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触发了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而中华大道的四大突破必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航向、新模式。“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道在帝先，超越了排他性一神教的神道设教，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内圣外王不二，天道人事不二，突破了西方科学割裂主客、还原的方法，如实探究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功外王的整体规律；建中立极，选贤与能找到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避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劫持政治权利；无为而治指的是避免私志碍公道，嗜欲枉正术，倡导以大公无私之心，积极有为，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1943年，中华民族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四大发明”一说，认为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创新。

今天，“四大发明”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尽管科技史告诉我们，“四大发明”技术的改进和传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对于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笔者认为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四大突破”更为重要。直到21世纪信息时代的今天，西方人还没有完成这种突破，他们以及中国西化的知识界也不能理解这种突破——别说应用了！

“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道在帝先，神不胜道

从四、五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开始，人类就有了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原始信仰多神，与先民所处的环境相关。世界各地古老的洞穴壁画表明，如同今天残存的萨满教一样，大型动物神在早期人类信仰中意义重大。

多神教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的信仰。随着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大型政治组织出现，多神教在凝聚社会认同上的弱点突显出来。

如何超越多神教的局限性，文明史上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排他性的普世一神教，二是超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前者指亚伯拉罕一神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加帝国和古埃及阿赫那吞太阳崇拜的路线，后者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路线。

三、四千年前，中国先贤就认为人的德行力量可以超越神。超越神不是否定神，而是认为神的后面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形而上形态——道。《老子·第四章》描述了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不知如何产生了道，但他在天（上）帝之前就存在。

据《史记·殷本纪》，帝太戊在位时，朝堂上不知怎得冒出桑树和楮树，一夜之间竟然疯长到双手合围那么粗，于是帝太戊问当时的宰相，伊尹的儿子伊陟。伊陟说，“妖不胜德”，只要施行善政，德行不亏，人的德行定会战胜任何神妖。所以后世就有了“神不胜道，妖不胜德”的说法。（《新序·卷第二·杂事二》）

道在帝先、神不胜道，先人事、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突破。应该看到，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广大地区，排他性一神教信仰仍居于人们生活的中心。

全球化时代如何超越排他性一神教的宗教边界，实现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性的、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超越宗教的宇宙人生大道，为我们展开了一条走向未来的新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大道观念使中国历史上没有陷入一神教世界残酷的宗教战争。在道的视野之下，不同宗教只是适应于不同族群心性特点的教化——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不可能建基于某种排他性宗教，只能建基于包容万有的大道！

 二、天人不二，内外不二

道与西方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隔离主体与客体，不是如西方科学一样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道描述的是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