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损有余补不足的哲学意义，《老子·第七十七章》阐述得最为清楚。上面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文中将损有余补不足称为天之道，天道就如同拉弓射箭，抬得太高的，就要让他低下些，抬得太低的，就举高它，以便保持平衡。这也是中医的核心理念，通过对体内的有余和不足的调节，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

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记有一则黄帝与岐伯间的对话，主要是就讲“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故事说：“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衡为准则。”（原文：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损有余补不足用于治道，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注重社会系统的差序有关。我们的先贤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 只有站在整体的角度去调节才能实现社会系统的平衡；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正好相反，它假定人与人之间的能力都是平等的，但这只是“假定而已”，这种缺乏现实基础、凭空假定的结果是社会必然出现阶层鸿沟，甚至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盐铁论·轻重第十四》形象而雄辩地指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家行损益之道的重要性，上面说，池塘里有猵獭，鱼类就不得安宁，国家有了豪强恶霸，百姓就吃尽苦头。所以，茂密的树林下没有繁盛的青草，大土块里长不出好的禾苗。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肃清奸邪，铲除豪强，这样，百姓才能贫富均平，安居乐业。张廷尉修改法令，用严法来治理天下，制裁奸商恶霸，消灭兼并土地的歹徒，使力强的不敢欺负力弱的，人多的不敢欺凌人少的。大夫君桑弘羊想方设法，筹集国家费用，垄断天下盐铁等项利益，以排挤富商大贾的势力，用买官、赎罪的办法，来削减有钱的人，补贴贫乏的人，从而使百姓贫富均平。所以用兵东征西讨，没有增加税收而费用仍然充足。但是，损彼益此之道，聪明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原文：水有猵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中国哲学重差序的观念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根——礼制。《礼记·曲礼上第一》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乐记第十九》也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

《管子·乘马第五》的作者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差序的存在，一个社会才能完好地运行，但这种社会差序一定要公正。上面说：朝廷是仪法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是有规可循的。（原文：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