里只谈中央“土”这个时节，它能让我们清楚，为何黄帝有“土德”的瑞象，这是因为黄帝执政多有土德“和合”的特点。《管子·幼官》开篇写道：“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这里的黄后，即黄帝的意思，与后面的青后、赤后、白后、黑后相并列。而其他四帝依次治“燥气”“阳气”“湿气”“阴气”。可见，只有黄帝政风，具有一派“和合”景象。 《管子》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的核心经典。据笔者所知，“和合”这个概念也是最早出现在《管子·兵法》中，《兵法》主要谈军事，特别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现全军高度和谐统一，才能克敌制胜。上面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谐辑，意思是协调一致——笔者注）以悉，莫之能伤。”参照上下文，这里的“道”与“德”，不是指个人的修养，而是指通过严明的军事训练，令行禁止。使得军队行动变化无穷不可测度，能够做到出其不意、用兵如神。具体涵盖“三官”“五教”“九章”，其中“五教”一是教战士认识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听从各种号令，三是教战士前进后退的步法，四是教战士熟用各种武器，五是让战士坚信各项赏罚制度。五个方面训练有成，战士就能英勇作战了。“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 2、和合天下的文学艺术形式——乐 中国甚至发展出了不同于西方音乐的乐教，以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所以古人谈到乐的社会功用，说乐“长于和”、乐以“道和”、乐以“发和”、“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当代学者受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习惯于称阐述乐之义理的《礼记·乐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2】这完全是以西释中！中国的乐教包括西方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又超越西方音乐。所以，《礼记·乐记》首先区分了声、音和乐，声指乐音，音指歌曲音乐，而乐则指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的总和，其目的是实现整个天下的和谐统一，因此乐教与礼法、政令、刑罚是“四位一体”的治国平天下之术。 《乐记》开篇即指出，音乐都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生发的。心意识的活动是由外物促使的。人受到外物的触发而心动，于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相互应和便产生了变化。当这种变化形成有规律的音调，就称为“音”。将这些音调编排起来演奏，并配上干、戚、羽、旄等文武舞具表演，就称为“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的目的是实现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天下百姓同心同德。只有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才能守必固，战必胜。乐如此重要，所以只有“君子知乐”。《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荀子·乐论》强调，乐对人的影响深刻，影响也是很快的，所以圣王们才小心谨慎地作乐。乐中正平和，那么百姓就会平和而不会放纵；乐严肃庄重，那么百姓就会心齐而不会混乱。如果百姓和谐统一，那么军队就是强大。城池守卫就会牢固，敌国也就不敢进攻了。“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婴，同撄，触犯——笔者注）也。” “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因为雅、颂之类的乐对于教化民众，天下安危如此重要，所以先贤礼、乐、刑、政并称。《礼记·乐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 综上所述，只有乐教大行，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同时使人耳聪目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归于和平安宁。《礼记·乐记》：“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3、礼乐刑政构筑的文化－政治连续体——天下 天下和合安宁、大一统的治道，具体体现为由礼乐刑政构筑的文化－政治连续体。由于礼乐文明超越地域、族群和宗教信仰的普适特点，使这种天下秩序呈现为一种同心圆结构，中心是施行礼、乐、刑、政的政治中心，外围则按包容性的“怀柔远人”原则，灵活弹性地推行礼乐文明——这种和合世界秩序在东亚持续长达数千年，直到1840年以后，才被西方民族国家排他性的普世主权观念取而代之——从此人类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曾以清朝为例，用图示阐述了中国“王者无外”、和合天下的世界体系。如下图： 
图片说明：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文化－政治连续体——天下，在清代一直延伸到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这一“和合天下”的结构维系了东亚世界数千年的和平。尽管明代以前中国和欧洲鲜有直接接触。来源：【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滨下武志强调了天下秩序的包容性特点，表现为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延续性，核心的族群并不歧视乃至剥削外围族群，反而以更为宽容、厚遇的方式对待他们，有时甚至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在朝贡体制的安排上能明显看出来，滨下武志写道：“它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各省的关系延续扩大到外国和周边，将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看待，并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体制来把握。也就是说，以东亚为中心，包括东南、东北、中央、西北的亚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这些地区作为整体的朝贡贸易圈发挥了作用。”