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2005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读者反应热烈。受有关方面邀请，于2005年11月20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其间为推广“刷盘子读书”的理念，做了几场演讲、座谈，还拜会了经济界和科技界的一些代表人物。此次中国之行所见所感，有些在预料之中，有些则在意料之外，感触很多。

 

离与张维迎见面的时间还早，游览北大的“一塔湖图”。以前到北大都是来去匆匆，没有机会观赏这名胜，颇有江南水乡的味道，据说原来是皇家园林。总结与茅予轼会谈的经验教训，我说得太多了，基本上是我在讲，把茅予轼压得说不了话，跟张维迎谈话，让他多说，虚心向他讨教问题。

 

北大光华学院的名声如雷贯耳，实际一见也确实“金玉其外”，富丽堂皇，经济第一学府果然装饰得名不虚传。与张维迎会面在他的办公室。首先还是从我的书开始说起。张维迎说：你的这本书很好，自己对工业生产技术不了解，看后有很多启发。你的不少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你提出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权衡，中国需要多读书，少刷盘子。这样方面很重要。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我不认为我们搞计划经济的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当然，它短期内可能有效，会带来一些相应的进步，但是长期来看，它缺少一个创新的能力，还有就是耗费的资源和能量也太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张维迎回到了他擅长的产权：你的一些分析我同意，但是我自己更相信这个社会最后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激励，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人用自己的积极性去创造这些，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得到认可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需要一个激励制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激励制度就是产权制度。很多人要搞发明需要花费很大的能力，那么这项技术搞出来之后，他有没有能力去占有这项发明，如果没有办法占领的话，谁愿意去做？所以这种短期预期下，人的行为、企业的行为，是与国家的总体预期是相关的。

 

张维迎也反思了改革开放：你书中提出的问题正是我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我担心，经济增长很快，但舞台上都不是中国的企业，全是外资企业在作主角，而中国企业跑龙套，这个我很担心。如果我们能够给民营企业提供好的环境，才是一条正道，可以让他们参与与外企的竞争、对抗，不能对国企报希望。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舆论环境也很重要。我们放弃了技术是一个教训，包括飞机的研制等等。但是我们现在以市场换技术，未必换不来，关键是这个人的谈判能力如何，没有什么换不来得，交易本来就是这样，只要抓住它的短处。他谈到这里我没有随声附和，随口问一句，“裤子怎么没有换来预警机”，张用滔滔不绝绕了过去，没有答复。

 

张维迎谈到了对现实的担忧：现在的中国的很多人对现实很不满，很激情。担心风向会发生改变，担心会受到伤害，形势比人强，改革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去解决（张维迎正处于风口浪尖，我的书中也点名批了他，所以有如此感慨——作者注）。中国需要的是大家理性地去讲问题，去争论问题，“左”“右”的问题辨不出来的，我无意去戴帽子。国家要成长，国民必须理性，国家理性思维的形成……情绪化只能使事情更糟，现在的环境对企业家很不利，要保护企业家，要使我们中国人更科学更理性。要用主流心态看问题，所谓主流心态，是一建设性心态看问题，应该强调的是立，而不是破，听到这里我想看来主流经济学家他还是有自我暗示的。

 

张维迎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虽然中国长期放弃了技术发展：现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希望，中国有一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我们相信100个人中总会有一个聪明人能够想出好办法来的。早期完全可以市场保护，但是现在有很多为难。作为我们有难处，如果没有大幅度开放，那么不能进入现在这个体系，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冲破旧的体制。当年孙中山曾经依靠日本的力量搞革命。应该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现在这样，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现状？现在晚了，但也不要太悲观，中国人的创造力很强，政府能否给聪明人提供机会？（看起来像是说精英们只关心聪明人，他们骨子里从来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他们只要自己得到善待！）那就不要害怕。民族企业要对未来有信心。

 

张维迎侃侃而谈，我随声附和。他对我的主张大面上赞同，我也大体赞同他的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保护和发展民营企业等等论述。但什么是产权，如何保护企业家和发展民营企业，实际有很大区别。但本着求同存异，没有去讨论，也不是短时间会谈能讨论清楚的。张维迎谈到民族产业发展时很激动说了一句话：“我是研究经济的，按道理本来不应该讲民族责任！”他的激动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的迷团，哦，按照张维迎的逻辑“理性经济人和民族人原来是冲突的”。

 

西方经济学讲“理性人”，我很赞同，用“理性人”做基础假设进行严密逻辑推导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如此，比如物理学上把实际物体抽象成没有体积形状的质点，然后研究质点的特性和行为。但是，做为一个现实人、自然人，除了“理性人”属性外，还会有“民族人”属性，即民族立场和感情，还会有“事业人”属性，事业成就就是莫大满足，还会有许许多多其它属性。研究经济学不应该讲民族责任？！我第一反映是：张维迎对经济学的认知已经到了“信”的层次，但还没有到达圆满的境界，他还在讲民族责任，只是觉得不应该。——呵呵，主流经济学家的层次和境界，饶有意味！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微观理论构筑上极尽各种巧妙手段，费尽二十余年心机，偏偏不能成功地把若干愤青从“民族人”转化为“理性人”，仅此一项事实，足可证明所谓“理性人”假设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无论从适用人群还是从适用领域均有限）——而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执著地顽固地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真理推广扩大到荒谬的地步，甚至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制定某些政策的最核心理念，最高理念，全然不顾事实和逻辑，其对科学精神之背叛，令人发指！

 

