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开读书会，大家在西式理论与中式现实之间讨论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问题确实重要，我个人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首先，理论是怎么建构起来的以及它有什么特性？理论的建构是对现实的抽象和总结后慢慢建构起来的，这就是说它有它生长的土壤和根基。理论在被理论家所建构和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真正的现实，这种现实的存在是理论家思考和回应的对象；二是理论家所把握和感知到的现实，这与真实的现实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理论家或者学者在吸收把握或筛选现实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其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态度，整个学界的状况甚至是个人的感情喜好等等；三是理论家用语言所表述出来的文本的现实，这与他们所感受和把握的现实之间又有了一道坎，同时也与语言这个工具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我们阅读的西式理论书籍而言，也许还有一个阶段，那就是译者对于原作者的理论的转译后的现实，每个做学术翻译的学者都不是在纯粹的是做文字翻译工作，而是将自己对原作者的理解渗入到自己的译作之中。这大概是我们现在所阅读的西式理论建构起来以后摆在我们面在的模样，也就是他们的建构过程。由此观之，我们所阅读的理论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转手，它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再解读。同时，从这个方面来看，理论也许有一下几个特性:一个是建构性，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来自与现实，但不是现实本身，是理论工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并被其他人转译或者再解读的结果；二是滞后性，理论建构工作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转译和再解读，它离理论原来建构时所回应和面对的现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上的差距；三是部分的排他性？这个我个人还不确定，但总是感觉到理论既然是通过上述所说的过程所建构起来的，那就没有普适的理论，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适用的范围和时间。

    其次，让我们回到中式现实的问题。正如上述，西式理论本身就是对于其建构的当时的西式现实的回应和抽象，加之理论本身的几个特性，其建构起来以后要想对西式的现实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和解释也是不完全的，作用和适用性都是有限的，这不是对其苛求，而是一种事实，它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又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自我。而经过很多人转译和再解读的西式理论到达中国以后，它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是否我们看了很多的西式理论的书籍以后就一定会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和理解？我看不一定。已经说过，西式理论要对其产生的背景的西式现实做出完全的回应都是困难的，而经过转译和再解读并且又不是产生在中国本土的西式理论怎么可能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全面的解释呢？当然它给我们思考我们的问题提供了很多的启发和一些新的角度。其实说到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在读书（特别是西式理论）时的一个心态问题。我们也许不要指望我们读了好多的西式理论书籍就真能对中国的现实做出客观的解释，也不要指望把那一套理论拿过来就能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更不应该用西方的理论来硬性的切割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这是切记要记住的一点。我们读西式理论，一方面是要培养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是要从他们的研究中批判吸收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绝不要盲目崇拜西式理论，也不要因为看了西式理论而无法将其“还原”到中国现实而苦恼，因为这个问题都是个假问题，西式理论本来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那样的责任。