【3】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各省居核心，居于政治考虑的优先地位，也是稳定天下的重心。根据与文化－政治核心的远近，边缘的政治共同体与核心保持着强弱不同的关系，其主权得到核心的认可和保护。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以中国为核心形成的天下秩序是东亚世界长期和平稳定的基石，同诞生于地中海世界的西方排他性国际体系不同，天下体系极少发生战争。 事实上，除了短暂的改朝换代战争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爆发的一般规模不大的冲突，东亚主要大国之间在鸦片战争前近50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两场战争。稳定始终是中华天下秩序的基本特点——它整体上解决了人类持久和平的问题。美籍韩裔学者、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康灿雄（David C.Kang）写道：“从1368年中国明朝建立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在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之间总共只发生过两场战争，即中国出兵越南（1407-1428年）和日本侵略朝鲜（1592-1598年）。除去以上两段插曲，东亚地区的这四个主要大国成功地维护和发展了相互间的持久和平关系，而且，这些国家越是强大，彼此间的关系越是稳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东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文化和经济大国，但从未将向周边扩张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4】 康灿雄先生提出的最大问题是：为何近代以形式上平等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仅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还带来大量实质上的不平等？为何形式上存在非对称等级的中华天下秩序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和实质上的平等？ 这是因为，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欧洲所谓的文明国家只是解决了平等的谈判仪式问题——在这里形式重于事实！而当形式的平等成为法律依据的时候，所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实质上没有消除战争发生的条件，有时还推动了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如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西方的和平条约其实不过是一种最终的妥协形式。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陈利博士甚至认为，主权平等、普遍正义是现代国际法和外交的两大根本神话，它们作为殖民掠夺的遮羞布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利用。他写道：“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帝国之所以要求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以及自由贸易、旅行及传教等所谓自然法上的权利，是因为深受从欧洲中心主义论衍生出来的文明、主权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等话语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他们在索取这些权利的同时拒绝给予中国同等的权利和优惠。而主权平等（equal sovereignty）与普遍正义（universal justice）这两个话语体系作为现代国际法和外交的两大起源（起源，这里翻译为根本或源头更为准确——笔者注）神话（origin myth），在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过程中得以被构建和利用，但同时又在中国遭到了挑战。”【5】 现代国际关系是由西方国家塑造的，其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伊始，就认为自己拥有来自上帝的普遍真理、宣称自己对其他非基督教族群拥有普遍的权利和主权，这构成了欧洲殖民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的法理基础。在西方基督徒眼里，他们在非基督教世界进行传教和贸易是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权利，发动战争就是合理和正义的——当然发动战争的条件是西方有足够的实力战胜所谓的“异教徒”。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服从当地的治理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进入西太平洋的最初300年里，中华天下秩序始终能够维系的原因所在。 当1840年英国有足够力量打败中国的时候，天下体系就在亚洲崩溃了，从此东亚及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新战国时代，至今我们都看不到这一暴力循环体系的终点。可以预见，21世纪，战争将以更为激烈复杂、同样野蛮惨烈的形式在西方过去500年塑造的世界体系中上演。 摆脱西方战争死神诅咒的现实主义途径，是恢复近代以前由稳定的政治重心构成的多极世界体系——各极由核心国家稳定地区局势，如同天下体系中的中国一样。否则，人类只能在“争夺－仇恨”的循环中毁灭自身——这是和合天下的中华文化对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启迪！
注释： 【1】钱穆：《讲堂遗录（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285页。 【2】孙星群：《言志·咏声·冶情：〈乐记〉研究与解读》序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4】【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5】陈利：《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8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