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类话题都出现在与黑格尔有关的语境中，而且都包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喜剧”概念：这个概念强调的是被认识到的目的或性格的无实体性，以及被消解掉的矛盾的虚假性。至于所谓“笑剧”，或译“闹剧”（Farce)，则属于“近代喜剧”的一种类型，其中“偶然的乖讹，可笑的行为，失常的习惯和愚蠢的表现”，使得人物失去了像古代喜剧主体那样超然地“逗自己笑”的能力，而落到纯属“逗观众笑”的境地了。[8]
正是在黑格尔－马克思赋予的这种意义上，如果同毛泽东以强大意志发动“文革”的悲剧性努力相比较，那么这场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作为前者的“第二次”[9]，它最终所得到的，可能的确是“一种假象，仿佛所追求的确有实体性的外貌和价值”[10]，除了建立一种脆弱的政治平衡（“安定团结”）之外，无果而终，或“名存实亡”[11]。“‘批林批孔’的运动形式已承载不了它的内容”，“虚妄的言辞是无力左右历史的，只能给历史留下荒诞的记录”[12]，等等——这些判断无不带有把这场“运动”当作一场政治喜剧来认知的成分，而这一点，和（无论官方还是知识界）对“文革”整体作为一个灾难性错误或罪行的评价相比，在色彩上是明显不同的。
但是，就在反讽性地引用并“补充”了黑格尔的话之后，马克思谈到了事情的更严肃的方面——他写下了那段关于“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人们总是不得不“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借用亡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的著名论述。他要强调的是，这类“召唤亡灵的行动”，在“英雄”和“庸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究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还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还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还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13]
应该说，从“儒法斗争”到“批林批孔”，都不仅仅是、或者根本就不是文革的“第二次”[14]，但它却是毛泽东在其暮年，通过表述一场古老斗争的“永恒回复”，实施的一次“召唤亡灵的行动”。至于如何在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差别”之间，为这一行动找到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如何为这一行动建立一种真正完整的叙述，乃至一种理论的认识，却是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并未完成的任务。
本文的题旨，就在于为人们开始考虑这项任务寻找一个可能的视角。笔者认为，作为“批林批孔”缘起之一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