所谓的“信”，是把某种理论当教义，按照教义来塑造现实的人和事。我们可以观察宗教信徒的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教义，然后圆满进天堂。物理学研究没有体积形状质点，但物理学家不会把自己塑造成没有体积形状的质点，也做不到。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弹，一样可以讲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竟然用纸面上的“理性人”假设去塑造现实人、自然人，把其它人的属性都当作罪恶，需要去掉，我顿时感到毛骨耸然。我对经济学家有几段认识，先是觉得他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确实数学水平极差；然后意识到他们没有“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往坏了说可能是贩卖皇帝新衣的骗子。现在，意识到他们实际是神功大法的修炼者。

 

于是，由他们指导的中国改革遵循如同神功大法一样的逻辑，就是贯彻不够彻底，需要继续修炼。医疗改革失败，是因为没有彻底贯彻市场；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学习领会贯彻西方经济学不够彻底。中国人也中了神功大法的流毒，原来没有多大问题，修炼之后病情越发加重了，反而越发相信神功大法，更加虔诚修炼，病情加重的原因是自己先天体质不好，以前造了孽有原罪。

 

茅予轼和周其仁则已经修炼圆满了，完全就是一个“理性人”，没有“人”的其它属性了，上午与茅予轼会谈时怪怪的感觉现在有了答案。“民族人”对于他们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茅予轼能理直气壮讲“抵制日货很愚蠢”，崇尚秦桧经济学，从而根本不顾忌广大爱国愤青的热烈反应。张维迎的民族情感还没有被“理性人”磨灭，这一点就很让我感动，后来听人说起，张维迎这一点上与其它经济学家不同。而实际上只要还有点民族情节，方式方法都好讨论。

 

张维迎谈到了现在多发的矿难、事故，是因为产权不明引起的，矿主的产权没有很好保护，产权预期不明，所以不敢加大对安全的投入，抱着捞一票就走的心态。听着他的“产权万能论”，尽管不熟悉煤矿产业但我心里在嘀咕。谈到经常被人质疑的GDP增长真实性问题，张维迎认为是真实的：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增长很快，外贸进出口额做不了假，国外也有统计；储蓄增长很快，储蓄率也很高，这也做不了假。我回答他：我不怀疑中国GDP增长真实性，2005年很明显中国外贸的历史顺差达到历史高峰，可是今年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感觉。中国进出口特点是高进低出，进口高价品出口低价品，中国的国际加工只挣了“血汗钱”。张维迎插话说这是公平的，国际贸易自由市场愿买愿卖。我继续说，我不讨论公平问题，对此兴趣不大。从货币金额角度，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致平衡。但从物质能量角度是极端不平衡的，进出口的物品都可以折算成基础物资，中国是高进低出，那么中国进口一吨物资，可能需要出口100吨物资。中国经济是在货币金额上高速增长，但真正有价值的物资却大量流失了。我们住的房子，用的各种消费品，都是物资做出来的。但现在物资没有了，于是我们买不起房，也消费低迷，所以国家外汇和储蓄快速增长。为什么矿难频发，根本原因是物资流失撑到了资源极限，也没有多少剩余物资用于改善安全。饼就这么大，如果多切一些改善安全，其它地方就捉襟见肘。同样的GDP增长率，中国日本有本质不同。日本是物资净流入，随着日本领先世界平均技术水平越来越大，物资净流入也越来越大。即使日本现在GDP增长缓慢，但物资净流入是不断扩大的，日本的实物物价水平实际已经与中国差不多。中国则不同，GDP高速增长伴随着物资大量流出，中国与世界技术差距越来越远，物资流出速度越来越快，不可遏止。于是我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也没有着落，各种生活所需的水电气等基础物资都要涨价，因为物资没有了，出口了。所以中国GDP越增长，与日本的差距越大，国民越来越不满。张维迎听着我的物质能量的进出口新论，似有所悟。

 

还谈到了大学生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张维迎认为：只要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造就业机会，就没有问题。过去90年代以前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但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大众教育，但是许多大学生还自认为是精英，这很可怕。我当时就在想：确实，大学学费是按照精英标准收的，出来却不是精英，这不满的能量确实让人害怕。对于贫富差距问题，张维迎认为：即使工薪阶层收入差距都很大。对于高层管理管理和技术人员，工资低了会出国或者到外资企业；如果提高底层工资，企业利润就这么一点，企业会倒闭破产，人员会失业。提高底层工资，实际是损害了底层的利益。总之缩小贫富差距没有现实可能，也不用想怎么去解决,反正要君子固穷。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得很有道理，按照工程上的行话就是，大方案大方向错了，具体细节具体步骤每一步都有道理，构思都很精巧，合成就没有道理了。当然，不便与他争执大方向问题。

 

整个与张维迎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毕竟有很多共识，张维迎的民族情感也让我感动。张维迎倡导主流心态，提倡“立”。但他回顾的整个改革历程都是“破”，引进外资是为了“破”原来的体制，现在拿外资也没有办法了。也不想想，以为外资都是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建设理想的体制？！投资是要回报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幸好孙中山革命失败了，卖国贼的帽子让袁世凯戴了去，他给日本的回报比袁世凯的21条更优厚。难道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体制就可以贩卖民族利益？！张维迎不认为过去的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技术进步和创新，耗费的资源和能量也太大。但问题是现在完全拿不出能和过去相提并论的东西，物资在大量流失，成为经济殖民地。过去的体制是被“破”了，但新体制“立”在何处？从张维迎嘴里听到的都是“信”，相信这相信那，科学精神安在？靠“信”指导中国改革，面对现实却束手无策。问题是国民还“信”吗？经济学家可以把经济学当作信仰，不需要在现实中检验，但普通国民却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经济学的实施效果，现实与“信”反差太严重，更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