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这里讲治国的应因之道，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为无为”。因为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政府及时干预——这才是轻重之术的精髓所在。所以司马迁在上面的引文后面接着就讲，除了要将经济蛋糕作大（“原大”），还要用轻重之术，调节“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市场，他认为这是管子相桓公，称雄天下的原因所在。上面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原通“源”——笔者注）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文意：《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

轻重之术不断强调“调通民利”“调民利”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由于人的禀赋不同，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国家必须具有调控市场的强大力量。像今天世界各个主要国家这样，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只会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发行货币，掠夺自然资源，将财富蛋糕作大是不行的——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市场本身具有复杂的结构，这样管理经济，实为死路一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如果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正反馈功能，商业阶层必然垄断市场，导致贫富不均，社会结构失衡。这时仅靠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不行，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分配。《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写道：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控制民众。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财利大量流失，这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花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还哪里谈得上国家大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更明确地指出，国家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这样才能“调民利”。今天有人看到国家干预经济，动不动就以“与民争利”为由大加反对。这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国家与“富民争利”，目的是让富人与“人民争利”，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引管子言曰：“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会清静；市场清静，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原文：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通“裁”——笔者注）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 ）

市场不能调控，经济失衡，必然导致政治失衡，阶级分化，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若国家经济由商业阶层垄断，就会出现一国二君二王，利出二孔三孔的情况，结果是国家的衰亡。《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上有一则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抑制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消耗。”（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的危害，是从经济、军事的角度说的。文章形象地指出：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商人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原文：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实际上是主张“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富民强国，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及时防止市场失衡。反观一下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西方世界，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政治上有产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其衰亡的命运似乎很难扭转，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隘其利途”。

面对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的特点，既然国家要“调通民利”，调控市场，那么其调控目标是什么？

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轻重之术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