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翟玉忠先生应邀参会并提交了《东西大合流——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收入大会论文集。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世界上不同事物只有融汇、和谐才能产生发展，如果同质化，则无法持续发展。

对于文明也是一样。人类诸多伟大的文明巨流，常常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碰撞、融汇之中。从文明长时段、全球宽视野的“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东方最古老的文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当代最具革命性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交流互鉴的结晶——那是东西方文化波澜壮阔的大合流！ 

一方面，马列主义深深改变了中国及中国文化，将导致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丰富和推进了马列主义，形成与时俱进、开创人类新局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者包括马列主义改变了中国国运之千年弱势；马列主义激活了中华治道（王道）；马列主义理论工具丰富了中国文化等等；推进马列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文化资源包括：天下为公的普世和平（大同）理念之于公有制的建立；阶级合和之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于社会主义国际运动等等。

兹分述如下—— 

1840年以后，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救国救民，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

“存”的关键是富国强兵，打败侵略者。要富国强兵，就要有强大的近代工业体系。

在列强环伺的情形下，什么样的治国理念能够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时代必须回答的最紧迫问题。 

将经济、法律看成“小道”的传统儒家理念肯定不行。儒家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完备的思想资源，这成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腐朽的儒家文化——宋明理学的深层动力。 

于是，国人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从清末到民国，西方议会民主制试过了，不行；德意法西斯主义试过了，不行……最后，中国人民选择的马列主义，成立新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

执政者不再是空疏的儒家士大夫集团，而是实事求是，敢于直接抓枪杆子、钱袋子的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由空疏转入务实，这种变化，一举改变了唐以后国运之千年弱势，其对历史贡献之巨大，无论怎么浓墨重彩地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 

是从农村最基层开始，肃清了以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儒家士大夫——乡绅。解放后又很快延伸到城市，重建了基层政权和中央政权。毛泽东牢牢抓住了中华大一统的实质：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工商金融统一领导，并让这种领导力深入基层单位。因为基层精神、物质的动员力才是国家强大之本。韩毓海教授写道：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强化，就源于商鞅变法时提出的‘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户籍什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代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

“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2】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主张恢复所谓的“乡村自治”，“乡贤政治”。读史可以明智，这些人应该认真学习一下中国革命史！

在一个农业大国重建基层，关键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仅孙中山看到这一点，列宁看到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

真正实践这一点的，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取得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后盾，也是中国工业化，通过统购统销等手段，内生性积累工业资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这一切，都使中国政权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乡村、社区。中央大一统体制得以巩固，中华复兴之路由此开始！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激活了中华治道——其核心是大一统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