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写《资治通鉴》之后，司马光说了一句话“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历史上的那些记录，有违反我儒家正统道义的，一定要把它斧正。这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的取舍。再以《轮台诏》《盐铁论》文本为作证，可见《资治通鉴》中所说汉武帝“晚年悔过”，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应该是虚假的。而《资治通鉴》实质上让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将军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们变成了英雄。只有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才没有问题。】 

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来捧场，参加我的新书出版座谈会。毛佩琦教授也到了，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我先做一个主题演讲，请毛教授和各位嘉宾多指正。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把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一、从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的真伪说开去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本书里面，重点对明史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满清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去写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史之前的中国史，我这本书里说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感觉到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地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正史《资治通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正史，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六十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他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和征服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传一种说法：到了汉武帝晚年，他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开始反思，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就开反悔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么一段描述：

征和四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的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他建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所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都赶走。

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被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责。

田余庆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地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的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可能西汉王朝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使这个国家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就会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但《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自己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找几个替罪羊，把执行他之前的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武帝的想法就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算是证据，不能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是在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资治通鉴》里边能在《汉书》里边找到根据，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的，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发布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地反思自己的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的发布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的轮台那个地方去驻军囤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附录)

所谓的“轮台悔过诏”，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跑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他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